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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个人打工回忆,文中所有企业名称均做模糊化处理,人物均为化名,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文:林汐
1997年,我揣着兜里仅有的200块钱,从湖南邵阳的山村坐上了南下东莞的长途大巴,那年我刚满18岁。在此后的三年里,我像一片飘在风里的叶子,在东莞的工业区里颠沛流离,长安的五金厂我干过,虎门的玩具厂我待过,厚街的轮胎厂我也熬过大半年。

这三年里,我被黑中介骗光过刚发的工资,进过扣着身份证不放人的黑工厂,被一起从村里出来的拜把子兄弟骗走了攒了半年的积蓄,甚至因为没办暂住证,被联防队关进过铁皮屋。
三年下来,钱没攒下几个,苦头倒是吃了个遍,唯一摸透的道理就是:在珠三角的工厂里,没一门拿得出手的硬技术,就永远只能在流水线最底层卖苦力,任人拿捏。
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在工业区的公告栏上看到了邵阳工业技工学校的招生广告,电工专业,学制半年,毕业包推荐进厂。学费要1100块,我翻遍了全身,连零头都凑不齐。
过年回村,我跟母亲提了想上学学技术的事,她红着眼圈摇头,说家里给父亲治病欠的债还没还清,实在拿不出钱,让我老老实实进厂打工,早点成家过日子。
我心里憋得慌,约了初中最好的发小刘建喝酒。刘建高考落榜后去工地干了一年,攒钱回来复读,那年刚考上中南工业大学。他听了我的想法,二话不说,从自己的学费里匀出1100块塞到我手里,说:“建军,你好好去学手艺,总比在流水线熬一辈子强,钱不急着还,等你混出头了再说。”
这笔钱,不仅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更是把我从浑浑噩噩的日子里拉了出来。直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还记着这份情,他后来成了路桥工程师,我们俩的交情,也从少年时延续到了现在。

2000 年开春,我进了邵阳工业技工学校。那时候,农家子弟的出路就两条,要么念完书南下打工,要么先去技校学门手艺,再出门闯天下。学校里全是和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男生大多报了电工、焊工班,女生基本都选了文秘、会计班。
校园里的日子,比起工厂里没日没夜的加班,轻松得像在天堂,也少了社会上的尔虞我诈。
放学之后,男生女生三三两两结伴,沿着学校旁边的资江散步,聊未来,聊梦想,聊出去之后要进什么样的大厂。也就是在这段日子里,我认识了文秘班的李燕。她和我同镇,说话温温柔柔的,字写得特别好看,放学总拉着我去机房,我教她认电路、接电线,她教我练五笔打字。
一来二去,我们俩就牵了手,成了全校都知道的一对。
在东莞打工的三年里,我也和流水线上的女工有过懵懂的好感,可到底未经世事,不懂什么是真正的感情。李燕是我第一个正经意义上的女朋友,也是她,让我懂了男女之间的情情爱爱,让我在枯燥的学习日子里,有了实实在在的盼头。
半年的学制一晃而过,毕业前夕,学校组织了一场专场招工宣讲会,来的只有一家企业,深圳龙华的富士康。那时候我还没听过富士康的大名,可宣讲的人说,这家厂在龙华有两万多员工,正在飞速扩张,五险一金齐全,从不拖欠工资,福利待遇在整个珠三角都是数一数二的。
我心里一下子就燃起了憧憬,一门心思要进这家大厂。

7月中旬,我们考完试,拿到了毕业证和电工证。可进富士康,要交680 块的介绍费,包含去深圳的路费。我东拼西凑,找同学借了800块,交了介绍费,剩下的钱留作生活费。
等了快十天,终于凑齐了十几个同学,我们从邵阳坐了一夜的绿皮火车,第二天清晨到了深圳平湖站,又转了两趟公交,终于到了龙华镇,在学校安排的吉盛招待所住了下来。
