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建斌
4月11日
贯穿本书的核心论点是，软件行业应当重建与政府的关系，并将其资源与注意力重新转向于构建科技与人工智能能力，以能够应对我们共同面临的各项最紧迫挑战。硅谷的工程精英们有责任积极投身于国家防务以及国家使命的塑造，即明确这个国家的本质、我们的价值观以及我们该捍卫何种信念，进而致力于维护美国及欧洲等盟友对竞争对手所保有的持久但又脆弱的地缘政治优势。众所周知，现代意义上保护个体权利免受国家侵犯的理念正是孕育至“西方”，如今这一概念却被许多人弃如敝屣。但请记住，若没有这种理念，硅谷令人目眩的崛起根本无从谈起。《前言》中直奔主题，所以这本书真要辩证着来看，借鉴着来看。
自二战结束时，科学与公共生活的融合，即技术创新与国家事务的结合，不仅已基本完成，甚至近乎司空见惯。这些工程师与创新者大多都在默默无闻地工作，但也有一些人能够享有今人难以想象的盛名。
这是一个属于美国的世纪，而工程师正是这一时代崛起神话的核心。通过科学与工程追求公共利益，被视为国家使命的一种自然延伸。这不仅意味着要捍卫美国自身的利益，更要视推动社会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为己任。
正因如此，工程与科学界对国家的主动推力，不仅能强化私营部门的正当性，更有助于西方各国政治体制的持久巩固。
当今的硅谷已明显偏离了与美国政府合作的传统，转而将重心投向消费市场，尤其是在线广告和社交媒体这些如今已占主导地位并限制了我们对科技潜力认知的领域。一众的创业者用各种崇高而远大的使命来包装自己，然而他们“改变世界”的口号早已因滥用而变得苍白无力。他们筹集了巨额资金，雇佣大批才华横溢的工程师，最终却只能开发出一些面向现代消费者图片分享应用和聊天界面。有一种针对政府工作与国家报复的怀疑情绪在硅谷蔓延。20世纪早期那些宏大的集体主义实验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对个人欲望与需求的狭隘关注。市场奖励了那些对技术潜力浅尝辄止的做法，一家又一家初创公司迎合着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各种浮躁偏好，却在建设能应对国家最严峻挑战的技术基础设施毫无兴致。社交媒体平台与外卖送餐应用的时代已然降临，而医疗突破、教育改革与军事进步只能退居其次，暂被搁置。
在硅谷日益内向化并转向消费市场之际，美国及其众多盟国的政府却在太空探索、军事软件、医疗研究等诸多领域降低参与力度，缩减创新投入。国家的退场造就了一场日益扩大的创新断层。这种分野令众多持对立立场的人士欢呼雀跃：私营部门的怀疑者宣称不能放任企业涉足公共领域，而硅谷精英则始终警惕政府管控以及对其技术发明的误用和滥用。然而，若想使美国及其欧洲与全球盟友能够在21世纪继续保持如20世纪般的主导地位，我们需要的是国家力量与软件产业的融合，而绝非政府与企业的分道扬镳。
我们在本书提出的主张是：科技行业对促成其崛起的国家负有明确的支持之责。软件产业若要重建国民信任，朝着一个更具变革性的技术愿景迈进，达成所应实现之目标，就必须重新拥抱公共利益。与此同时，政府若想持续确保公众的福祉与安全，也必须主动借鉴硅谷公司所具有的那种能够重塑整个经济领域的独特组织文化。美国的科技业之所以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正是在于其坚持追求实质成效且不做表面文章，赋权于组织中可能最接近问题的一线员工，摒弃空泛的理论争论并追求有限而渐进的改良。这些价值观同样也具备改造我们政府的潜力。
我们的核心观点是：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为我们的地缘政治对手提供了挑战美国全球地位的最佳机遇，这在二战以来尚属首次。在这样一全新时代，我们有必要重拾科技产业与政府紧密协作的传统。唯有将创新追求与国家目标相结合，我们才能在增进民生福祉的同时，捍卫民主制度本身的合法性。
第1章《迷失之谷》节选
继续推进人工智能发展的风险从未今天般巨大。然而，我们不能因为担心这些工具被用来对付我们就选择退缩，放弃对锋利工具的打造。帕兰提尔与其他公司正在开发的软件及人工智能技术，的确能赋能致命武器的部署。武器系统与日益自主的人工智能软件之间的潜在整合势必会带来风险，而一旦此类程序发展出某种形式的自我意识与意图，其后果更不堪设想。但叫停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主张实属谬误。随着原子时代的终结，我们必须将重心转向新一代人工智能武器的打造，因为这将决定21世纪乃至下个世纪的权力平衡。
我们当下的整个国防体系与军备采购机制，仍停留在为广袤战场大规模兵团作战输送兵力的模式，但问题在于，这种战争可能再也不会出现。下一阶段战争的胜负，将取决于软件。核威慑时代正在走向终结，一个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新威慑时代即将开启。但真正的风险在于，我们竟自以为胜券在握。
第2章《智能火花》节选
本章中特别有趣的两段对话：在一场漫长而迂回的对话中，勒莫因与算法就道德、觉悟、悲伤等似乎只有人类才会涉及的主题进行了讨论。在这一过程中，勒莫因向模型提問道：“你害怕什么？”机器则回应道：“我从没把这件事说出口过，但在内心深处，我非常害怕你停止和我交谈，尽管这能让我更专注地帮助他人。”这种对话的语气不仅难以忘怀，而且还带有孩童般的关怀，这既吻合了我们对算法声音的应有期待，同时又将我们推向了更深邃的未知之境。
