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深圳越过1800万——净流入超大特大城市与全国人口流动的新格局

人口减量时代的城市分化

这四年，深圳的人口变动呈现出了一条清晰的V型轨迹。2022年，深圳常住人口减少1.98万人，是建市以来的首次负增长；而当年全国总人口也出现自1962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两条曲线同时探底。此后深圳人口逐年回升：2023年增加12.83万人，2024年增加19.94万人，2025年增加25.90万人，增量逐年放大，与全国人口总量持续下行趋势形成了鲜明的“剪刀差”。

从人口结构上看，深圳2025年城镇常住人口占比高达99.79%，城镇化率提升空间极为有限，这就意味着新增人口几乎全部来自跨区域的机械流入，而非由农村人口就地市民化所贡献。换言之，深圳的人口增长实质上是在全国人口存量里竞争获取的份额，是一种纯粹的、跨地域的人口再配置过程。

要理解深圳人口的上升轨迹，必须先理解它所处人口发展转型的宏观背景。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对比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少儿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趋于减少，老年人口持续增加：0至14岁人口五年间减少约3902万，60岁及以上人口五年增加约5720万，人口总量进入平台期之后的缓慢下行区间。从区域层面来看，内地31个省级单位中，有24个常住人口数量减少，人口减少成为多数地区常态。

2025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668.6亿人次，创历史新高，而流动人口规模对比5年前却减少了约1794万，说明以新增就业为核心、跨省远距离迁徙的旧动能正在减弱，支撑过去四十年年快速城镇化的人口红利正在经历形态转换。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圳的逆势增长才更显出分量。当多数地方在为人口外流而焦虑时，仍有少数城市持续吸纳人口。全国人口的空间分布，正从普遍弥散转向向少数高地加速聚集。

如果说过去的城镇化是水涨船高，几乎所有城市都能不同程度地分享人口增量红利，那么在当前人口减量的时代逻辑则更接近零和博弈。能够持续实现人口净流入的超大特大城市，正在逐渐收敛为一个数量有限的俱乐部。

2025年，在已公布数据的城市中，全国常住人口增量十强的城市依次为深圳、东莞、广州、长沙、济南、佛山、惠州、杭州、青岛和西安，广东一省独占五席，其中东莞以22.96万的人口增量从上年的第十位跃升至第二位，增长势头尤为突出。广东全省常住人口增加79万，位居全国第一，其中约50万来自省外迁入。这一格局表明，人口正在加速流向少数产业高地，而非均匀铺开，这是人口减量时代城市分化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事实。俱乐部的边界正在收窄，能够留在其中的城市，将在下一轮的区域竞争中占据结构性优势。

图1 2025年常住人口增量前十强近三年人口增量变化

数据来源：地方统计局

深圳全市人口总量突破1800万，背后是深圳1997平方公里狭长版图上的空间极化。从分区看，宝安（约447万）、龙岗（约413万）、龙华（约254万）三区合计承载全市62.7%的常住人口，贡献了近六成的年度增量。福田、南山、罗湖组成的市中心区域虽人口密度最高，但受制于建成区饱和，人口总量已趋于稳态。而其他行政区受限于地形、交通、产业分布等因素，人口总量占比较低。

这种人口分布格局是产业空间布局与居住成本梯度共同塑造的结果。福田、南山等城市中心区，虽然单位面积GDP产出居全市前列，但建成区饱和，新增人口的容纳能力有限。相比之下，宝安、龙岗、龙华凭借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持续需求和相对可及的租赁住房，成为外来劳动力的首选落脚地。在人口总量逼近承载红线的背景下，深圳的下一个命题在于如何引导增量向光明、坪山等人口洼地有序疏解，实现产城融合。

人口集聚的社会学逻辑

为何部分超大特大城市能够持续吸引人口净流入，而其他同类城市未能形成同等规模的人口集聚，城市经济学与城市社会学早有相对一致的解释：人口的空间选择从来不是随机的，而是跟随就业机会、收入水平与发展机会的梯度有序流动。