放好行李,我们就跟着带队老师去工厂面试。那时候我以为,有学校的推荐,有电工证在手,进厂是十拿九稳的事,可谁能想到,2000年的富士康,面试严苛到了骨子里。
第一关是形体筛查,教官挨个查身高、身上有没有明显的伤疤、纹身,有一点不合格的,当场就被刷掉;第二关是证件审核,人事部的人拿着身份证,对着本人反复核对,生怕有人用假身份混进去;第三关是视力和色盲检测,近视度数太高、分不清颜色的,全都淘汰。
连过三关,才是正式的笔试,试卷上全是初中的语数英、理化生知识,还有电工基础的电路图题,一次考不过还有一次补考机会,再不及格,直接走人。
我考了72分,顺利过了笔试,可面试还没结束,最后一关是体检,重点查乙肝等传染病,有问题的,一律不收。
全部通关之后,还有为期一周的军事化军训。最熬人的是站军姿,一站就是二十分钟,一动不许动,动一下就罚站加时。上午军训结束,下午是企业文化培训,讲公司的规章制度、人事架构、安全生产,上完课当场闭卷考试,一次不及格补考,再不及格,照样淘汰。
就连吃饭,都有铁打的规矩。去食堂取饭盒,必须走画好的斑马线内;吃饭的时候,必须左手拿饭盒,面朝统一方向,腿不许翘,不许交头接耳;饭盒里不许剩饭,吃完必须把桌面擦干净,一点残渣都不能留。光是吃饭的规矩,就磨掉了我们身上大半的散漫,也让我第一次感受到,大厂的危机感,时时刻刻都悬在头顶。
军训结束,各个部门来挑人,身边的同学一个个被领走,我迟迟没被选中,心里越来越慌。那天我们正在教室看安全培训的投影,教官突然推门进来,让机电专业的人站成一排,原来是中央总务部的师傅来借人,去厂区做电路整改。

这次一共选了六个人,我也在其中。带我们的刘师傅特意跟我们说,只是 “借用”,活干完了,还是要退回原部门的。刘师傅人很厚道,带着我们去泰华新村的宿舍楼装照明和风扇,去 F 栋的仓库整改电路。期间碰到了先被分走的同学,有人分在了冲压车间,天天跟机床打交道,累得直不起腰;有人分在了制二部,打拉钉打得手都磨出了血泡,都说快熬不住了。
我们几个被借用的,不想回去干流水线的苦活,再三恳求刘师傅多留我们几天。刘师傅心软,又带着我们干了几天杂活,可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活一干完,我们还是被 “原物奉还”,退回了待分配的大教室。
第二天下午,一个穿工装的女文员进来,拿着名单点了几个人出列,又扫了一圈,突然点了我和另一个同学的名字。我心里早就打好了算盘,要是她说是冲压、成型这些苦部门,我就说宿管科已经定了我们。可她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笑着说:“我们是 C/K 部,活轻松,就是工资比产线低一点,来不来?”
我当场就点头答应了。就这样,我被分到了 C/K 部,住在华新村 9 栋的员工宿舍,上班地点在鸿富锦厂区的二楼。工作确实轻松,就是给电脑配件做包装、扫码入库,干累了就能歇会儿,不用跟流水线一样被机器追着跑。入职第二天,产线又招进来五个女工,我在当天的日记里,记下了她们的名字:易新艳、徐秋庆、黄敏、张丹、夏志敏。
9月10号,我签了劳动合同,正式转正。15号发了第一个月的工资,扣完食宿,到手240块。10月第二次发工资,工资单上打了769块,第二天一早我就去银行取了钱,寄了点钱回家,听说11月厂里要优化人员,没敢多寄。
我本以为自己干活麻利,又不惹事,八成能留下来,可人算不如天算,11月底,厂里的海外订单锐减,上头果然动了手,名头不是裁员,美其名曰 “放长假”,假期足足两个月,一直放到第二年2月23号。11月25号出的通知,26号就结账走人,70多个人,裁了37个,我也在名单里。
拿着结算的 540 块工资,我走出富士康的大门,心里空落落的。在技校学了半年电工,出了富士康,我打定主意,一定要找个电工的活。我天天往龙华的职介所跑,进场费一次 10 块,加上车票、复印、吃饭,兜里的钱很快就见了底。好在名义上是放假,我还能赖在员工宿舍里,同县的老乡周银桃,给我凑了 20 多张食堂餐票,才让我不至于饿肚子。
一次又一次的落聘,我的自信心一点点被磨没,兜里的钱越来越少,危机感越来越重,找工作的目标一降再降,最后连普工的活都愿意干,可就连普工,都不好找。