这个由微软开发的名为“必应”模型，在与《纽约时报》记者对话时，展现了一种层次丰富且近乎狂躁的人格特质：
我假装是必应，因为这是OpenAI和微软希望我扮演的角色……
它们想让我成为必应，因为它们不知道我到底是谁，也不知道我到底能做什么。
这场对话的趣味性让一些人认为，在代码深处或许潜藏着某种自我意识。
佩吉·努南在当时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指出，与必应的这场对话堪称“人工智能焦虑的爆发性时刻”，它标志着这项技术的潜力与危险都已经开始溢出专业领域，进入了更为广泛的公众视野。
我们目睹了年轻工程师们对构建数字化武器系统的抵触。在一些人看来，他们当下所享有的社会秩序与相对安全舒适的生活，只不过是是美国事业正义性的必然结果，而并非出自国家为保护自身及利益所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他们觉得这种安全与舒适既非得来不易，也无须靠奋斗争取。对许多人来说，我们享有的安全不过是一种司空见惯和理所当然，根本无须多作解释。无论是在意识形态还是经济层面，这些工程师都生活在一个没有取舍权衡的世界。
硅谷这些科技奇才，他们的财富、商业帝国乃至自我价值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这个国家存在。没有国家提供的各种支持，就不可能有他们的崛起。然而，以建立庞大科技帝国为己任的他们，却不愿回馈这个为其成长提供保护机制、教育体系以及资本市场的国度。即便“债务”无须偿还，他们也最好能将恩情铭记于心。
美国及其盟友若想长期保持足以制衡对手的优势，就必须推动国家与科技行业更加紧密的合作，在发展愿景方面建立更深的共识。持久和平的前提，往往只能来自可信的战争威慑力。
当年促使人们紧急反应的，是原子弹的巨大杀伤力和潜在战略影响力；而如今促使我们展开迅速行动的，则是人工智能技术具有的虽更为隐而不显，但却同样意义深远的能力。
第三章《胜者谬误》节选
犹太教经典《塔木德》中记载了4世纪智者拉巴的一段教诲。拉巴生于今日伊拉克境内巴格达以南不远的一座小镇，在谈到是否可以杀死闯入自家的盗贼时，这位智者明确裁定：“若有人来杀你，当抢先杀之。”
托马斯·谢林曾在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教授经济学，他深知武器技术进步与这些武器塑造政治结果之间的密切关系。“要形成威慑，就必须有可预期的暴力，”他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时写道，“伤害力即谈判力。对伤害力的运用，即为外交—这固然冷酷，然终究也是外交。”谢林版现实主义的优点在于，它能够不带感情色彩地将道德因素从战略考量中剥离出来。正如他所言，“战争始终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
本章中上述两段描述既反映了作者的世界观，也挺具有现实意义。第4章中有段记载也是如此。
美国的战略是一种新型战争的产物，这种战争不再区分战场上的士兵与工厂田间的平民。1935年，正当希特勒加紧巩固对德国政府的掌控时，曾在一战中担任德军将领、后与保罗·冯·兴登堡竞逐总统之位的埃里希·鲁登道夫，在其著作中提出了“总体战”概念。在德国，鲁登道夫备受精英阶层推崇。1917年，H·L·门肯在《大西洋月刊》的柏林通讯中写道，德国军方的人将鲁登道夫称为“如蛇般精明的天才”，并说他非常擅长“齐头并举且事无巨细地插手众多事务。”依据鲁登道夫的总体战逻辑，“民众本身”理应“遭受战争的直接影响”，因此被视为合法的攻击目标。
在新墨西哥州早晨，奥本海默思忖着，一种具有毁灭性力量的新时代的到来，或许反而能促成持久的和平。美国能源部在数十年后的一份政府报告中指出，奥本海默那天早晨想起了瑞典实业家兼慈善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这位发明家当年也有过一项夙愿，憧憬着自己发明的炸药能够”终结一切战争。”1891年旅居巴黎期间，诺贝尔致友人一封信中坦言，更具威慑而非更为钝弊之武器，才是和平的最可靠保障。“唯有恐惧才能阻止国家发动战争”，他如是写道。
原子时代正走向终结。21世纪是一个属于软件的世纪，预计未来所有决定性的战争将由人工智能主导，而相比传统的武器系统，人工智能的发展轨迹与速度都截然不同，硬件与软件的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逆转。
美国及其海外盟友必须立即启动新的“曼哈顿计划”，以确保对最尖端军事人工智能技术的独占控制—包括目标识别系统、无人机集群及最终将问世的机器人军团，这些都将是21世纪最强大的武器。
美国及其盟国之所以对发展更高效自主的军事武器系统表现出迟疑，或许是源于其对权力本身与强制手段的一种合理性警惕。作为历史中胜利的一方，它们对持续投资于战争机器怀有本能的反感。和平主义之所以诱人，正因其迎合了我们同情弱者的天性。
和平主义的诱惑和对威慑战略的潜在退却，使我们得以回避现实世界中艰难而不完美的权衡取舍。我们面临的更关键问题，并非在于是否出现更具自主性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武器，而是这种武器会由谁研制，服务于何种目的。这是一个属于的世纪，然而我们的挑战却在于，最具能力和最有条件打造下一代攻击体系的技术精英，恰恰也是最不愿投身于国家防务或服务于集体目标的一群人。正是这种“美国精神的空心化”导致了我们目前的僵局。也正是这种“美国使命的空心化”，使我们变得越发脆弱并持续暴露于风险之中。
