1935年发现的广州管圆线虫,为何冠广州之名?

一条雄性线虫。摄影：Punlop Anusonpornperm（CC BY-SA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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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平时在新闻或科普文章中看到“广州管圆线虫”这个名字（一种寄生虫），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它可能跟广州有关，也许是一种在广州发现的虫子？”……

但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谁最早发现它？又为什么会叫这么一个有些拗口的名字？其实，背后有一段相对严谨、也是比较典型的科学命名过程。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小编基于近日阅读的集篇文章，撰写了一篇小文分享如下，欢迎留言、指正。

▲上图：广州管圆线虫病的生活史。图源：Griffin, C. D., Ezenwa, V. O., & Cowie, R. H. (2025)

引起人畜共患的寄生虫病的祸首

首先介绍一下背景：广州管圆线虫病是一种人畜共患的寄生虫病。这种病的元凶，就是广州管圆线虫的幼虫，它们会侵入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引起一系列令人不适的症状，包括头痛、头晕、发热、颈部僵硬，甚至可能导致面神经瘫痪。在更严重的情况下，这种感染甚至可能引发痴呆乃至死亡。

这种病的潜伏期一般在3~36天之间，平均约为16天。不过，也有少数病例比较特殊，患者在吃了被感染的螺肉后，短短几个小时内就可能出现腹痛、恶心等症状。2006年，发生在北京的蜀国演义食品安全事件，就是源自没有煮熟的福寿螺。

从传播角度来看，一些常见的螺类（不只是福寿螺），是广州管圆线虫主要的“落脚点”，它们在这些螺体内寄生并进一步发育。

这些常见的中间宿主包括：褐云玛瑙螺、福寿螺、皱疤坚螺、短梨巴蜗牛、中国圆田螺和方形环棱螺，等等。除了直接寄生在这些螺类体内，广州管圆线虫的幼虫还会“转寄生”到其他一些动物身上，比如蛙类、蜗牛、鱼、虾、蟹等。这意味着，如果这些动物吃了受感染的螺，它们自己也会携带寄生虫，从而增加了人类感染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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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外来入侵物种褐云玛瑙螺标本。摄影：Linda Wong©️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上图：福寿螺和它的卵块。©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上图：上图：中国圆田螺（学名：Cipangopaludina chinensis），又称田螺、石螺，是淡水生态系统中常见的一种软体动物。它们属于田螺科圆田螺属，分布广泛，在亚洲许多地区的湖泊、池塘、河流等水域都能见到。中国圆田螺是移睾棘口吸虫、广州管圆线虫等寄生虫的中间宿主。©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摄影

▲上图：方形石田螺，也称为方形环棱螺（學名： Sinotaia quadrata）。采集自湖北武汉一个淡水湖泊。©Linda Wong |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广州管圆线虫”的学名叫Angiostrongylus cantonensis，是目前人类嗜酸性脑膜炎中较常见的病原体之一。它并不是近年来才出现的新物种，实际上，它最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被发现了。

而它的这个名字，正是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命名体系的规范而一步步形成的。

▲上图：中国科学家陈心陶是中国近代寄生虫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血吸虫病防治领域的杰出贡献者。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进修比较病理学，1931年获哈佛哲学博士学位。他的一生致力于科学研究和医学教育，为中国乃至世界医学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图源：网络

故事的开始，要追溯到1933年。

当时，中国科学家陈心陶在广州进行寄生虫调查时，在一种常见的老鼠——褐家鼠的肺动脉中发现了一种线虫。这种线虫之前没有被描述过，也就是说，它可能是一个新物种。陈心陶将其从鼠体内取出后，进行了详细的观察，包括它的体型、器官结构、虫卵的形态等各方面，并记录下来。

在当时的条件下，还没有DNA测序等现代技术（不像今天），寄生虫的分类主要靠显微镜下的形态特征。陈心陶根据这些特点，判断这是一种以前未见过的寄生虫种类。他考虑到这种线虫主要寄生在肺部的血管内，于是给它取了个名字叫Pulmonema cantonensis。这个名字分为两个部分，Pulmonema是陈心陶自己设立的新属名，“pulmo”在拉丁语中意思是“肺”，而“nema”是“线虫”的意思；cantonensis则是用来表示发现地点的拉丁化形式，即广州（当时英文写作Canton）。翻译过来，大致可以理解为“广州肺线虫”。

1935年，陈心陶在法国《Annalesde Parasitologie》期刊发表论文，将其正式描述为新属新种，命名为“广州肺线虫”（Pulmonema cantonensis），这是该线虫被学界公认的定名时间。

这个名字，在当时是符合科学命名规则的，采用了属名+种名的标准格式。属名用来反映虫体的一些基本特征，种名则常常和地理、发现人或某些特殊性质有关。于是，这个寄生虫在科学文献中被记载为Pulmonema cantonensis，顾名思义，也就是说，“产自广州的肺部线虫”。

▲上图：鼠是多种疾病的宿主、传播媒介。上图是一些传播疾病的媒介，如西伯利亚花鼠、达乌尔黄鼠等等的标本。©Linda Wong摄影 |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但科学命名不是一成不变的，尤其在生物分类学领域，随着研究的深入、技术的进步，原先的命名可能会被重新评估、调整。到了20世纪50年代，一些寄生虫学者在研究这类线虫时发现，这种虫子在结构和生态特征上，与另一个早已有记录的属——Angiostrongylus更为接近。