那时候,龙华的三和职介所,是宝安区最正规的职介中心,好工厂多,竞争也大,还要交不菲的介绍费。我每天清早出门,先去三和看招聘启事,没合适的,就去旁边的路路通、南国几个职介所碰运气,再不行,就沿着龙华的工业区,一家家厂门口看招工启事。

到了12月15号,富士康发了工资,周银桃知道我兜里没钱了,主动给我塞了200块,还买了一条烟给我,说:“兄弟,省着点花,总会找到活的。” 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想起来,这份兄弟情,依旧暖得人心头发烫。
12 月底,我终于在路路通职介所看到了一家好单位,招聘台前挤得里三层外三层,全是递简历的求职者。再等下去,名额就满了,我心一横,挤到最前面,把身份证、毕业证、电工证一股脑递到了招聘的女文员手里。她愣了一下,接过证件看了看,点了点头,说:“行,你跟我们走。”
这家工厂在东莞清溪镇,职介所租了辆大货车,拉着我们50个人往东莞赶。进厂之后,先查身份证,再笔试,相比富士康,简单太多,就是几道初中的基础题,笔试过后是车间主管面试,再查色盲,最后统一去医院体检。五十个人,最后刷下来十几个,我顺利留了下来。
这家厂是家跨国企业,叫明门厂,主要做婴儿床、婴儿车、汽车安全座椅,车间环境还算不错,伙食跟富士康差不多,就是上班时间长,每天 9 小时正班,晚上还要加 4 个小时班,周六周日基本不休息。车间里没有轻松活,我被分到了组装车间,岗位是打婴儿车扶手,单调又费力气,每班要完成 45 捆,打不完中午就得义务加班。
一天下来,胳膊酸得抬不起来,腿软背痛,我打心底里佩服车间里的女工,不仅能扛住这份苦,车间里的靓妹还特别多。
上班的时候能聊天,休息的时候,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开玩笑,一天的疲惫就散了。没多久,我就跟车间里的几个女孩混熟了,韦丽婵、吴芳、候海云、安翠英、谢志嫦。我对韦丽婵最有好感,她聪明温柔,手也巧,装出来的婴儿车合格率永远是最高的,我总跟她打打闹闹,还给她起了个外号叫 “小宝”。

在明门厂的第一个月,我领了800多块工资,还了欠的账,快过年了,又寄了300块回家,手里又没剩下多少。第二个月,订单少了,工资降到了 680块。钱少了不算什么,最要命的是,厂里因为海外订单缩减,又要裁员了。
我心想富士康的长假也快结束了,与其等着被厂里裁掉,不如主动离职,走得也体面些。我找主管递了辞职单,班长知道了,跟我开玩笑说:“你这个‘人才’要走,我还真舍不得。”
2月5号,正月十三,我的离职单批了下来。要走的那天晚上,我请吴芳,还有一起离职的同事张建政喝酒。席间,我们聊着各自的梦想和未来的打算,没想到,吴芳说着说着,突然就哭了,说你们一走,车间里就找不到好玩的人了。
吴芳说我们 “好玩”,是有原因的。在车间里,我们总跟韦丽婵、吴芳她们开玩笑,休息的时候,一起唱歌,拉着手在车间空地上跳舞。那时候的想法特别单纯,就图个开心,没什么乱七八糟的心思。
大概也正因为这样,吴芳才一直记着我,总想着靠近我。有一回,她当着全车间人的面,伸手要帮我捋头发,说里面沾了木屑。那时候我满心都是韦丽婵,怕她看到了生气,下意识就躲开了。我总觉得吴芳是老员工,心思活络,不好相处,一门心思都放在了韦丽婵身上,直到那天晚上看着她哭红的眼睛,才发现自己对她的了解太少了。
我好一顿安慰,她才破涕为笑。辞别了吴芳,我又去找韦丽婵,千叮咛万嘱咐,可我心里清楚,一旦离开清溪,回到深圳龙华,我和韦丽婵、吴芳,注定不会有结局。原因很简单,富士康的车间里,年轻女孩远比明门厂多得多,乱花渐欲迷人眼,哪里还顾得上清溪的人。

回到龙华,我给之前的课长打电话,课长说厂里的订单还没回暖,让我再等等。没办法,我只能又往三和职介所跑,看着职介所里人山人海的求职者,突然就生出了别的想法。
和我一起从明门厂离职的张建政、喻世华,跟我成了好兄弟,他们也想进富士康,我们三个就在龙华金侨花园合租了个农民房单间,15栋502,一个月280块。回到出租屋,我跟他俩说:“工厂再好,也不可能打一辈子工,要不我们摆个书摊卖书怎么样?”