城市的本质是集聚。集聚通过规模报酬递增，使企业在空间邻近中共享劳动力市场、专业供应商和知识溢出的优势，从而不断降低成本、提升效率。这一机制在珠三角得到集中表现。广东以电子信息为核心的产业集群规模庞大，无人机产量约占全国九成，工业机器人产量约占四成，服务机器人产量约占八成，海量且高薪的岗位构成了对劳动力最直接的引力。深圳、东莞、广州、佛山、惠州五市的新增人口占广东省新增人口的98%，产业版图与人口版图高度重合。所谓“产业高地即人口高地”，背后是岗位密度对人口流向的决定性作用。

更关键的是城市间的协同联动。广佛同城化、深莞惠一体化为代表的都市圈建设，通过交通互联、服务共享等，促使要素在都市圈内部互通，集群效应被进一步放大，进而形成自我强化的良性循环。而基于这一机制，当深圳常住人口趋于承载红线时，半小时交通圈内的东莞、惠州乃至中山能够接续承接产业与人口外溢。深中通道通车后，深圳到中山车程由两小时压缩到半小时，承接空间范围进一步延伸，区域人才流动的版图正被重新绘制。

深圳的特别之处在于，人口规模持续扩张的同时仍然保持了年轻的人口结构。深圳常住人口平均年龄仅32.5岁，14至35岁青年占据近半壁江山。年轻化不只是人口学特征，更是一种生产性资产。当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在有限空间内高度集聚，知识、技能与创意在面对面的高频互动中加速扩散并互相激发。这正是城市经济学所强调的人力资本外部性：个体的边际产出与价值，会因为身边聚集了更多同样优秀的人而被放大。

这一外部性可以从三组事实里读出。从人才存量看，2025年深圳全市人才总量已超719万人，高技能人才达166.5万人，高层次人才超2.8万人。从增量补充看，2025年深圳吸纳超40万名毕业生就业，2026年计划释放岗位超15万个、拟再吸纳超40万名毕业生。从创业生态看，深圳的人工智能领域创业者多为“95后团队”，他们看重的正是这座城市高度契合应用导向创业需求的硬件产业基础与出海优势。

人力资本与产业基础相互嵌套，推动深圳连续三年被评为“最受95后欢迎的城市”。年轻人流入激发创新，催生更多的优质岗位，进而吸引更多年轻人涌入，这一自我强化的循环一旦启动就难以中断。

图2 深圳招聘会现场

图片来源：新华社

人口流动本质上是一种“用脚投票”的空间选择。当居民可以在不同地区之间自由选择，他们便会通过迁徙将偏好投向就业、收入与公共服务组合更优的地方。“广东现象”正是这一选择机制的集中结果。在少子化、老龄化的全国大势下，广东不仅常住人口增量位居首位，且连续多年成为唯一出生人口破百万的省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仅10.3%，远低于全国15.9%的平均水平。年轻的人口结构、强劲的产业引力与相对包容的城市氛围叠加，使广东在全国人口普遍减量的背景下保持了罕见的人口韧性。所谓“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这句旧俗语在新的经济格局里获得了更为坚实的统计学注脚。

繁荣背后的结构性命题

人口净流入是城市活力的证明，也带来了治理层面的深层挑战。当一座城市的常住人口逼近两千万，而其中大多数人并不持有本地户籍时，繁荣的表层下便浮现出亟待回应的结构性命题。

深圳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非本地户籍人口占比已高达70.8%，户籍人口占比不足三成；同为移民城市的东莞，非本地户籍人口占比也接近七成。这意味着，支撑这些城市日常运转的主力人群，长期处在一种不完整的城市成员身份之中。社会学用“半城市化”来描述这种状态：人口虽然进入城市并在城里就业与生活，却没能真正融入城市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体系，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权利仍与户籍地捆绑在一起。过去二十年的城镇化进程，在相当程度上是一场制度整合滞后于人口流动的机械迁徙，底层劳动者将最具生产力的青春献给城市，却未必能获得与之匹配的归属感。人到中年，面对住房与子女教育的双重压力，许多人只能选择返乡，这是净流入城市光鲜统计数字下未被充分计价的社会成本。

正是为回应上述命题，制度层面开始松动。2026年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逐步消除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挂钩的因素，推动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这是一次面向人口新格局的顶层设计，意在打破户籍对公共资源的绝对绑定。这一政策导向与“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教育资源供给”的政策安排一脉相承。

