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安理得辞典》走进春天春节潮汕行深圳1 2026-5-9
深圳是这次春节潮汕行的最后一站,也是我最期待的一站。1992年我第一次去深圳是安庆开发区派我去筹备在深圳举办一场招商会,那时安庆开发区才成立四个多月,所有办公人员也就二十余人,我是单独领命去做先期筹备工作,吃住在安庆市政府驻深圳办事处,前后待了一个月,只是在招商会结束后去看了中华民俗村和沙头角中英街。时隔十年因招商又去了趟深圳华强北,那时没有旅游的概念,纯工作没有一点这里看看那里走走的想法。虽说深圳在工作期间去过两次,只留下自己主持1992年招商会的一张照片。所以这次到深圳故地重游甚是期待。尽管这次在深圳停留的时间不到24小时,因为纯粹是游览,所以也看了不少地方。
从惠东到深圳已是傍晚6点,吃过晚饭开车直奔深港大桥拍点夜景。“深港大桥”指的是连接两地的标志性跨海工程——深圳湾公路大桥(也称“深港西部通道”)。它不仅是物理上的连接,更是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重要象征。大桥全长5.5公里,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100公里,2007年7月1日(香港回归10周年)通车。大桥建成将深圳与香港车程缩短至10-15分钟,形成“半小时生活圈”,是华南经济圈的“黄金通道”。
看过深港大桥随后来到深圳人才公园拍了灯光秀。因为是晚上看不清公园的全貌,但看到了我心中的偶像之一袁庚的雕像。因为两次到深圳都是为了招商,因而袁庚的大名和故事早就入脑。
深圳人才公园是全国首个以“人才”为主题的市政公园,总面积约77万平方米,其中湖体面积约30万平方米,2017年11月1日正式开放。
她不仅是一座景色优美的海滨公园,更是深圳致敬人才、服务人才的城市地标。公园一期建设的主题是《致敬人才》:通过人才星光桥矗立30位杰出人物星光柱,袁庚首当其冲。标注袁庚的简介是这样写的:深圳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创始人,被誉为“改革开放实际运作第一人”,中国首个对外开放园区的开拓者。
2024年11月新开放的公园二期建设秉承“深爱人才,深圳等您来”的理念,突出《身份认同》:以“我是深圳人”为主题,打造了“我是深圳人”景观雕塑、海纳百川广场、鹿鸣斋、同心剧场(展现深港情谊)等18个场景,并增设了足球场、篮球场等运动设施。
与人才公园隔街相望的深圳湾体育中心,因其外观造型独特,屋顶呈网状,当地人称之为“春茧”。“春茧”的外观设计确实很有辨识度,特别是晚上亮灯时尤其夺目。
附录:袁庚的故事
在深圳的开发初期,袁庚这个名字是绕不开的。他堪称深圳的 “改革拓荒牛”,以花甲之年挂帅,在蛇口半岛的荒滩上炸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第一炮”。他打造的“蛇口模式”,为整个深圳特区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范本。
核心贡献:创办蛇口工业区
1978年,61岁的袁庚被派往香港主持招商局工作。在亲眼目睹了内地与香港的巨大差距后,他大胆建议在紧邻香港的广东沿海建立工业区。1979年1月31日,他获得中央批准,在只有2.14平方公里的蛇口荒滩上,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外向型经济开发区——蛇口工业区。当年7月,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破土动工,填海建港的开山炮声,正式宣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质性起步。
开创性改革举措
在蛇口这片 “试管” 里,袁庚以 “杀出一条血路” 的气魄,创造了一系列突破旧体制的 “全国第一”:
分配制度:率先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如“4分钱奖金”),打破“大锅饭”。
用人制度:全国招聘、冻结档案、实行干部聘任,废除职务终身制。
用工制度:推行劳动合同制,实现职工与企业的双向选择。
基建体制:率先实行工程招标,通过自由竞争确保质优价平。
住房制度:推行住房商品化,实现建设资金的良性循环。
精神坐标与深远影响
一句口号成为时代强音:袁庚提出的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被誉为“冲破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雷”,成为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座右铭。
孕育世界500强:在他的推动下,蛇口先后创办了新中国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以及第一家商业保险机构——平安保险。如今,这两家企业均已成长为代表中国金融力量的世界500强。
袁庚不仅留下了一个经济飞地的雏形,更为后来的改革者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正如他晚年所言,改革的成功离不开中央支持、敢闯敢试的精神和顺应民意的方向。
“4分钱奖金” 来龙去脉
这件事,可以说是在改革开放的坚冰上,凿开的第一道裂缝。它看起来只是几厘钱的小事,背后却是关于“人”的价值和“市场”规则的一场博弈。
这个小故事,后来被誉为“蛇口的第一声春雷”。它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
起因:停滞的工地与沉寂的人心
故事要从1979年蛇口工业区开建的第一个项目——顺岸码头说起。当时工地由交通部四航局承建,工人们干的是运泥填海的体力活,但吃的是“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每人每天只运泥20到30车,工程进度十分缓慢。
经过:四分钱的魔力与风波
为了改变现状,袁庚拍板实行了一项定额超产奖励制度:以每天运送55车泥为定额,完成定额每车奖2分钱;超过定额的部分,每多拉一车就奖励4分钱。
这区区4分钱,威力巨大。
立竿见影:制度一实行,工人积极性立刻被点燃,很多人主动加班,每天能运到80、90车,最多的甚至一天拉了131车。
收入巨变:算下来,工人一天拿的超产奖就相当于半个多月的工资,有的工人月收入甚至超过了工业区的中层干部。
工程提速:照这个劲头干下去,半年就为国家多创产值130万元。
然而好景不长,1980年4月,这个制度被上级有关部门以 “纠正滥发奖金” 为由,勒令叫停。奖金一停,工地瞬间回到了从前,工人积极性受挫,每人每天又只拉20多车,工程进度像被点了穴一样慢了下来。
结局:一场“官司”打到中南海
看着工地上的一幕,袁庚急了。他曾说过要“搞点试验,探索一下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向”,绝不能让这4分钱堵死改革的路。他没有妥协,而是做了两件事:1. 向上汇报:他请来新华社记者写成内参(《国内动态清样》),直接向中央反映情况,陈述打破“大锅饭”的必要性。2. 触动高层:这份材料很快送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的案头。胡耀邦当天就作出批示:“看来我们有些部门并不搞真正的改革,而仍然靠做规定发号施令过日子。这怎么搞四个现代化呢?”不到两天,这份批示就传了下来。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被叫停的“4分钱奖金”制度得以恢复。工人干劲又回来了,最终这段码头不仅没有延误,反而比原计划提前一个多月竣工。
影响:一声春雷与一个时代
这场 “4分钱官司” 打到中南海,其意义远超奖金本身:拉开分配制度改革序幕:它打破了计划经济下的平均主义,撕开了中国分配制度改革的一个口子。催生时代最强音:正是这次波折,让袁庚深刻意识到机制和效率的重要性,随后提炼出了那句影响中国进程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