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

雪域铸剑，昆仑山下“01号”使命

时光倒流至1970年，青海省海西州，海拔4000米的群山深处。我时任某工程兵团参谋长，正率领部队奋战在代号“01号”的绝密工程——一个射程达1500公里的导弹发射基地的建设中。这是中央军委直接下达的一号工程，时间紧、任务重、环境苦。

“同志们，党和人民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是信任，更是考验！”在动员会上，我这样对战士们说。我把敢打硬仗、不怕牺牲的信念，注入这项国之重器的建设中。

施工在最险峻的山体内部进行。一次，为勘察一条关键隧道的导洞位置，我骑马深入无人区。马匹受惊，将我重重摔下，左肩传来钻心的疼痛。“参谋长！”随行的战士要送我回去。“没事，任务要紧。”我咬着牙，用右手按住左肩，坚持完成了全部勘察。这次受伤落下了病根，左肩在往后的岁月里，每逢阴雨天便隐隐作痛，成了那段高原岁月留给我的一枚特殊“勋章”。

就是凭着这股劲，我们顶住了极端环境的考验，提前30天圆满完成了任务。当基地首长紧握我的手连声说“给你们请功”时，我心中涌动的，是对这支钢铁团队深深的骄傲。

1976年，一道改编命令传来。我所在的部队奉命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即将开赴贵州。临别之际，56基地的领导希望调我留下，并准备提拔我为师级干部。这是一个光明的前途。然而，我心中却掀起了波澜。1965年2月，这个团在山东即墨组建时，我就是筹备组的成员之一。从团参谋，到技术员、副连长、连长、股长，再到参谋长，我的每一步成长都与这个团血脉相连。我舍不得这支从硝烟中走来、又在建设中淬炼成钢的队伍。

“首长，感谢组织的信任和培养。”我最终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但我还是想跟着老部队走。这个团就像我的家，我想看着它，无论到哪里，都能继续为党和国家建功立业。”就这样，我放弃了个人晋升的机会，选择与团队共命运，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黔贵转型，从“地下”到“地上”的阵痛与突围

1976年10月，部队移防贵州安顺，番号改为基建工程兵874团，后定为304团。任务从高度机密的国防工程，转变为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用我的话说，这是“从地下转到了地上”。

然而，阳光下的挑战，丝毫不比山洞里轻松。最大的困难迎面扑来：一是施工设备严重短缺；二是专业技术力量近乎空白。没有塔吊，七八百斤重的混凝土预制楼板，全靠战士们用肩膀和木杠，一块一块抬上数层高的楼顶。汗水浸透了厚厚的军装，肩膀磨出了血泡，但没有人叫苦。设备问题，可以用血肉之躯去克服。

但技术短板，却让我真正感到了“一筹莫展”。图纸看不懂，施工预算不会做。团司令部灯火通明，会议开了一次又一次。

“我们不能被困难吓倒！”在一次关键会议上，我敲着桌子说，“咱们的老传统是什么？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技术不会，咱们就学！”

▲1978年1月，贵州安顺。31支队304团召开年终总结表彰大会，李金忠团长（已故）作工作报告

     在我的推动下，一场全员“技术大练兵”如火如荼地展开：在干中学，结成“帮学对子”；开办“速成学堂”，请地方“先生”来教；派出去学，请进来教；我带着团领导蹲到连队，开展技术大比武，树立“技术标兵”。

汗水浇灌出硕果。短短一两年间，这支曾经的“国防工程突击队”，硬是蜕变为掌握现代建筑施工技术的“基建劲旅”。

真正的考验在1979年来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我们热血沸腾，接连写下数封请战书。请战虽未获批准，但一项紧急战备任务下达：抢建广西宁明军用机场。我亲自带队，奔赴南疆。

广西的夏天，酷热潮湿，蚊虫肆虐。但在“支援前线，分秒必争”的口号下，我们昼夜奋战。在安装巨大的机库门时，我们精益求精，将误差控制在毫米级。

工程提前告竣。验收时，一位空军领导走到数十吨重的机库大门前，伸手一推，大门滑动轻盈顺滑，一个人便能推动。这位领导大为赞叹，拍着我的肩膀说：“你们干的这个，质量没的说！这才是能打硬仗、更能打胜仗的部队！”广州军区的通报表扬，是对我们“铁军”作风的最佳认可。

