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系:寻找音乐当中的“深圳性”-我们如何定义自己的声音 · 第二部分

《深圳系：寻找音乐当中的“深圳性”-我们如何定义自己的声音》

第二部分（共五部分）

作者：文海帆

“本文集献给所有深圳独立音乐场景的参与者以及对深圳独立音乐场景感兴趣的音乐爱好者。”

接下来确立独属我们的场景伦理。

当我们在谈论场景文化所展现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将目光停滞于那些显而易见的现象。譬如谁滥用圈子内资源展示傲慢姿态、谁与乐迷发生性关系、或者谁出轨等等。作为笔者我当然认为这些都是实际存在的，影响着我们所栖身于的场景文化的问题。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于：在我目所能及的各种讨论当中最常出现的往往是以某种道德观念作为出发点的、征讨式的批判。至少在我看来，这就是这类事情往往不了了之的一部分缘由。

当人们不去思考出现这类问题的原因，而反复利用一套朴素道德论断去同这类明显的、具备文化性质的不公正来作对抗时，这些不公正的结构性就会被掩盖；人们越是滥用这一套先验的道德正义叙事，越是无法解决结构性的不公正问题，这一点将在后文得到佐证。因此，本章节将承载两个主要目的：其一是去阐释我们在过去如何应对我们场景当中的不公正，其二则是反思深圳场景当中我们的不足并确定之后我们将要采取的行动。

首先，我想唤起诸位一定见过的一番画面。那便是在音乐相关的微信群或者朋友圈里时不时出现的各类“瓜条”（即“爆料帖子”），这里面大多是控诉某个乐手举止不端的内容。而在群里人们似乎鲜有针对这些案例在群里进行长篇幅的讨论，尽管我们都知道这些案例需要我们去认真对待，但在人们去转发这些”瓜条“的时候（事实上，包括我先前转发的时候）有相当一部分因素是出于某种程度上的“站队”，而且这种抵制几乎也就停滞于朋友圈或者群聊的转发当中。我自然认同场景里我们对于这些不公之举的朴素正义感，我们固然都不期望我们所处的场景乌烟瘴气。我们要支持这种朴素的，面对不公之举时的正义感。但是一个必须要警惕的要素在于，我们往往会止步于此，往往会以某种“我已经尽到自己应当尽到的责任”的自满来填补这种场景中存在不公正的不安。这种心态使得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时刻止步于此，把这种对于某种场景伦理的坚守凝滞于对于自身价值的考量当中。 这同上文中的“道德正义叙事”同属于一类问题-将一种结构内生成出的问题个人化，以及将其内化成一种个人姿态的体现。场景内有太多的案例提醒我们，在它当中独善其身近乎是不可能的——当我们在采用同一套身份认同以及叙事时，我们不可避免地会被我们身处的语境影响。如果不改变我们身处环境当中的结构性问题；或者说如果我们不主动的去做出实质性的改变去影响我们身处的语境，那么我们身处的的语境就必然的影响我们。

一个浅显而直观的例子来源于你我身边的经验，我见证过太多次某个乐手被爆料出来后在微信朋友圈上往往先会掀起一阵风波。似乎列表里只要和这个”圈子“有些联系的都会选择去一声不吭的在朋友圈转发相关的瓜条，然而在过了一两天后人们的注意力便大多消散。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这种行动上的骄傲自满似乎形成一种近似于赎罪券的作用，人们往往认为只要他们转发了相关的内容便对“场景正义”做出了贡献。但荒诞不经的事实在于，这一类不公正依旧不断发生着，同样的人们也在不断地填补自己的道德姿态；我相信诸位同我一样对这种静止的状态感到不快甚至失望，且听我继续这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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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感觉很奇怪的一点在于，性骚扰这类不公正罪行明显在中国摇滚乐场景中有着“悠久历史”，为什么这么多选择这样做的乐手们能不被同这个源远流长的文化联系在一起？诉诸于私人的道德问题显然没有办法解释这样一个不公正的连续性。上文中所提到的案例，只要是在摇滚乐或金属乐场景中稍微驻足过的人，肯定都听闻过不止一次。更何况摇滚乐在中国发展的这些年里居然能出现这么多的不公正，无论是时间上相对近些的“脏某某”乐队还是那些更老牌的摇滚乐队——总是有关于“骨肉皮”、性胁迫、乃至同未成年人之间自愿或者非自愿性关系的事件被曝出。

我们必须要做出这样的论断：场景伦理从实施上长期被压制，应该被当作结构性的问题来考量。任何企图将问题拉回到个人化论述的人，从后果上必然给这个不公正的结构添砖加瓦。要理解这种源远流长的连续性，我们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个体品行的道德谴责上，更不能仅仅满足于在朋友圈完成一次转发式的道德表态。我们必须透过那些近期频发的、具体的聊天记录与截图，去直面控诉失效的物理过程。在很多案例中，控诉之所以显得无力，并非源于受害者声音的微弱，而是因为那掌握话语权的结构拥有一种将事实物理性消解的能力，这本质上是质询机制在微观层面的运作。举个例子，在各种“瓜条”中，我们应该都看到过具体的截图证据：当受害者拿出聊天记录作为证据时，施害方会立刻通过剪辑、拼接、甚至伪造时间戳和头像的方式，炮制出另一套完整的聊天记录，并反咬一口说受害者才是造谣者。在这种环境下，受害者的控诉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质询的陷阱。受害者被迫进入一个由施害者设定的话语框架内进行自证，她们被质询为造谣者，并被强制要求在现有的法律与道德框架下自证清白。这种质询不仅是个体的困境，更是结构性的规训。受害者不仅要证明伤害存在，还要花费巨大的精力去证明关于自己的截图证据是否经过修图软件的篡改，以对抗对方精心伪造的证据链。与此同时，那些掌握粉丝流量的核心人物会在私密的粉丝群体内分发这些经过篡改的截图，引导拥趸对受害者进行打假和网暴。在这一过程中，粉丝被质询为秩序的维护者，他们被召唤进一个二元对立的叙事中，将公共讨论的焦点从是否存在伤害转移到截图是不是真的这种技术细节上，从而完成了对真正矛盾的置换与遮蔽。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第三方的我们事实上无从去辩驳哪一方的论据更加充分，毕竟我们对于这件事来说是不在场的。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伤害不仅仅体现在最细枝末节的内容当中，而更是这个结构性不平等的产物之一。