值得强调的是，实现同权的关键不在一纸户口，而在公共服务资源的实际供给能力。当优质公共服务相对稀缺，所谓“同权”极有可能在积分排序等筛选机制中沦为“有资格而无实惠”的象征性承诺。对此，深圳的应对策略提供了一条务实路径。过去五年，深圳在教育领域累计投入约5000亿元，新改扩建中小学和幼儿园980所，新增基础教育学位102.5万个，增量超过此前两个五年的总和；高中录取率由2020年的47.2%升至七成以上。东莞、广州、杭州、合肥等人口净流入城市同样在大规模推进公办学校建设。只有当资源供给增量真正跟上人口集聚速度，户籍对公共资源的垄断才会在实质上消解，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同权才能由制度承诺转化为可感知的现实。

图3 《龙华第一课》便民服务手册

图片来源：龙华区政府

人口净流入不会自动导向均衡发展，它同样可能孕育新的空间分化。来自收缩型超大城市的研究为此提供了一面可借鉴的镜子。对东京都会区的研究证实，不同生命阶段的人群做出不同的居住选择：年轻人倾向于聚集在市中心交通枢纽附近的高密度租赁区，年轻家庭迁向内郊追逐居住质量与教育资源，老年人退向低租金的边缘市镇，这种自下而上的个体居住选择，会在生命历程的推进中层层累积，最终固化为“青年核心、家庭内郊与老龄边缘”的空间极化格局。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研究发现住房产权是塑造这种迁移模式最为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其影响甚至超过地价水平、邻里特征与交通可达性等传统空间变量。

这一发现对深圳极具警示意义。当高房价持续抬高定居门槛，能否拥有住房将日益成为区隔人群、决定其在城市中位置的分水岭。人口净流入带来的活力，与高房价催生的居住分层，可能在同一座城市里同步生长。如何在做大人口规模红利的同时，防止城市在空间上撕裂为彼此隔绝的世界，是深圳及同类高流入城市必须提前作答的结构性课题。

将视野放回四大一线城市，2025年的数据呈现出一幅耐人寻味的分化图景。深圳常住人口增加25.90万，广州增加12.30万并首次突破1900万，二者同创新高；上海增加5.15万，在自然增长为负5.7万的情况下完全依靠外部流入实现微增；北京则减少3.2万，常住人口降至2180万，延续了主动疏解非核心功能的发展轨迹。同为一线，广深领跑、上海微增、北京收缩，说明净流入超大特大城市内部也同样出现显著分层。这种分野并非偶然，它折射出产业吸纳型城市与功能管控型城市在人口逻辑上的根本差异。广深以制造业与新兴产业的旺盛岗位需求敞开大门，京沪则在治理“超大城市病”的约束下调控人口规模。读懂这条分界线，也就理解了中国城市竞争下半场的基本面。

图4 2021-2025年一线城市常住人口数量变化

数据来源：地方统计局

结   语

从抢人数量到配置效率

深圳常住人口突破一千八百万，是一座城市发展的高光时刻，也是一个时代命题的集中缩影。在全国人口总量趋于下降、流动人口增速放缓的新格局下，城市之间的竞争逻辑已经发生实质性转换：从过去比拼吸纳新增外来人口的数量规模，转向能否稳住既有常住人口、降低青年群体的居住成本、提升公共服务与真实居住地的匹配效率，并将受教育劳动力有效组织进高生产率的就业岗位。人口红利并未消失，而是正在由数量型红利转向质量型红利；城市竞争的决胜因素，也从人口规模转向资源配置效率与城市温度。

一座城市真正的吸引力，不在于它的常住人口栏里印着多大的数字，而在于它能否让每一个为它挥洒汗水的人，都分享到城市发展的成果。当产业基础足够坚实、公共服务与居住保障足够可及，人口的汇聚便是水到渠成的结果。深圳的“一千八百万”，与其说是人口增长的关键节点，不如理解一种城镇化范式的深层转换：从劳动力机械流动、市民化进程滞后的传统城镇化模式，转向城市权利实质性兑换、追求人城共存的新型城镇化阶段。

—  撰稿人  —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深圳）研究团队：

陈嫣嫣；倪睿斯

—  参考文献  —

韩峰,李玉双.产业集聚、公共服务供给与城市规模扩张[J].经济研究,2019,54(11):149-164.

汪小勤,汪红梅.“人口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学家,2007,(1):104-110.

陈卫,郭亚隆.中国的人口负增长与人口老龄化[J].北京社会科学,2023,(8):1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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