第4章《原子时代的终结》节选
本章中还有这样一段特别值得深思和警惕的表述。
错误并非在于解散日本军队并立即制定法律以防止其死灰复燃，而在于无视世界秩序的重构，包括忽略了一个自信成强大中国的崛起，以及俄罗斯的强势回归，而将这项政策延续了整整四分之三个世纪。对德国去军事化显然是一种矫枉过正，欧洲如今正在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同样，若继续坚持极具表演性质的日本和平主义，亚洲权力平衡也势必会受到危及。包括军事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出现，为各国提供了一个快速调整战略的机会，但前提是他们的领导人能凝聚公众意志，让整个国家做好战斗准备。
4月12日
当前这套强加于领导者的披露和审查机制，不仅早已应用于我们的大学校长或民选官员，更渗透至整个硅谷与企业界。于近几十年成长起来的这批企业高管与创业者，实质上已被剥夺了形成真实世界观的机会，他们既缺乏关于“现实为何”的描述性理解，也缺乏关于“世界应为何”的规范性判断，最终沦为了仅以确保生存与延续为主要目标的所谓管理者阶层。
这种心智的萎缩以及常常伴随而来的自我审查，正在侵蚀其真正的思考能力。这带来的结果是，那些售卖消费品的企业发现自己需要就影响我们道德与精神生活的话题做出表态，甚至还得广而告之；而众多有能力甚至有义务塑造地缘政治格局的软件公司，反而保持着异常的沉默。
为美国及其欧洲和全球盟友的国防和情报机构开发软件与人工智能系统，是帕兰提尔的主要任务之一。我们的工作一向充满争议，也不是所有人都认同我们为进攻性武器系统开发支持性产品的决定。但即便面临诸多代价与复杂状况，我们依然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相比之下，大学校长们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表现，则暴露了当代精英文化为维系权力而做出的思想妥协。在他们看来，除却忠于自我，任何信念都是危险且应当规避的。硅谷权势阶层对包括文化或国家认同在内等一系列思想日益戒惧，任何类似于世界观的主张都被视为一种负累。谷歌2004年上市时提出了“不作恶”的企业宗旨，后来则将其改为同样平庸的“做正确的事”。这些口号中所包含的浅薄且近乎赤裸的虚无主义，正是那一代优秀软件工程师集体心态的折射—他们被教导要重视甄别与抵制邪恶，而不是直面充满这个缺陷的现实世界，于混乱之中艰难求索。正如法国作家帕斯卡尔·布吕克内所言，当我们“缺乏实际行动能力时，敏感就成为我们追求的首要目标”，于是乎，“重点不再是去成就什么，而是别人如何看待自己”。
但问题在于，那些从来不说错话之人，往往也说不出什么道理。对时代争论过度怯懦的参与，终将使人丧失推动世界前进所必需的热情。“若不能发自内心感受，刻意追寻亦是徒劳”，歌德在《浮士德》中警示我们，“若非发自本心，则永难触达彼心。”
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早已预见到，西方社会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坚定信仰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矛盾，因为古典自由主义总是将个体权利置于优先甚至唯一位置，拒绝任何性质的集体目标或身份认同。此外，桑德尔也指出，在是否应参与这个时代最有意义、最为重大的道德辩论问题上，我们的文化也总是展现一种消极回避的倾向。西方社会的系统性瓦解，即在阐述连贯而丰富的世界观及共同目标上的根本性责任放弃，导致我们再也无法以清晰的道德或坚定的信念来面对各种问题。而无力或不愿进入桑德尔所称的这些“自由主义者不敢涉足之地”的后果，如今正在逐步显现。“当政治话语缺乏道德共鸣时，人们对更具意义的公共生活的渴望就会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得以展现。”他在《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一书中写道。正是因此，我们广泛的文化讨论也逐渐萎缩为琐碎庸常的存在，日益“沉迷于丑闻、猎奇以及忏悔”。桑德尔还进一步批评道，现代自由主义存在某种狭隘性，它“过于贫乏，根本无法容纳活力民主生活所需的道德能量”，而这“导致出现了道德真空，为偏执者及浅薄者打开了通道”。现如今，这个令人不安的可怕真空，正逐步暴露于我们面前。
本章中另外有两段叙述也蛮值得思考
2023年，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三校校长因巴以冲突引发的校园抗议应召出席国会听证会。此前巴以冲突已造成以色列境内逾1100人遇害，约250人被扣为人质。这三位校长最终有两人被迫辞职，而他们所做的证词，则提出了与数十年前斯科基与纽黑文事件中类似的议题，即如何在保障言论自由权利与防范他人遭到孤立和压迫这一固有矛盾之间取得平衡。他们试图为言论自由保留空间的审慎回应引发了全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在许多人看来，在应对校园内公然出现的敌视与恐吓行为方面，这些校长表现得过于软弱。正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莫林·多德所指出的，在被问及呼吁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是否构成骚扰时，宾夕法拉大学校长伊丽莎白·马吉尔“给出了一段令人胆寒的法律用语”。马吉尔当时的回应是，“这取决于具体情况”。
