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亮，呼吸病学硕士（南方医科大学，导师：蔡绍曦），结核病学博士（首都医科大学，导师：唐神结）。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司“全球卫生人才后备库”人员。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深圳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肺病科/结核科，副主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耐药结核病短程治疗，非结核分枝杆菌病新方案治疗，结核病无创呼气诊断。目前担任中国防痨协会临床试验专业分会委员，中国防痨协会非结核分枝杆菌病专业分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分会科学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The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杂志，常驻审稿人；The Lancet Regional Health - Southeast Asia杂志审稿人；《新发传染病杂志》编委。NEJM高水平临床研究培训认证项目第一期学员。
三岁那年，我跟着父亲母亲，从湖南衡阳来到广东深圳。
父亲是来建设深圳的工程兵，母亲是务工者。那时的深圳还很年轻，风很大，路很烂，整座城市像一张刚刚摊开的图纸。
有一天，母亲牵着我的手走在路上，问我：“长大了想干什么？”
像那个年代很多孩子一样，我脱口而出：“想当科学家。”
这句话说完，也就过去了。童年的愿望大多如此，轻轻落下，未必有人当真。
只是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有些话并不会消失，它们只是先沉到时间底下，等你走远了，再从人生的另一头慢慢浮上来。
后来我学医，做了临床医生。
医生的日常非常具体：问病史、看检查、改医嘱、盯风险，陪着病人一点点往前走。
病房里总有更急的事，门诊里总有下一个等待回答的问题。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以为医生和科学家是两条路：一条在床旁，一条在实验室；一条面对具体的人，一条追问普遍的规律。
说到“科学家”，我脑海里浮现的也多是实验室、显微镜、培养皿和计算机。
后来我才慢慢明白，不是这样。
临床研究的现场，很多时候并不在瓶瓶罐罐之间，而在病房、门诊、随访表、影像片、病历本，以及那些反复出现、又不能只靠经验回答的问题里。
临床医生并没有离科学更远。
相反，很多科学问题正是从床旁长出来的。
真正把我推向临床研究的，不是“我要做科研”这样响亮的念头，而是一种越来越强烈的不甘心。
为什么同样的病，有的人恢复顺利，有的人却反复波折？
为什么指南已经写得很清楚，落到具体患者身上，医生仍然会犹豫？
为什么大家都很努力，却还要面对疗程太长、副作用太重、依从性太差、疗效仍可优化这些现实？
这些问题，一开始只是临床工作中的困惑。后来我才意识到，它们也是可以被研究设计、被数据回答、再被带回临床实践的问题。
临床工作教会我如何面对一个具体患者，临床研究则逼着我继续追问：面对这一类患者，我们是不是还能做得更好？
有些人认为，只有基础研究才有“关键科学问题”。但我越来越觉得，临床研究当然也有自己的科学问题，只是它的形态不同。
它不一定追问某个分子机制，而是追问更贴近临床决策的问题：
一种治疗方案是否更有效、更安全？某类患者能不能缩短疗程？
一个诊断工具能不能真正帮助医生做决定？一种分层方法能不能把高风险患者更早识别出来？一种策略在真实医疗环境中能不能实施、能不能推广、成本是否可接受？
这些问题看似没有实验室里的分子机制那么“基础”，但它们直接关系到患者能不能少受一些苦，医生能不能做出更稳妥的判断，医疗系统能不能把有限资源用在更需要的地方。
这也是临床研究的科学性所在：它以真实患者为中心，以临床决策为对象，以证据改变实践为目标。
如果说这些年我有什么一直没有变，那就是我对临床研究的兴趣。
它没有随着工作变忙而衰退，反而在一年一年里慢慢长出了根。
2016年，我参加了青年医师临床科研培训。
那次培训师资很强，有来自NIH和国内顶尖机构的专家，7个人小班（被戏称为7个葫芦娃），5周封闭训练。
对我来说，那是临床研究的启蒙课。
后来，我又继续参加北大临床高研院的临床研究设计、NEJM首届高水平临床试验等系统培训。
白天做临床，晚上和周末补方法学、读文献、改方案、请教前辈，这慢慢变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现在回头看，我并不是沿着一条标准化科研路径长出来的，更像是在繁忙临床的缝隙里，边做边学，边学边把自己的台阶一点点垫高。
流行病学、生物统计学、研究设计、数据管理、伦理审查、随访质控，这些东西一开始并不轻松，但当它们能帮助你把一个真实临床问题讲清楚、做扎实、形成证据时，那种吸引力是很强的。
我至今记得一次线上交流，我有幸向NEJM现任主编Eric Rubin提问：
这些年结核病治疗领域已经有那么多重要进展，是不是前景已经一片光明？
对方回答得很平静：远远没有，仍然有大量问题需要继续优化。
可见，真正做研究的人，并不会因为“已经取得很多进展”就停止发问。恰恰相反，越接近前沿，越知道还有多少地方没有被真正照亮。
这让我意识到，研究不是为了证明一切都好了，而是在大家都觉得“差不多了”的地方，继续看见那些仍然不够好的部分。
也正因为如此，我始终愿意接纳新的伙伴、新的工具和新的观念。
