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创投行业迎来25周年的历史节点，同创伟业创始合伙人、董事长郑伟鹤坐客深圳创投公会《口述史》栏目。
访谈中，郑伟鹤借用电影《刘三姐》的歌词“铜钱无脚走天下”，形象地阐释了其转型初心：资本自身具备强大的动能，能更高效地驱动创新企业的发展。 这句古老的民歌，被他赋予了“资本赋能实业”的现代创投逻辑。他回顾了从证券律师到投资人的时代转身，梳理了行业从探索起步、有限合伙制破冰、创业板开板到科创板设立及新周期起局的跌宕历程。
访谈中，郑伟鹤系统阐释了本土创投“与国同命运”的核心竞争力，并以其标志性的“不追风口、做聪明的钱”的投资哲学，结合对行业未来的研判与对年轻一代的寄语，描绘了一幅穿越周期的成长图谱。他用“坚持梦想，相信美好”总结25年心路，强调创投不仅是实现个人价值的事业，更是与国家命运、人类未来紧密相连的征程。
关于转型初心
谈及从律师到投资人的跨越，郑伟鹤直言源于对资本动能的深刻洞察：“资本自身具备强大的动能，能够更高效地驱动事业的发展。相较于律师需要事必躬亲、承担无限责任的角色，投资虽然也需要严谨的尽调，但在资本投入后，它可以持续发挥作用，这给了我更大的想象空间。”
关于投资哲学
面对风口与泡沫，他强调坚持做“关键先生”：“我们更倾向于扮演领投方，深度参与企业成长，希望打上‘同创’的烙印，即我们的投入能创造独特价值。我不希望我们的角色只是资本堆砌中的一部分，而是希望能起到‘关键先生’作用。”
关于行业使命
对于本土创投的立身之本，他给出了掷地有声的答案：“本土创投最核心的竞争力，在于‘与国同命运’，即深度融入并服务于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要想发展得好，必须深刻理解并紧跟国家及区域的战略规划。”
关于成功定义
在定义何为成功时，他超越了单纯的财务回报：“成功不在于个人取得多大的名利，而最核心的在于，你是否给身边的人、合作伙伴以及所处的环境带来了有益的价值。财务回报固然重要，但绝非唯一目的。”
关于幸福感悟
在快节奏的创投生涯中，他修炼出独特的“常乐我境”：“有时，渴了的时候喝一杯水，就能感到幸福。你要学会感知身边的事物。有一种境界叫‘常乐我境’，你要学会让自己放松、快乐，活在当下，感受属于自己的幸福感。”
对年轻一代的寄语
面对当下年轻人的焦虑与内卷，他送出了务实的建议：“面对社会的快速变化和可能的挫折，健康的心理和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至关重要。你要学会感知身边的事物，比如看到这么多工作人员在支持我们的活动，身处一个好的氛围中，就能感受到能量和价值的流动。”
主持人：欢迎来到深圳创投25年口述史节目，我是主持人子菲。本期邀请的嘉宾是同创伟业董事长郑伟鹤先生。郑总，25年深圳创投，您既是见证者也是推动者。您认为这25年是一个艰苦的长跑，还是一个精彩的冒险？
郑伟鹤：二十五周年，转眼就过去了。回顾这段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2000年到2007年是探索期；2007年，在股权分置改革深入推进、《合伙企业法》正式生效的背景下，同创伟业设立了国内首只有限合伙制创投基金。此后，随着2009年创业板推出，创投行业迎来发展契机，带动了2015年前后的一轮显著上涨；此后是2019年科创板的推出，以及2021年市场显现的新变化；到今天，我们似乎又站在了一个新周期的起点。这个过程确确实实是跌宕起伏的，这种周期性波动与国家的政策导向、产业周期、技术变革以及市场环境都紧密相关。一级市场作为行业的一部分，无疑深受这些宏观因素的影响。
主持人：您是中国第一代证券律师，最早参与资本市场运作。从律师到投资人，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下了决心？
郑伟鹤：我于1991年来到深圳，前十年一直以证券律师的身份活跃在企业IPO上市的服务中。在律师执业期间，我也深度参与和见证了资本市场的早期发展。深创投在1999年成立，在其筹备期我就有过接触。世纪之交，正值互联网浪潮兴起，以及“设立创业板、发展风险投资”的构想被提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创立了同创伟业，因为我们坚信这个行业蕴含着无限机遇。