挑战巅峰，“五个一流”旗帜竖起

宁明机场的出色表现，让我们进入了更高层的视野。不久，一项更为艰巨的国家重点工程——011基地80号厂房的建设任务，落在了我们肩上。这是一个用于生产飞机发动机叶片的高精度厂房，尤其是屋顶那24米跨度的异形屋架，结构复杂，吊装难度极大。在当时的贵州，这样的工程尚无先例。

面对这块“超级硬骨头”，团党委会气氛凝重。有同志直言：“团长，这活儿技术含量太高，咱们没干过，全省都没人干过。是不是……请更有经验的兄弟部队来？”作为一团之长，我何尝不知风险。我们也向上级委婉提出过建议。然而，兄弟部队考察后报出的预算，竟超出了国家总投资的一倍多，项目就此搁浅。

一天，上级领导亲自来到团里，把我和政委叫到跟前，话语重心长：“这个任务，非你们莫属。组织上相信，只要你们发扬传统，科学攻关，就一定能够战胜困难！”话已至此，再无退路。我“嚯”地站起来，挺直腰板：“请首长放心！304团就是一颗钉子，组织上指到哪里，我们就钉在哪里，保证钉得牢、立得住！”

▲李金忠团长和警卫员在友谊关边防检查站门口留影

      一场史诗般的建设大会战就此打响。 团里成立了最强指挥部，我任现场总指挥，蹲点一线。挑战接踵而至：非标准件加工精度不够、24米异形屋架吊装方案无解、预应力施工技术空白、高低压电气系统让电工们望而生畏……

“办法总比困难多！”这是我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没有经验，就创造经验！修理连的战士们图纸画了厚厚几百张，通过土法改造设备，加工出了高精度非标准件。面对24米屋架的吊装难关，我们和专家一起独创出“多点定位、同步提升、整体组装”的工法。面对令人生畏的高压电，我给突击队鼓劲：“这东西是老虎，但我们是武松！你越怕它，它越咬人。摸透它的脾气，它就得听咱的！”突击队员们夜以继日地学原理、练操作，最终一次送电成功。

工地就是我的家。在最紧张的阶段，我连续几天几夜守在工地。我深知，士气是决胜的关键。我常对干部们讲三句话：“干部硬，兵不软；干部勤，兵不懒；干部好，兵不赖。” 我自己率先垂范，干部们拼命向前，战士们更是干劲冲天。许多官兵吃住在工地，累了裹着大衣在角落眯一会儿，醒来接着干。那种万众一心的场面，至今回想起来，仍让我心潮澎湃。

1980年，80号厂房比预定工期大幅提前，巍然屹立，质量全优。 地方建筑公司评估需要三四年才能完成的工程，我们用了不到两年，打了一场漂亮的技术攻坚仗、作风决胜仗！

荣誉，接踵而至。基建工程兵政治部主任夏夔、副参谋长张健民先后前来考察。兵种副主任黎原同志亲自到我们团蹲点，最后给出了那句著名的评价：“作风过硬，纪律严明，能打硬仗，能打胜仗。”

基于这些高度认可，基建工程兵党委做出决定：授予304团“基建工程兵一流团”荣誉称号！这“一流”包含五个方面：一流的作风、一流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流的工程质量、一流的经济效益、一流的后勤保障。同年，我们还被国防部授予“全军行政管理先进单位”。随后，我们被评为“全国施工行业先进单位”，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从万里副总理手中接过了沉甸甸的奖章。

掌声、鲜花、荣誉环绕着我们这支英雄的部队。也在这一年，我被任命为304团团长。站在崭新的团部门前，我望着猎猎军旗，心中想的却是：荣誉属于过去，下一个任务在哪里？

南下拓荒，在特区“杀出一条血路”

历史的浪潮再次涌来。1982年，中央决定撤销基建工程兵建制，部队集体转业。我们面临着命运的十字路口。最初，计划以我们团为基干，在浙江宁波成立建筑公司，但因故未能落实。与此同时，一个崭新的、充满未知的名字进入视野——深圳经济特区。

面对是去宁波，还是奔赴深圳，团里争论激烈。

我召集党委扩大会议，对全团骨干讲出了自己的思考：“同志们，宁波是好，生活可能安稳些。但深圳是特区，是党中央画的一个圈，是要‘杀出一条血路’的地方！那里现在是一片滩涂，正需要我们去建设、去描绘。我们是‘一流团’，一流团就要去最需要、最艰苦、最能体现价值的地方！我决定，去深圳！去当特区建设的拓荒牛！”话语铿锵，掷地有声。最终，团队听从了我的抉择，开赴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然而，特区的“见面礼”残酷得超乎想象。1983年的深圳，我们只能在荒芜的竹子林，用毛竹、竹篾、油毡搭起一片“竹棚”安身。八月，台风肆虐，屋漏偏逢连夜雨，一场意外的火灾又将大家辛苦重建的家园和微薄的家当吞噬殆尽。失望的情绪在蔓延。