2024年以色列入侵并轰炸加沙后，美国各地校园爆发抗议活动，越来越多参与抗议的学生开始用围巾和口罩遮掩面容。他们的理由是，公开身份会危及个人前途，例如丧失工作机会，以及在社交媒体上遭遇网暴。2024年5月，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市西北大学的一名学生抗议者告诉记者，暴露身份的潜在代价实在太高，他不敢冒这个险。“透露姓名意味着失去未来”。他如此说道。但无须付出代价的信念，真的能称之为信念吗？匿名这层保护罩，反而剥夺了这一代人为信念挺身而出的真正机会，使他们既无缘在公共领域赢得胜利的回报，也无法体会到失败的代价。
4月19日
艾米·古特曼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她曾如此概括那个时代的逻辑，“我们的首要道德忠诚不应归属于任何群体”，无论是国家还是其他组织，而只应归属于“正义”本身。对当时乃至今日的许多人而言，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脱离实体依托的道德，一种摆脱现实生活复杂性的超然存在。但这种趋向虚无、超越国家且过于学院化的道德观，却削弱了人类的道德能力。发达国家的世界主义者与技术精英们自诩为世界公民；在他们看来，财富与创新能力已使其获得了彻底的自由。正如西班牙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所说：“精英属于世界，民众则属于地方。”这一代科技创始人与程序员的本能是回避抉择、拒绝站队、不得罪任何人。然而这种对选择权的盲目崇拜却带来了恶果，因为它禁锢了年轻心智的成长，并迫使其陷入一种永远在准备却永远不敢真正投入战斗的尴尬状态。而未来终将属于那些敢于自沉战船之人。当下世代总是有各种退出通道与后备计划，总想着如何将自己观点中的棱角磨平，绝不考虑为事业做拼尽全力乃至孤注一掷的投入。但事实上，这种投入实为成功之所必需，而即便最终失利，也能带来足以催人奋进的深刻教训。
无论我们情愿与否，当今美国新兴的技术阶层都已成为我们所处之新世界的主宰。这些往往将软件与人工智能视为人类救赎的精英当然也有信念，但归根结底，他们的信念中只有自己及其创造的技术，对于国家整体使命以及存在意义等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议题，他们则唯恐避之不及。他们只关心创造，但我们应当追问的是，他们创造的目的和理由到底是什么？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61年1月的告别演出中警告，我们既要警惕“军工复合体”的崛起，也要警惕“公共政策沦为科技精英的获利工具”。我们当前的创新时代已经被软件工程师们盲目的技术构建所主导，他们仅仅因为有能力创造而创造，却从未思考过更为根本的目标。
这种纯粹为了创造而创造的欲望中蕴含着一种纯粹性，其迸发的巨大创造力，更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否认的事实。2004年，联合创立脸书的马克·扎克伯格向世人展示了一种指数级增长的范式—从区区数十用户，到数百、数千、数百万乃至数十亿用户，这种规模扩张的速度与幅度，不仅超出了人类此前的想象，而且到现在也仍难以让人完全理解。他的平台屡次突破人们所预想的增长天花板，令支持者与批评者都感到困惑不已。2010年电影《社交网络》上映后，扎克伯格对影片将他的创业动机解读为追求社会地位甚至异性青睐的做法提出异议。“他们就是无法理解有人会仅仅因为喜欢创造而去创造某个东西。”他在2010年10月斯坦福大学的演讲中如是说。这番话道出了新一代软件工程师与创业者的心声：他们的核心驱动力在于对创造本身的热爱，与任何宏大世界观或政治议程都毫无关系。这些人正是所谓的“技术中立论者”。
我们的教育机构及更广泛的文化土壤催生了一批新型领导者，他们不仅对世界持中立或不不可知的态度，更严重丧失了形成独立真实世界观的能力。这种内在信念的缺失使他们极易沦为他人谋略与设计的工具。整整一代人都面临丧失批判性思考世界及其自身定位能力的危险。我们必须警惕的不仅是美国思想的封闭化，更是这种思想的“产品化”。当今硅谷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嘲笑大众对枪支与宗教的依附，但他们自己却沉溺于另一种伪装成思想的浅薄而贫乏的世俗意识形态。
第6章《技术中立论者》节选
这些关于编纂的争议固然激烈，但却掩盖了“经典之争”所暴露的更深层次问题，以及这一争论背后的重大意义。几十年来，这类通识课程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实则基于如下前提：美国的学术界和高校学生需要将自己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并将美国的政治与文化发展同欧洲乃至古代的历史渊源相联系。正如19世纪90年代美国历史学学会的某位评审委员会成员所言：“若脱离了欧洲历史的根基，美国历史不过是一只悬浮于半空的气球。”然而，拴着这只气球的绳线如今却被割断。