不是为了显得新，而是因为旧答案往往并不够。
临床研究慢慢教会我的另一件事，是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行。
最初，研究问题往往只是病房里的一个困惑。后来，它会把你带到许多原本并不熟悉的地方：
诊断、影像、药物不良反应、宿主导向治疗、人工智能、卫生经济学、应用推广……
一个具体的临床问题，最后会像投进水里的石子，一圈一圈荡开，把不同学科、不同背景的人召集过来。
对我而言，这件事本身就很迷人。
临床研究不是把自己困在一个越来越窄的小房间里，而是不断打开门，认识新的伙伴，学习新的语言，借助新的工具，让一个问题被看得更深、更清楚。
所以后来我越来越相信，高质量的临床研究，本质上不是“一个很强的人”突然做出来的，而是一群愿意围着同一个问题长期用力的人，慢慢搭出来的。
中国的临床研究，尤其是高质量临床研究，走到今天仍然不轻松。
临床诊疗要快，临床研究要稳；医疗安全要求谨慎，研究探索又必须走向未知；医院希望尽快看到成果，而证据的形成偏偏需要时间。
很多事情，不是有一个好点子就够了。它还需要团队、数据、随访、质控、协同，也需要在临床忙碌和研究迟缓之间，守住一种长期主义。
临床研究团队的培养，总是耗时、耗力、耗财，像种树，很难立竿见影。
可回头看，我真正经历的路径，恰恰不是“等条件完美了再开始”，而是先有问题，先有兴趣，先有几个愿意一起做事的人，然后才慢慢有了项目、协作、队列和试验。
一个课题接着一个课题，一次合作接着一次合作，一批病人接着一批病人，旧方法旁边又长出新方法。
看起来很慢，其实一直都在生长。
某种意义上，这让我常常想起深圳。
深圳不是一座从天而降的城市。它是一条路一条路修起来的，一栋楼一栋楼建起来的，一批人接一批人来到这里，最后才有了今天的样子。
父亲当年参与的是一座城市的建设。而我后来想做的，是另一种建设：把临床问题变成临床证据，再把临床证据变成临床实践。
母亲兜住了安全感，托举起所有人的梦想。当我站在巴黎、哥本哈根的Union大会讲台上面对来自全球各地的研究者，当我在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上发表了结核病领域的受邀评论，庆幸着自己终于成为了妈妈的骄傲。
这样回头看，童年、深圳、医学和研究，原来并不是彼此分开的几件事。它们在很多年里各自生长，最后又悄悄连在了一起。
真正让我一次次确认“这条路值得走”的，从来不是项目书，也不是发表记录，而是病人。
有些患者，从发现疾病到治疗成功，走过了很多年。
多年以后，我们再站在一起拍一张照片。
对外人来说，那也许只是时间线上的几个节点；对患者来说，那是实实在在的一段人生。
一个人把自己的几年交给医学，交给治疗，交给不确定性，也交给医生的判断。
到那时你会非常清楚，临床研究绝不是抽象名词。
它不是把患者写进论文里，而是尽量让后来的患者少走一些弯路，少吃一些苦，少付出一些本可以避免的代价。
所以我从来没有把论文当成目的。
论文当然重要，因为没有被规范表达出来的证据，很多经验就很难走出一个病区、一家医院，也很难变成更广泛的共识、标准和实践。
但论文终究只是工具，不是终点。改善诊疗行为，才是目的。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先进生产力工具，谁更早掌握，谁就更有机会享受时代红利。
得到《科技参考》的卓克老师说：回看科学史，有两个重要的年份——1666年和1905年，今天它们都被称为“奇迹年”。
而我们已经经历的2023年，在几百年后也会成为第三个奇迹年，在科技发展史和人类文明史上都会被着重铭记。
因为从这一年开始，人工智能迅速崛起，并一定会在之后以百年为跨度的时间里剧烈地改变世界。
这些年，AI确实改变了很多事情。
它不能替代临床判断，不能替代对患者的责任，也不能替代人与人之间的协作；但它确实正在重新定义很多研究工作的方式。
过去，文献整理、方案打磨、结构梳理、初稿形成、数据核查、流程优化，都需要大量时间和人力。
今天，AI让这些工作有了新的可能。
它不能替代团队，却能让一个始终保持兴趣、始终愿意学习的人，借助新工具，把原本做不到的事先做起来。
我建议使用“付费AI”。因为免费的AI更像是基础工具，而付费AI通常意味着更强的模型能力、更多算力资源和更稳定的使用体验。
你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希望AI帮你完成的是普通重复劳动，还是高价值的创造性工作？如果是后者，就应该尽可能使用更好的工具。
我从2023年3月开始深度使用AI，早已经是重度用户。
小时候那个想当科学家的孩子，学会了不断更换自己的望远镜，所以能看得更远了。
至于我自己，我从不觉得已经接近了终点。
相反，我越来越觉得自己仍在路上，仍在不断探路。
做临床研究，当然需要结果；但一个人能不能长期走下去，靠的并不是每一次都赢，而是他是否还能在不确定里继续投入，是否仍对新事物保有兴趣，是否依然愿意在旧问题上看见新可能。
有时候我会想起很多年前深圳街头的那一幕。
一个孩子被母亲牵着，走在一座正在成长的城市里，随口说了一句：长大想当科学家。那时候他当然不懂什么是科学，也不懂什么是医学，更不懂什么叫临床研究。
可很多年后回头看，我觉得自己其实并没有偏离那句话太远。
我后来成了临床医生。
再后来我知道，临床科学家，也是科学家。
作者按语:这不是一条“标准化”的成长路径，而是一个临床医生在真实问题中慢慢走向临床研究、又始终保持兴趣与开放的过程。临床研究不是离开临床，而是从床旁出发，经由证据打磨，最后再回到床旁；它真正要改变的，不只是论文数量，而是临床诊疗行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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