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刚满二十一岁，从四川老家出来的时候口袋里有三百块钱以及一张皱巴巴的地址。深圳冬天不是很冷，但是厂房里铁架床睡起来很不舒服，我接连换了三个工地，在罗湖租了一间铁皮房。房东姓周，大约四十岁左右，短发，走起路来风风火火，早年间男人外出打工了，
留下两栋农民房用来出租，大家都叫她周姐。
腊月二十七的时候，工地放假了，工友们挤在火车站买票。我正在收拾东西的时候，周姐敲开了我的房门，手里拿着一袋砂糖橘。“小陈”，她靠着门框，声音比往常要低，“今年春节不要回去了，在我这儿吃个年夜饭怎么样。”一个人是很孤单的。
我本想拒绝，但是看到她眼中的光芒如同忽明忽暗的烛光一般，最终还是点了点头。除夕那天下午，我把仅有的一件干净衬衫穿上，又买了瓶珠江啤酒上楼。周姐房间里贴着红窗花，桌子上的白切鸡、酿豆腐，砂锅里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穿的是深红色毛衣，烫了头，比平时温柔一些。
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她就打开一瓶白酒喝了。我不常见到她喝酒，但是她一杯接着一杯地喝，脸都红了，筷子在碗边敲得咚咚响。电视里正播放着春晚，小品演员的声音热热闹闹的，她突然拿起遥控器把声音关掉了。屋内一下就静悄悄的了，只能听到窗外的烟花闷声爆炸。小陈，她说，“你知道吗？”十四年前我嫁过来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个除夕夜，我男人说以后每年都会陪我守岁。
第三年他就不再回来了，说深圳挣钱容易，在蛇口做生意。后来生意越做越大，人也就跟着别人跑了。她笑得很难过，比哭还让人心疼，“离婚那天是腊月二十九，法院的人下班很早，我在路边摊吃了一碗云吞面，看着别人一家子提着灯笼经过。”房子很大，但是已经十年了，年夜饭还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吃。
她的声音越来越抖，突然放下杯子趴在了桌上，肩膀一抽一抽的，呜咽声埋在胳膊里。我今年40岁了，抬起头的时候脸上都是泪痕，指着窗外万家灯火说，“你看满城的灯，有哪一盏是在等我的？”找不到说话的人，租客们来来往往，并没有记住哪一个。
站起身来以后就靠在窗前，用额头贴着玻璃，呼出的气息使一小片地方起了雾。我坐在地上不敢动，手里全是汗。这时我才明白，平时雷厉风行、收租时不肯少收一分钱的女房东，私下里被我们称为“铁娘子”的她的心中藏着一座结了冰的城市，每年每月每夜都没有人为它点亮一盏灯。
后来她因为哭泣而感到疲惫，在沙发上睡着了，毯子掉落到地上。轻轻给她盖好被子，关闭电视机，把碗筷放到了厨房里。窗外的烟花还在响个不停，红的、绿的光芒映照在她的脸上，那些皱纹好像一下子变软了似的，就如同一位脱下了盔甲的普通妇女。早上我熬好了粥，她起来的时候眼睛还是肿的，看着我愣了一会儿之后突然笑了起来，
对我说了句“谢谢小陈”。从那以后我就住在她那儿五年，直到结婚才搬出去。
每年除夕的时候我都给她打电话，有时候她说在打麻将，有时候说在旅游，声音听上去很热闹。但是我一直记得那个夜晚，记得她把脸埋在臂弯中哭着说“哪一盏灯是在等我的”，也记得我当时暗暗发过的誓：不管以后走多远，
每年这一天总会有一个人会记住去问一声她，新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