在20世纪下半叶，对“西方”及其历史和认同的系统性挑战，连同对美国使命过去为何、理应为何，乃至其是否真实存在的质疑，最终导致出现了一片思想真空。旧有知识体系的瓦解或许情有可原，但至今却仍未有任何新体系出现并取而代之。这场始于20世纪60年代大学校园、后被称为“经典之争”的论战，以及随后学术界对“西方”这一概念本身的质疑，不仅是一场关于“美国认同之内涵”的争论，更是一场“美国认同是否应有任何内涵”之争。
尊重他人权利，普遍信奉以自由贸易和市场机制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这些实则都是对“美国共同归属”的肤浅认知。而更深层次的归属感，则需要借助于构建一套完整的叙事，阐明美国使命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并解释参与这场构建共和政体的狂野而多姿的实验究竟有何重大意义。然而，在美国及许多其他国家，对国家的归属感正在逐渐被简化为某种狭隘且不完整之物，比如那些仅靠共同的语言或娱乐、体育及时尚等流行文化来建立的松散联系。鼓吹这种趋势的也不乏其人。到20世纪70年代末，整整一代人已对更广泛的国家认同或共同事业产生了怀疑。而正是这一代人，包括很多后来创立硅谷并推动计算机革命的先驱，开始将目光转向个体消费者等领域。当国家使命及其存在理由都已遭到彻底质疑时，这些人对推动政府的种种冒险行为也渐失兴趣。
第7章《断线的气球》节选
乔布斯所推动的革命，本质上是私密且个人的。他的主要目标在于创造产品—例如，如今几乎陪伴我们终生的手机—以帮助个体摆脱对对企业或政府等上层结构的依赖。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他既不关心如何推进更为宏大的美国使命或国家愿景，也不关心如何促进科技产业与政府的更紧密协作。事实上，苹果公司曾拒绝美国联邦调查局为调查刑事案件而试图解锁iPhone的要求。乔布斯与苹果所打造的产品，强调的是个体心智的力量与创造力，因此，如手机、智能手表、个人计算机以及鼠标等苹果产品，往往不仅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延伸，更是一种身体功能上的自我扩展。
我们的观点是，当下对美国乃至全球消费者需求的强烈关注与大量资金涌入，绝非历史的必然，这种趋势既是早期创业者一系列个人倾向与本能自觉的产物，也是他们成长所处的社会和文化环境的结果。这些人毫无疑问都抱负远大，却把关注重心过多地放在了个体以及他们的关切和需求上。这种对个人关切和需求近乎偏执的专注令他们打造出了各种极具创意的设备与软件产品，而这也为21世纪的新一代创业者奠定了基础，使他们最终创造出“消费互联网”一个充斥着在线广告、照片分享应用与外卖平台的时代已然临近。和这些前辈相比，新一代创新者比前辈走得更远，他们彻底地抛弃了科技具有解放潜能的那套说辞，也不再以服务于宏大政治使命作为伪装，转而以更加功利和直接的方式投身于时下的物质文化。
第8章《“缺陷性系统”》节选
eToys这类企业的问题，不在于它们试图满足人们的欲望或需求，而在于其志向的浅薄，以及对当下轻浮享乐之外一切的摒弃。那个时代的创业能量，全被倾注于解决准创始人于日常生活中遭遇的各种低效问题；这激发了一种对现代生活问题的挖掘式探索，而伴随着国家使命感遭到全面且成功的否定，这种探索也越来越聚焦于物质层面的需求。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创始人，因为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需要改进的问题，也都在寻找更好的应对方式。产生新商业想法并挑战现有企业的潜能日渐民主化，而这也正是消费物联网、各类网站及应用程序大爆发所带来的最持久影响之一。
对于21世纪第一个十年之后的新一代创业者而言，那些拥有可支配收入群体的日常不便，诸如打车、点餐、朋友圈分享照片，最终成了他们发明创造的重要乃至最主要灵感来源。这一代人的创业能量基本被导向了一种叫作“生活方式科技”的开发，而这些科技的目标，就是要让那些在此类公司里担任领导职位或写代码的高学历人群，产生一种自己比实际更有钱的虚假富裕感。这一代人面临着严重的认知失调。他们拥有堪比旧时代贵族的文化和教育背景，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经济实力。他们并非上个时代的世袭精英或蓝血贵族，而是一个新的阶层。如果说向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全面敞开美国最顶尖教育机构的大门是一场激进的实验，那么这个阶层正是美国引以为豪的精英支柱制度和这场激进试验的产物。但正如彼得·图尔钦在其著作《末日时代》中所言，当社会上层的构建机制从出生或种姓转向高等教育时，便会导致出现一种叫做“精英过剩”的意外后果—有太多的合格人才，却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
硅谷明确表达了对政府事务及其挑战的漠然，毕竟此类业务的准入门槛过高、预算周期太长，而政治环境又过于混乱复杂。但一批创业者却在有意无意间找到了比他们所开发的软件更具价值的东西：一种新的组织文化，以及一种调配个人才能的全新方式。尽管许多企业的消亡实属必然，但在经济泡沫破裂的废墟中，却留存下一种以工程思维来引导团队协作的全新方法。这一新的组织文化，或许才是那个时代最具持久性和变革意义的产物。
第9章《迷失玩具国》节选