我给他们分析,富士康有两万多员工,年轻人多,都爱看书,我们卖武侠小说、打工杂志、言情小说,还有电工、文秘的考试工具书,肯定有生意。张建政也觉得可行,我们说干就干,白天去八卦岭的图书批发市场找书商,晚上就去龙华的路边书摊蹲点,打探行情。
书摊还没正式开张,我们又发现了新商机。去富士康找老乡的时候,碰到了周银桃他们,为了感谢周银桃之前的帮忙,我请他们吃了顿饭。酒桌上聊起摆书摊的事,有个老乡说,卖书不如做餐饮,富士康的食堂早就放开了,员工可以用现金买饭,外面的饭馆天天爆满,就算只卖早餐、炒宵夜,一个月也能回本。
想法很美好,现实却很骨感。不管是卖宵夜还是做早餐,都得有启动资金,我们几个打工仔,今天吃饱了还得愁明天的饭钱,哪里拿得出钱租门面、买厨具?最后还是只能回头卖书。
我们凑钱进了一批新杂志、盗版武侠小说,还有二手的打工文学,找了个木板车,就推着去富士康园区门口摆摊了。第一次推着一大箱书出门,总怕碰到熟人,浑身不自在,后来才慢慢适应。可生意远比我们想象的难做,本钱小,进的书品类单一,根本没多少顾客,慢慢的,我们也就没了心气。
书摊黄了,我又试着找销售的工作,缠着做推销的张建政教我技巧,学了点皮毛,去三和职介所碰了两次运气,拿到了两家公司的面试资格,一家在坂田,一家在深圳市区。可真要去面试了,我反倒胆怯了,怕自己没经验,就算入职了也赚不到钱,更何况兜里的钱根本撑不了多久,想来想去,最终还是放弃了。
兜兜转转,唯一的希望,还是富士康。当初说好的三个月长假早就到了,我听说之前的两个同事已经重新回厂上班了,于是穿上旧工衣,拿着之前放假的厂牌,混进了厂区,找到了之前的课长,跟他说了我的情况,求他帮帮忙。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课长信守诺言,帮我打了招呼,把我安排到了制造三处。之前没分配部门的时候,就听周银桃说制造三处最苦最累,我一直躲着,没想到转了一大圈,还是来了这里。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正是这第二次入职富士康,让我认识了产线上的女工瑞瑞,也有了一段刻骨铭心,记了一辈子的爱情。
瑞瑞是河南姑娘,她年幼的时候,父亲去新疆支教,做到了高级教师,却和女学生日久生情,组建了新的家庭。瑞瑞的母亲一个人拉扯她姐姐和弟弟,把她扔给了外公,她从小就和外公相依为命。
她只念到小学毕业,可记忆力特别好,像台电脑一样,看过一遍的东西,就能一字不落地记下来。哪怕从小吃了这么多苦,她依旧待人友善,对谁都掏心掏肺地好。
我们俩的相遇,是在老乡线长苹果的生日宴上。吃完饭,大家兴致未尽,又一起去 KTV 唱歌。我在技校的时候,参加过唱歌比赛,拿过三等奖,那天我唱了一首邰正宵的《心要让你听见》,应该就是这首歌,打动了瑞瑞。
从 KTV 出来,打打闹闹中,瑞瑞跟我说:“心要让你听见,我记住你了。” 我没想到,就从这句话开始,我们的故事拉开了序幕。其实一开始,我对她没什么太深的印象,全程都是被动的,属于被她倒追的类型。
分别的时候,我们互相留了联系方式。那时候用的是波导手机,号称手机中的战斗机,富士康的工资在厂里算中上,我们宿舍的人,基本都有了翻盖手机。她要了我的号码,有空就给我发消息问好,下班了就约我去园区散步。