看着士气低落的队伍，我心如刀绞。我集合全体干部战士和家属，站在废墟前，声音因激动而有些沙哑：“父老乡亲们，战友兄弟们！我们现在是很苦，苦得掉渣！但我们当初是为什么来深圳？是为了建设，是为了证明我们304团走到哪里都是一条好汉！竹棚吹倒了，我们再盖！家当烧没了，我们从头赚！我向大家保证，只要我们团结一心，这股劲不散，我们就一定能在深圳站稳脚跟，打出我们工程兵的天下！从今天起，我和你们苦在一起，难在一起，就算是死，也要死在一起！请大家相信我，相信组织，相信我们自己！”

这番没有丝毫华丽辞藻，甚至带着几分“狠劲”的讲话，像一剂强心针，稳住了军心。大部分人流着泪选择留下，同舟共济。

生存，是第一个，也是最残酷的挑战。集体转业后，我们必须自己“找米下锅”。但在市场经济刚刚萌动的深圳，我们这些习惯军令如山的“大兵”，在工程竞标中屡屡碰壁。几千号人和家属等着吃饭，公司账上却空空如也。最困难时，我这位曾经的团长、现在的经理，不得不拉下脸面，去找深圳市委书记梁湘“化缘”。

梁湘书记同情却无奈地说：“老战友，你的困难我晓得。但特区讲的是市场经济……你们有部队的作风，能打硬仗，能吃苦！这就是你们最大的本钱。放下架子，从小工程干起，用质量说话，信誉是最好的敲门砖。”

书记的话点醒了我。是啊，我们是“一流团”，岂能被困难吓倒？没有大工程，就从小工程干起！修厕所、铺水管、建围墙……别人看不上的“芝麻活”，我们抢着干，而且干得极其漂亮。我们用部队的“笨办法”——苦干、实干、拼命干，一点点在市场上树立起“工程兵干活，靠谱！”的金字招牌。

后方稳，前方才能胜。随着家属陆续迁入，孩子没人管、没学上的问题凸显。我力排众议，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办起了工程兵转业队伍里的第一所幼儿园和第一所小学（竹林小学）。看着孩子们有了读书声，家长们的心，真正安定了下来。

▲2017年，李金忠团长与他的战友们在深圳笔架山公园“基建工程兵之歌”雕塑前合影

家属就业是另一大难题。我支持几位家属干部，借了3700元，白手起家办起了“家属工厂”。一群“娘子军”，硬是靠着“克勤克俭办企业，自信自强求发展”的精神，从扫马路、做衣服、摆小摊开始，先后安置了500多名家属就业。这个小小的家属厂，不仅解决了生计，更成了稳定军心的大后方，后来竟成长为年收入超六千万元的企业，堪称奇迹。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整个80年代上半叶，我和我的队伍，就是在这样近乎悲壮的创业中熬过来的。但那股“永不服输、艰苦奋斗”的魂，从未离开过我们。正是凭着这股魂，我们不仅活了下来，还在特区建筑市场站稳了脚跟，并且迅猛发展。我们创造了基建工程兵系统的多个“第一”：第一个成立劳动服务公司，第一个建立工业区，第一个进口大型塔吊，第一个年利润过亿元……1996年，我们承建的工程，为深圳捧回了第一个国家建筑工程最高奖——鲁班奖。 这支从高原走来，历经黔贵淬炼，在特区风雨中重生的队伍，最终成长为深圳建筑业界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

作者简介

李金忠，男，中共党员，工程师，1936年10月4日出生，河南省濮阳县人，1954年12月入伍，同年12月参加抗美援朝，系中国人民志愿军步兵136师工兵营战士，1958年回国。1961年任守备19师参谋，1964年至197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174团服役，1976年至1983年基建工程兵304团服役，1981年至1983年任304团团长。1983年集体转业深圳后，任深圳市第五建筑公司总经理，1986年任深圳市建设集团纪委书记。曾荣立三等功2次。2019年9月，因病在深圳去世，享年83岁。

责任编辑：杨柳清

编　　审：侍吉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