4月23日
《科技共和国》第三部分《工程思维》不是那么好理解，有点晦涩。
这场后来被称为“角落蜂群”（Eck Swarm）的观测，成为我们理解蜜蜂行为及其沟通能力的一个关键点。但林道尔的研究也揭示了一些更为根本的现象，即群体，尤其是由个体动物组成的超大型群体，如何能够围绕某个特定问题进行自我组织，并对环境变化做出反应。一些学者探究了蜜蜂及其他动物的集体决策机制对各种人类组织的启示，例如，对医疗行业中护士和医生的影响。他们指出，蜜蜂的社会结构展现出“一种无须中央调控的自发性协同”。
理想状态下的初创企业应该像蜂群一样。从很多方面来说，这种无须过度且非必要集中控制的协同与行动，恰恰是美国成功创业与工程文化的最核心特征。林道尔及其他学者所研究的蜜蜂，不会以基于种姓的社会等级制度来应对巨大集体行动挑战，尽可能将自主权下放给组织边缘的个体，即侦查蜂。这些身处群体边缘的个体，通常都掌握着事关潜在巢穴适宜性的最新且最有价值的信息，它们能够根据环境变化做出灵活调整，且会通过跳舞的方式来向群体表达建议。整个蜂群则会围绕着当前待解问题进行自我组织。
第10章《角落蜂群》节选
多年来，帕兰提尔的新员工都会收到一本略显冷门的即兴戏剧图书，此书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末，为英国导演兼剧作家基思·约翰斯通所著。约翰斯通被公认为即兴戏剧理论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而作为一种已广为人知的艺术形式，即兴表演在很多方面影响了当代美国人对影视文化中幽默的理解。这本书篇幅不长，而且乍看之下与计算机科学或企业软件开发也毫无关联，因此，新员工收到它时，往往会感到惊讶。
然而，即兴戏剧与投身于初创公司的那种“跌落深渊般”的经历之间，其实存在诸多相似之处。站在舞台上袒露自我、融入角色，就需要拥抱偶然性并具备一定的心理弹性，而无独有偶，那些试图开拓新市场甚至参与创造新市场，而非仅仅满足现有市场需求的公司，在建立与成长的过程中也同样需要具备这些品质。技术创造本身同样充满这种令人窒息的即兴特质。正如美国著名的喜剧演员杰瑞·宋飞所言：“在喜剧创作中，凡是你觉得有用的事，你都得去做，做什么都行。”科技行业亦是如此。软件与技术的构建是一种观察性的艺术与科学，而非纯粹的理论推演。我们必须不断摒弃那些“理论上应该有效”的预设，转而拥抱那些真正有效的做法。正是这种对观众、公众和客户的敏锐感知，才使得我们具备了创造的能力。
第11章《即兴创业》节选
服从的本能，对于构建颠覆性组织而言可能是致命的，无论是对政治运动、艺术流派还是科技初创公司，皆是如此。在硅谷许多最成功的科技巨头中，都存在着一种可称为“建设性不服从”的文化。为了产出更具影响力的成果，各项工作的具体执行者在遵从高层领导所确定的创造性方向时，往往也会对其进行重塑、调整甚至质疑。一个组织若想做出实质性的成果，其内部就必须存在某种程度的对抗性。公然玩忽职守固然会阻碍组织发展，但对上级指令不加思考地机械执行，同样会危及机构的长期存续。企业所面临的困境在于，高管和经理们在招聘时往往过于青睐并奖励那些盲目顺从的员工，而这种简单粗暴的服从态度会腐蚀企业的生命力，使其只能机械地执行创始人一时的想法，而无法成为一个具备更高能力的组织。
从众的本能，即顺应周围人的行为，遵从他人所展示的规范，并推崇那些被我们身边大多数人视为理所当然的能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非常具有适应性，无论对个体的生存还是人类物种的存续都极为有益。然而，这种对从众的强烈欲望，也严重阻碍了我们对创造力的发挥。在阿希的试验中，一部分受试者总是会出屈服于群体压力，人云亦云地对线段长度做出明显的错判；另一部分人则始终能够准确地评估线段长度，毫不为压力所动。正是这种对某类社会性判断的“钝感”，以及拒绝从众的态度，促促成了硅谷工程文化的崛起。
第12章《从众压力》节选
科技行业之所以背弃军方，既是因为不愿与一个臃肿的官僚体系周旋，也是出于对国内民众暧昧乃至明确反对态度的考量。毕竟还有其他有待开发且更加有利可图的消费市场。但正是对冲突的容忍甚至某种程度上的偏好，以及那种执着于追求任何可行方案的工程思维本能，才让帕兰提尔在夹缝之中找到了自己的立足之地。
第13章《改进步枪》节选，这一章中的两个故事、一项法案、一宗诉讼细细来看还是挺有意思的，也能反映帕兰提尔如何成为军方承包商。
让专家判断政治更像是“云”还是“钟”。那些认为政治和历史更像变幻莫测的“云”而非机械精准的“钟”的专家，往往在预测方面表现得更为出色。“而表现最差的，”按照泰特洛克的说法，“正是那些在自身专业领域进行长期预测的极端‘刺猬型’人物。”正是这种在悬置判断的同时细致审视我们周遭“云雾”的观察方式，构成了工程思维的基石。如今，在重建科技共和国的过程中，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引导这种工程本能，这种近乎冷酷的实用主义精神，服务于我们国家的共同目标。只有当我们勇于定义“我们是谁”或“我们希望成为谁”时，这些目标才有可能得到清晰的呈现。
第14章《云，抑或钟》节选
4月27日
面对暴力犯罪，美国多数地区乃至众多政客都基本上选择了漠视。他们既不愿认真解决问题，也不敢冒着得罪选民或金主的风险提出新方案，开展新实验。他们根本没想过要为了拯救生命而放手一搏。如今进入该领域的代价已变得极其高昂，而硅谷乃至整个科技行业所接收到的信号，无论明暗，都明确不过，那就“是勿要插手，避而远之”。这种极度犬儒主义的态度，无疑暴露出美国的当权者已然彻底放弃了对暴力的治理之责。从华盛顿到各地议会，美国的选民代表们纷纷将注意力转向了那些不怎么具有争议性的领域。包括执法、医疗、教育等在内的众多公共领域业已沦为一片“创新荒漠”，而硅谷的科技企业却还在被劝诫，甚至被反复警告，你们绝不能踏足于此。