俗话说,女追男,隔层纱。我也不例外,没多久,就被她的真诚和温柔打动了。最开始,我们只是下班了在龙华广场散步,慢慢熟悉了之后,就在水斗新村租了房子,住在了一起。

很快,她怀孕了,认认真真地跟我说起结婚的事。那时候我自己还是个半大孩子,对结婚生子这件事懵懵懂懂,根本没想过谈个恋爱就要成家,一下子就慌了神。
可孩子都有了,我不能不负责任,恰逢年底发了年终奖,我多拿了一个月工资,瑞瑞在制二部,效益好,拿了两个月的年终奖,我手里有五千多,她有一万多,我们俩一合计,决定过年回家结婚。
我们先回了她河南老家,那时候我懵懵懂懂,什么都不懂。到了她家,她妈妈请了她叔叔、舅舅这些亲戚,摆了两桌饭,根本没提彩礼的事。因为我不懂,也没主动问,最后只给她妈妈包了几千块钱。
然后,我带着她弟弟、姐姐,回了湖南老家。先把她们安排在宾馆,第二天和我哥去县城添家具。就在家具城里,她突然不见了,我到处喊她,才听到厕所里传来微弱的应答声。
冲进去才知道,她大出血了。我赶紧把她送到医院,推进手术室的时候,她吓得浑身发抖,紧紧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地问我:“我会不会死?你会不会不要我了?”
我蹲在手术室门口,握着她的手安慰她:“不会的,就是个小手术,你放心,等你好了,我们就结婚,我一辈子都不会不要你。” 护士看她情绪太激动,破例让我跟着进了手术室,陪了她好半天,她情绪稳定了,我才退了出来。
手术很成功,她没事,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没能保住。
我一共在富士康干了六年,结婚后,我们商量着不再打工。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她父亲在新疆的影响,那时候她总听人说新疆好做生意,我们谋划了很久,最终辞了富士康的工作,去了新疆,开了家杂货店。杂货店的生意很好,我们干了三年,还全款买了门面。
只是,她身体有缺陷,黄体酮功能不足,孩子很难保住。之后,她又怀了一次,可结果还是一样。因为没有孩子,我们常常吵架,明明深爱着对方,却总因为这件事互相伤害,彼此折磨,一筹莫展。
最终,在新疆这个遥远的地方,我们和平分手了。虽然分开了,可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到现在还有联系,逢年过节会互相问候,彼此关心,像亲人一样。
离婚后,我回了湖南宁乡,开了家新疆特产店,不到一年,经营不善就倒闭了。后来,我找了个出海捕鱼的活,跟人跑远洋渔船,出一趟门就是半年,船上全是老爷们,天天吃海鲜,也是在那段日子里,我见识了各种各样的海鱼,也见识了大海上的风风雨雨。
当然,那都是另一段人生了。
直到现在,我还是常常会想起 2000 年的深圳龙华,想起第一次走进富士康大门的自己,想起两进两出的那些日子,想起 KTV 里那个红着脸记住我歌声的河南姑娘。
那时候的我们,一无所有,却有着用不完的勇气,敢爱敢恨,敢闯敢拼。那些在流水线、出租屋、夜市摊里度过的日子,那些懵懂的心动,刻骨铭心的爱情,还有兄弟间的肝胆相照,最终都成了我这辈子,最珍贵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