必须要声明的是，承认这一系列问题具备结构性不代表实施这些侵害的个人就能够逃脱这些追责。因为哪怕是出自某种结构的讯唤，个体依旧需要为其做出的行为付出责任，这种结构性不公正的延续性不能成为他们避免责任的道义来源。本文旨在讨论出更具备实施价值以及改变场景内不公正的路线，如文章开头所言“确立我们的场景伦理”。这也是我们在过去应对不公正时暴露出的典型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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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审视Dull、矿泉血和黄翁的某次拼盘演出中发生的一次肢体骚扰事件，当时在场乐手的反应则是在第一时间叫停施害者的行为，当面指出其按着甩头女生肩膀的动作是不被允许的，并要求其在演出后立刻向受害者道歉——这的确体现了深圳系内部基于身体在场的直接干预机制。这种行动不依赖截图，也不需要进入质询陷阱，它直接在物理空间内捍卫了边界。

但，我们依然需要对此进行严格的自我检讨：我们当时为什么没有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为什么没有立刻切断电源、中止演出，并把这个施害者直接从我们主办的场地内驱逐出去？那种对演出完整性的妥协，那种担心破坏气氛的犹豫，本质上就是上文所述的结构性纵容。我们当时只完成了对个体的口头警告，却没有动用场景赋予我们的资源分配权对其进行物理隔离，这给了施害者一种错觉，即其行为只需付出极低的代价。

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必须鲜明旗帜地支持像《乐迷和乐队在行动：想象一个女权精神的音乐现场》（见阅读原文）这篇文章所记录的这类线下抵制活动。任何一个不希望自己栖身于此的场景变得乌烟瘴气的人，都应当无条件支持这帮女孩子。她们的行动是在质询机制生效之前，用肉身阻挡暴力的蔓延。这种线下的直接动员能力往往是最能引起共鸣的，作为场景的参与者、出于对场景建设的必要（事实上我们必须都扛起这样的责任，当我们在享受这个文化认同时我们必须承担起建设场景的义务），我们在见证这样勇敢的举动时必须要给出直接的支持，可以是口头的对她们的赞许，也可以是默默地和她们站在同一侧。一首名为《起初他们》的诗描述了若我们保持静默的后果：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然而，支持这种针对性的线下干预，绝不等同于支持那种动辄举报演出、要求取消整个场次、甚至将矛头对准无辜乐手与观众的“Cancel Culture”。我们必须极其警惕这种噤声式的抵制方法。当抵制的对象不再聚焦于具体的施害者，而是滑向对整个演出、整个场地、甚至整个城市音乐社群的无差别攻击时，这种行动逻辑就会反过来扼杀场景的活力。人人自危的境地并不会让施害者无处遁形，反而会迫使所有人闭嘴、让真正的不公在沉默中继续发酵，这对我们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场景生态是有害的。

因此，我们要确立的深圳场景伦理，必须是一条极其狭窄但明确的界线：我们支持在线下直接对施害者进行物理性的制止与驱逐，我们支持受害者及其同伴的怒火；但我们坚决反对利用舆论压力去取消一场演出、去剥夺那些与此事无关的乐手和观众聚在一起制造噪音的权利。我们要直接追责到具体的人，而不是冻结整个凝聚了人们如此多心血的语境。这就是我们在过去应对不公正时的教训，也是我们在未来的OK Record好的唱片的运营当中必须要采取的最具操作性的行动。

所谓独属深圳的场景伦理，绝非只是在朋友圈完成一次转发的道德自慰，更不是投身于那种试图取消整场演出、冻结整个语境的“取消文化”暴力。我们要建设的“深圳系”，是一种在喧嚣与沉默之间谋求的向前的平衡：我们承认那些性剥削与权力霸凌是深植于场景肌理的结构性问题，既不容许施害者用“个人品德”来轻巧脱罪，也绝不纵容旁观者用“朴素正义”来掩盖不作为。我们要彻底摒弃那种靠“截图辩论”、靠“站队”获得虚假安全感的幻觉，而是去拥抱基于物理空间的、针对具体个体的直接干预——就像那次我们本该切断电源却选择了妥协一样，未来的答案必须是毫无犹豫的驱逐与隔离。但同时，我们必须极其警惕那些以正义之名行扼杀之实的泛化抵制，反对让无辜的乐手与乐迷为个别败类的罪行买单。这就是我们要划下的那条狭窄界限：我们支持受害者与其同伴的怒火，支持在线下对施害者进行肉身阻挡，但我们坚决反对以此为由摧毁我们赖以呼吸的音乐现场。我们必须亲手锻造这套基于契约、边界与直接行动的冷酷准则。唯有如此，当下一个不公正降临，我们才能确信，这里没有复杂的权力网可供其躲藏，也没有泛滥的舆论潮可供其溺毙，有的只是你我之间那份无需言说的、对物理边界的共同捍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