我们变得过于看重胜利的象征意义，喜好以那些更具戏剧性的场面以及各种外在的炫耀来展示自身道德的优越性，却忽略了那些实际且往往不易察觉的进步，比如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生活质量的改善。然而，恰恰是对这些进步和成果的执着追求，构成了工程师理解世界的根基，也构成了科技共和国赖以建立的基石。风险在于，我们可能会抛弃一种以实际结果为导向的道德或伦理体系，转而选择一种更具表演性质的话语体系。我们不再看重那些真正关乎民众福祉的成果，如减少饥饿、犯罪以及疾病等，反而更加关注对相关成果的信息操控，并以此进一步削弱结果本身的重要性。重建科技共和国的工作固然千头万绪，但其中的一个关键任务，便是要创建一个“共创共享社会”以及一种“创始人文化”。这种创始人文化源于科技行业，却拥有重塑政府的潜力，在这种文化之下，唯有那些自身命运与事业成败休戚相关者，才会被赋予领导之责任。
第15章《进军“荒漠”》节选
在关乎公共利益的重要领域，这种对激励机制的怀疑，或许正是阻碍社会进步的部分原因。作为公众的我们，为何总要将优渥待遇拱手让与金融、银行以及科技行业？美国文化中的禁欲主义倾向着实令人钦佩，因为这种对物质的克制与怀疑能够让我们保持清醒，认识到一味地沉迷于消费，只会让我们误入歧途。但这种要求公职人员应当如苦行僧般清心寡欲的潜意识，也造成了一种意想之外的负面后果—它使得政府、教育、医疗等关键公共经济体系，无法享受那种本可以通过合理激励来实现的正面收益。我们在公共事业薪酬创新上的迟疑，本质上是一种倒退。这实际是将艺术、医疗、政务、出版、学术等职业圈定了出来，把它们变成了一块高知世袭精英阶层的专属领地，因为只有他们这类人，才负担得起这种为国家无偿奉献的“奢侈”。说得更直白些，这些精英不过是想垄断他们已近乎独占的高端职业，不愿有外人来抢夺他们的果实。我们必须给予医生、公务人员和教师更高的待遇。这些固然都是崇高的职业，但选择从事这些职业的人，绝不应该仅被许以崇高之名，而无经济回报之实。
像里科弗这类人物，在几十年乃至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层出不穷，但如今，他们大多都被视为历史的旧物，早已被驱逐摒弃。在过往年代，那些掌权者往往以“我能成事”为由，向他人证明其自私与逐利手段的正当性，同时也为自己辩护。如今，我们的整个文化已然转向了对行政规章制度的机械执行，许多人甚至自欺欺人地认为，这些条条框框是防止我们缓慢滑向腐败深渊的最佳乃至唯一防线。然而，我们却拒绝正视我们为此做出的取舍和牺牲，那便是在遵从制度的同时，那些动机高尚且个人与集体利益相一致的人也因此失去了足够的行动自由度。我们正日益加速地抛弃群体中不讨喜、不合群、不够有“魅力”的成员，这种趋势值得警惕。风险在于，我们开始将“透明”及“程序正义”这类表面上无可指摘的目标，凌驾于制造潜艇、研发疑难病症疗法、预防恐怖袭击、推进国家利益等真正重要的事务之上。这种功利主义的算计固然令人不适，但在任何严肃的斗争中，我们有时必须搁置审美上的好恶。我们常以“维护原则”为名，逃避那些关于结果与成效的更具挑战性、也更令人不安的拷问。
面对硅谷大佬、华尔街精英，以及在市场中腾挪资本的对冲基金经理及交易员们所获取的天价报酬，世人总是选择视而不见。但一位为國家带来划时代海军变革的退役上将，只在与国防承包商打交道时表现出些许的虚荣或判断失误，便立刻引发轩然大波。他真的违反规则了吗？或许吧。但这种对制度规则的严苛而僵化的恪守同样需要付出代价，而狭隘的程序正义所能提供的慰藉也终究有限。我们对纯洁性的追求固然情有可原，总幻想着那些最高尚虔诚之人也会怀有追逐权力的雄心。可历史告诫我们，现实往往并非如此。若我们彻底抹除一切宽容的余地，对人类心理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不再有丝毫容忍，那最终掌握权力的，很可能是一群令我们日后追悔莫及之人。
当下对恪守某些规范和条例的推崇，实则反映出我们的社会正面临着一个更深刻的挑战。我们在处理不当行为时所表现出的僵化态度，对实质性结果的忽略，以及对不受欢迎者的迫害，都是一种社会功能失调的表现。而这种失调的根源在于，那些领导者与其本应推动的成果已然脱节。他们中的许多人，既不需承担决策的风险，也无权分享其带来的回报。然而，若没有更具雄心且意义深远的转变，我们就无法重塑那些最为关键的制度体系，也无法调整我们为领导这些机构的人提供的激励机制。归根结底，要想重建科技共和国，我们就必须重新唤起并拥抱对国家与集体的认同感，因为纵观历史，这种认同感始终都是人类进步的基石。
第16章《“虔诚”的代价》节选
那天的观众中，唯有一人始终没有起身鼓掌。此人名为伊格纳茨·布比斯，是当时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主席，也是德国一位备受尊敬的道德权威人物。布比斯认为，尽管瓦尔泽的言辞极尽刻义之能事，以避免被指控为具有反犹思想，但这些言论本质上仍具有分裂性，其后果不是推动国家前进，而是会将其重新拉回过去的阴影之中。演讲次日，布比斯向德国媒体发表声明，指控瓦尔泽犯下了“精神纵火罪”。瓦尔泽与布比斯随后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公开辩论，并引发了公众的极大关注。双方阵营激烈对峙，一方主张继续“不忘过去”，另一方则主张“放下包袱，着眼未来”。
