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丽来接我们了。她和我们一样，都是矿上职工子弟，比我们早几个月来深圳，算是先一步在这里落了脚。
简单寒暄后，她领着我们穿过七拐八弯的巷子，来到了她在城中村的出租屋。那是四楼走廊隔出来的小房间，不到十平米，只放得下一张破旧的木板床。角落里，一台疲惫的电风扇有气无力地摇着头，像是在这个城市里熬了太久的人。阿丽让我们把行李塞到床底，我们三人便挤坐在床上聊起来。从她那里我们得知，她之前在一家电子厂上班，嫌工资太低，现在已经不做了，打算等我们安顿下来后一起去找工作。
快到中午，阿丽带我们下楼吃饭。三个人点了两个荤菜，许是饿了，三人吃得格外香。饭后在村里转了转，到附近小超市买了洗漱用品。阿丽说：“先好好睡一觉，明天带你们去职业介绍所找工作。”
那一夜我睡得很沉。
第二天清晨，我们在喧闹声中醒来。阿丽这间临时租的小屋在楼层最尽头，紧挨着洗手池和厕所。五个水龙头前挤满了租户，都是附近工厂的员工。他们穿着拖鞋背心，张大嘴打着哈欠，脸上的疲惫显而易见。看着他们，我暗下决心：绝不能变成这副模样。
在楼下早餐店，我们一人吃了份肠粉。阿七吃不惯，直说难吃，有股米渣子味。
九点整，我们准时到达布吉那家职业介绍所。门外贴满了招聘广告：某某电子厂高薪聘文员，某大型鞋厂诚聘助理，待遇优厚。每人交了三元门票，我们随着黑压压的人流往里走。
那天我穿了件紧身红条纹无袖上衣，配着新买的流行黑色弹力裤，八十多斤的身材显得格外俏丽。阿丽比我矮些，微胖，长着娃娃脸，我总觉得她带着点乡气。阿七比我丰满，但更高挑白皙，那套浅灰套裙让她看起来颇有文艺气质。
我们在人群中慢慢往前挪。招普工的厂很多，阿丽指着一两个熟悉的告诉我们厂址，都是些小厂子。她还是执着要进电子厂，说工作轻松环境干净。她停在一个招聘点前等候，我和阿七继续往前。我凑近阿七耳边悄声说：“我们不做普工，找文员工作。”
来深圳前，我们都在电脑速成班学过十几天五笔打字，自以为对电脑有些了解——那时我天真地以为，文员不就是打打字么。
阿七只有初中学历，她犹豫着说：“我学历太低了吧。”我捅捅她：“就说以前做过文员。你看有些写着‘有经验，学历不限’呢。”
阿丽挽着我的手沉默不语，不知在想什么。
很快转完一圈，我和阿七各面试了两家厂，填了表，都是让回去等通知。阿丽说，让等通知就是没戏，要人的会直接带去厂里面试。
她也问了几家。毕竟来了几个月，比我们老练些。有些厂让她去面试，她却打了退堂鼓，说像黑厂；她看上的，也一样让她等通知。
三个人一无所获。
人流渐渐散去，有人跟着招聘人员离开了，剩下的还在挑拣。而那些坐在桌前主宰我们命运的面试官，脸上写满了不耐烦。
我们迟疑地往外走，心里安慰自己：明天再来看看吧。
就在这时，大厅角落一张桌子后有个男人站起来朝我们招手：“那位美女，请过来一下。”
我们三人同时望向他，不确定他在叫谁。
他戴眼镜，三十出头的样子，斯文干净，倒不像骗子。
我胆子大些，挽着阿七走过去。桌后坐着两个人——除了他，还有个染黄发、涂着大红唇的女孩，看起来比我们大不了几岁。
男人看着我：“可以看看你的简历吗？”我不好意思地笑笑：“没简历了，刚投完。”急中生智撒了个谎。他扶扶眼镜：“我观察你很久了，觉得你很有气质，很适合来我们公司。”在“你”字上，他特意拖长了音调。
这突如其来的橄榄枝让我一阵眩晕。刹那间，窃喜涌上心头——不是阿丽，也不是阿七，他们看中的是我。
短暂恍惚后，我恢复理智，看向他们悬挂的招聘牌：大型职业介绍中心，诚聘业务员两名，包吃住，工资面议。
“业务员是做什么的？”
一直沉默的女孩递来一本装订文件：“这是我们职介所的简介。”封面印着“华盛职业介绍所”几个大字。