Angiostrongylus这个属的意思，其实也很好理解，“angio”是“血管”的意思，“strongylus”是“圆形蠕虫”，也就是说，这是一类寄生在宿主血管里的线虫。而广州发现的这种虫子，刚好也是寄生在老鼠的肺动脉里。从显微结构、发育过程、感染路径来看，它和Angiostrongylus属下的其他成员差别不大。

于是，1951年，一个意大利寄生虫学家Biocca重新检查了这一物种的标本，对它的分类地位做了修正。他认为陈心陶当初设立的Pulmonema属与Angiostrongylus属在定义上过于接近，没有必要另设新属，因此将其归并到了Angiostrongylus属中。这样，原来的Pulmonema cantonensis被更名为Angiostrongylus cantonensis，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见的学名。

这其实是科学分类中非常常见的一个做法。命名权属于最早发现并描述的人，但归属哪个属则可以随着研究的深入而改变。也就是说，种加词cantonensis保留了下来，以表明这个物种最早是由陈心陶在广州发现的，而属名则根据后续研究进行了更新。原始命名并没有被“否定”，只是根据后来的理解重新调整到了更合适的位置。

从那之后，这个名字逐渐稳定下来，并被世界各地的科研人员广泛使用。中文名“广州管圆线虫”是Angiostrongylus cantonensis的意译，也就是根据学名而来的。它的“广州”部分直接对应种名中的cantonensis，“管圆线虫”则是Angiostrongylus的通俗表达方式——寄生在血管中，形态呈细长圆管状，属于线虫纲。

随着时间的推移，广州管圆线虫逐渐成为全球寄生虫学领域的研究重点之一。原因之一是它不仅寄生于老鼠体内，还可以通过中间宿主——通常是福寿螺、蜗牛等软体动物——传播给人类。虽然人类不是它的正常宿主，但在误食带虫的螺类或被污染的食物后，幼虫仍然可能进入人体并引发疾病。

▲上图：广州管圆线虫（Angiostrongylus cantonensis）复杂的生命周期。图源：Griffin, C. D., Ezenwa, V. O., & Cowie, R. H. (2025)

这种疾病就是“嗜酸性脑膜炎”，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近年扩散到美洲一些地区的报道中，都有与它相关的病例。人在感染后，常常表现为剧烈头痛、颈部僵硬，有时还会伴随呕吐、发热等症状。严重时，甚至可能影响神经系统，引发更复杂的后果。由于虫体在人体内不能完全发育为成虫，所以治疗上也比较复杂，多以支持疗法和对症处理为主。

这也是为什么，公众对“广州管圆线虫”的关注逐渐增多。从公共卫生角度看，它是一个重要的食源性寄生虫，跟饮食习惯、食品卫生密切相关。尤其是在一些地区存在生食或半生食螺类的习惯，就可能存在一定的传播风险。

当然了，从命名的角度来看，“广州”只是表示这个寄生虫最早被发现于广州，并不意味着它只在广州存在、或流行。

事实上，广州管圆线虫如今已经在包括中国南方、东南亚、太平洋岛屿，甚至美洲的一些地区都有发现。它的传播与气候、生态环境以及人与动物的接触密切相关。

在生物学中，尤其是对新物种进行命名时，将发现地点融入到学名中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做法。如前面讲的，广州管圆线虫的确是上个世纪30年代由中国寄生虫学家陈心陶教授在广州的老鼠体内首次发现并详细描述的。这个发现是奠定后续研究的基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从国际上看，许多生物的学名中都包含了地理信息，比如以发现地、模式产地、或与其地理分布相关的区域命名。这有助于快速识别和溯源，方便全球科学家进行交流。比如我们常见的“中华鲟”（Acipenser sinensis）。

笔者承认，生物学上的学名，如“Angiostrongylus cantonensis”，其核心目的是精准识别和分类一个物种，方便全球科学家进行交流和研究。不过，笔者觉得，作为一名普通民众，我们在听到“广州管圆线虫”时，很自然地会把“广州”和“疾病”、“危险”联系起来。这种直观的联想，可能导致一些人产生误解，认为这种病“只存在于广州”或“源自广州”，甚至对广州的形象产生负面印象。

讲真，这并不是个例，历史上，“西班牙流感”、“非洲猪瘟”、“中东呼吸综合征”等疾病，都曾因地名命名而引发类似的地域性污名化讨论。所以说，把疾病与特定地名关联，哪怕真的在科学上有其依据，在传播过程中，却也可能引发误解、负面情绪。

要消除这种潜在“污名化”的关键，恐怕还是需要有效的科普教育。可以把焦点放在如何有效预防疾病上，例如强调生食风险、食品安全等，让公众关注如何保护自身健康，而不是过度解读这个名称。

思考题·拓展思维

Q1、当前拉丁学名体系在命名中大量使用地理标记（如“cantonensis”）是否已经难以适应全球化下的公共卫生传播现实？在科学命名系统中，是否有可能引入新的机制，以减少不必要的地缘标签负面效应，同时不牺牲可追溯性与分类准确性？

Q2、广州管圆线虫的传播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如外来物种引入、饮食运输链扩展等）。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地理发现命名”是否正在掩盖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应该怎样用分类、以及命名语言，反映物种在“人为生态系统”中演化和传播的轨迹？

Q3、随着基因组时代到来，广州管圆线虫这一类群内部存在的形态学种与隐存种的界限是否仍应依赖传统形态分类标准？你认为，是否应该推动一种“基因型主导、形态兼顾”的动态命名体系，以更好应对复杂生命周期寄生虫种群的快速适应性变化呢？很想听听基因科学工作者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