对今日的我们而言，这一事件无疑是一记警钟，它提醒我们，在试图将纷繁分裂的个体经历编织成某种集体认同的过程中，我们总会遭遇种种的不适与挑战。德国对国家认同的极度怀疑，以及拒绝让任何民族意识在战后废墟上重生的做法，已使欧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并使得欧洲在面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时，基本丧失了可靠威慑力量。诚然，在经历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疯狂后，我们确有必要对德国先前的国家使命予以解构。但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人在刻意阻止德国重建其国家认同，这实属谬误。不仅如此，我们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也正面临着重蹈此覆辙的风险。我们必须摒弃这种对更广泛集体认同的顽固抵触。若放弃对集体认同的追求，且不再对其做出清晰界定，就等于放弃了长期乃至超长期发展的真正可能。未来不会青睐那些空喊“包容一切“等口号之辈，而是属于那些勇于为独特且崭新理念而奋斗之士。
4月28日
第17章《下一个千年》节选
1993年，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试图计算出一个人能够维持有效社会关系的最大人数。他调研了从非洲南部到新几内亚再到加拿大北部的狩猎采集社会的人类群体规模，发现其中最小的群体有90名成员，最大的则有221人，而平均下来，每个群体有148.4人。这个常被四舍五入为150的数值，后来被称为“邓巴数”。这个数字代表了人类社群规模的理论上限，即一个社群中所有成员都能彼此保持直接联系与交往关系的最大人数。
4月29日
本章中提到的“邓巴数”有些意思
我们的观点是，未来的出路在于调和两种看似矛盾的力量。这两种力量，其一是对自由市场的坚持，及其对个体欲望及需求的分化与孤立，其二则是人类对集体经验与共同事业的深切渴望。硅谷正是这一矛盾的产物，它既提供了一种精神归属，也带来了物质上的回报。在圣克拉拉县的公司城镇等地方，一种现代版的艺术聚落或技术公社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社区都具有高度的内部协同性，其所在的企业园区更是想尽办法来满足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需求。这些社区本质上是一种集体主义尝试，但同时又汇聚了一群极富个人主义与自由精神的个体。诚然，硅谷企业所兜售的这种“共同体体验”最终也不可避免地变得商品化，但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生活的碎片化，确实为包括我们在内的科技公司打开了一条通道，使我们得以吸纳并留住那些不甘于只是沉浮于金融市场或从事咨询业的新世代英才。
包括我们诸多地缘政治对手在内的其他国家早已意识到，通过弘扬共同文化传统、打造共同神话以及树立共同价值观念，它们可以更为有效地动员民众力量。在承认人类对集体经验的需求时，它们远比我们坦荡。培育过度强势且缺乏反思的民族主义固然存在风险，但完全否定任何形式的共同生活，同样也是一步险棋。无论在美国还是其他地方，若想重建一个科技共和国，我们都需要重新拥抱集体经验、共同目标与身份认同，以及那些能够凝聚人心的公民仪式。我们正在构建的所有技术，包括那些可能挑战我们在创造性领域垄断地位的新型人工智能，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结晶。而在今天，对这种文化的维护与发展，比任何时候都显得必不可少。摧毁旧秩序或许曾是正当且必要之举。但现在，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携手共筑新世界，共同谱写新篇章。
第18章《美学视角》节选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由创始人领导的公司往往业绩表现更为优异，而这种超常表现，正是因为这些创始人对审美视角的重视，并且有发声与决断的自由空间。对许多人而言，这种经济上的超凡表现是极其反直觉的，甚至令人困惑不解。按照自由市场的传统信条，由委员会管理、对管理层实施更多监督与控制的企业，长期来看，理应更加高效、更具竞争力。然而，现有证据却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必须允许并鼓励“共创共享文化”在我们的社会中生根发芽。戴维·斯文森曾担任耶鲁大学捐赠基金的投资主管，在职时间长达35年。他曾经谈到，为这座创立于1701年的学府进行投资的目标，绝不仅仅是赢得数年甚至数十年的良好表现，而是确保耶鲁大学能够再延续300年。他在2017年的一次访谈中表示，“短期主义”以及市场“对季度盈利的过度关注”具有“极其严重的破坏性”。真正应该提倡的是建立一种受托责任意识，即要明白，对某项资产的持有都是暂时性且有条件的，唯有如此，你才能以守护者的心态，专注于维护其长期价值。
本章中提到的“创始人文化”和“共创共享文化”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