我翻了几页，没看出所以然。男人说：“我是这家介绍所的老板，如果你愿意，明天就可以来上班。”
“上班地点就在这里。”他补充道。
“工资呢？”
“底薪加提成，底薪八百。具体提成娜娜会跟你讲。”他指了指旁边的女孩。
阿七拉拉我，我明白她的意思——怕是遇到骗子了。
男人看出我们的疑虑，递来一张名片：“回去考虑一下，决定了明天直接来上班，或者打我电话。”
我接过人生中第一张名片：刘锦堂。
一出来，阿丽就说：“你走狗屎运了？这家职介所很正规的，好多同事都来过。”
阿七也祝贺我：“阿华还是你厉害，第一天就找到工作。”
晚上给爸爸打电话，他说：“既然介绍所规模这么大，应该不是骗人的。你先去上几天班看看，反正不用交钱，就当积累经验。”
第二天一早，我早早来到华盛。
娜娜开的门。她很好相处似的笑嘻嘻问：“吃早餐没？没吃我这儿有。”她扬扬手里的豆浆油条。我不习惯这样熟络的招呼，涩涩地说：“谢谢，吃过了。”
刘经理直到十点才来，和他一起的是个年纪相仿的女人。
娜娜告诉我：“这是刘太太，老板娘。”
我的人生第一份工作从打电话开始了。
娜娜给我一本黄页，让我挨个找工厂电话，打通后问人事部联系方式，再打去问招聘需求。
打了一上午，没找到一个有用电话。有的根本打不通，有的听是职介所就直接挂断。
娜娜说她大名叫黄佳娜。一上午熟悉下来，我大致了解了：这家职介所正式员工就是刘经理一家、娜娜、我，还有个外出跑业务的女孩没见着。除了我，他们都是河南人。有时他们用河南话交流，好在我能勉强听懂些。
“先打几天电话熟悉下，下周让娜娜带你跑业务。”刘经理中午吃饭时说。饭菜是他开车从宿舍带回来的。娜娜告诉我，饭菜是宿舍阿姨做的——我才知道还有个四川阿姨。
晕头转向不知打了多少电话，终于熬到下班。晚上一起回宿舍吃饭。
到了所谓的宿舍---是个三居室：刘经理夫妇一间，阿姨一间，娜娜和另一个女孩一间。我来了，就被安排和阿姨同住。
见到了另一个女孩，圆圆的脸很清秀，看上去很友好。
刘经理夫妇有个三四岁的孩子，阿姨白天做饭带孩子，晚上就没事了。
看上去一切都不错。唯一不习惯的是，他们经常说河南话。阿姨的四川话和河南话近似，只有我一个人说普通话，显得格格不入。
打了两天电话，刘经理安排我跟娜娜跑业务了。
这下我明白娜娜为什么这么黑了——跑业务就是顶着烈日跑到工业园，挨家挨户跟保安搭话，打听招工信息，最好能要到人事部电话，那就是相当成功的业务了。
娜娜的自来熟在交际上很有天赋，加上很多保安是河南人，她三言两语就能攀上老乡关系获取信息。我跟她跑了几家后，她让我单独行动。
四十度的毒日头下，我踩着五厘米的高跟鞋，即便打着伞也满脸是汗。我一本正经敲开保安室的窗户——没有允许不能进去，自我介绍是某职介所的，询问公司是否有招聘需求。保安们很冷漠，有的色迷迷地打量我：“靓女哪里人？湖北的啊……”天南海北乱侃一通，有的会透露些招工信息。
这样连续走了几个小时，实在撑不住，我就坐车回来了。
娜娜还没回，刘太太坐在前台，看见我时脸色阴沉。我心里发怵，悄悄进里间坐下，拿出今天要来的几个电话开始拨打。
娜娜直到六点多才回，一进门就大声嚷嚷：“累死了！不过收获不错，有好几个大厂要招工呢。”
我心里更不是滋味了。
连续跑了一周业务，人黑了一圈。
和阿姨住一间房的好处是，能知道很多娜娜不会告诉我的信息。
我才知道，在我之前来过很多这样的业务员，都是做满一个月就被辞退，一分钱工资拿不到，还倒贴路费。
所谓的提成只是刘经理画的饼，实际上根本拿不到。
原来我们以为的好运，是不小心进了黑中介。
那一年深圳的阳光很烈，烈得让人睁不开眼。可比起阳光，更让人睁不开眼的，是那些藏在笑容背后的算计。我站在二十岁的尾巴上，第一次真切地尝到了这座城市的滋味——不全是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