当时我很喜欢电影《刘三姐》里的一句台词：“铜钱无脚走天下”。资本自身具备强大的动能，能够更高效地驱动事业的发展。相较于律师需要事必躬亲、承担无限责任的角色，投资虽然也需要严谨的尽调，但在资本投入后，它可以持续发挥作用，这给了我更大的想象空间。加之我个人在证券市场也完成了初步的财富积累，转型做投资就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我们采用有限合伙的形式，本质上是从资本方的角度去介入和推动企业发展，这比单纯提供法律服务有更广阔的舞台。
主持人：同创伟业的名字听起来很有理想主义色彩。回到2000年，当时您是想共同创造怎样的一种理想主义？
郑伟鹤：这个名字的灵感，部分来源于当时一家名为“同创”的电脑公司，以及另一家叫“恒基伟业”的企业。再加上我名字中也有一个“伟”字。其实我们深圳创投圈里名字带“伟”字的同行不少，比如厉伟、陈玮、张维等，这或许是我们这代人“伟大复兴”时代烙印的一种体现。“同”字蕴含着共享、共创的意思，“创”字代表了创造与创新，与我们的行业属性高度契合。基于这样的背景，我们取了“同创伟业”这个名字，寓意“共同创造伟大的事业”，同时也追求通俗易记。
主持人：当时大家对募资应该是比较陌生的，那时候有些什么小故事？
郑伟鹤：任何事情都难以一蹴而就。公司于2000年成立，2001年至2002年期间，我亲自撰写了募集说明书并与一些朋友交流，但当时市场对这类基金的认知非常有限，反响寥寥，最初的启动资金主要来自自有资金。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2007年，我们成功发起设立了国内第一只有限合伙制创投基金。那时时机已经成熟，主要有几个因素：一是2004年中小企业板正式推出，我们投资的企业如达安基因、轴研科技等已成功上市，有了可见的成功案例；二是我本人作为证券律师出身，对资本市场非常熟悉；三是2005-2006年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法人股可以上市流通，让更多人看到了股权的价值；四是国家颁布了新的《合伙企业法》，从制度上为投资人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参与基金提供了法律保障。
当时还有一个重要背景，上证指数已攀升至6000点高位，很多人觉得手持股票风险较大。而我作为一个拥有成功上市案例的证券律师，本身也投入了约20%的资金，与出资人利益深度绑定。最终，我们在朋友的支持下募集了2.5亿元。这只基金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投资，布局了十几个项目，最终实现了约3.5倍的回报。想象一下，在上证指数6000点时投入，获得3.5倍回报，这相当于赚到了指数2万点时的收益。这个标杆案例树立后，带动了更多社会资金涌入私募股权投资领域。
主持人：您还记得当时投的第一个项目吗？
郑伟鹤：我们投资并实现上市的第一个项目是达安基因，它是广州中山大学下属的校办企业，主营业务是生物医药，于2004年在中小板成功挂牌。
主持人：2008年金融危机，从2000年几百家机构锐减到几十家，很多机构转型去做房地产，或者解散。看到其他同行，应该有非常大的压力吧？
郑伟鹤：那时我还保留着部分律师业务，能提供一定的现金流支持。看到同行们经历艰难时刻，我同时还在攻读北京大学的EMBA，为转型做知识和能力上的储备。因此，整体而言，那段时期我个人并未感到特别困难。真正让我感到压力较大的阶段是2015年前后，当时我们筹备在新三板挂牌，涉及到复杂的LP转股事宜，与投资人的沟通协调工作异常艰辛。那个时期的“难”，更多是公司发展到特定节点所面临的挑战，而非创投业务本身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主持人：2009年创业板刚刚开板的时候，同创伟业被誉为“创业板上市数量最多的机构”。当时的时间节点，有没有记忆特别深刻的一些企业或者小故事？
郑伟鹤：2009年创业板开板，对我们而言是一场“及时雨”。我们2007年发起设立了国内首家有限合伙基金，但紧接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一级市场几乎停摆，企业上市通道被阻塞。那时，我甚至做梦都盼着股市开闸。后来，国务院有关领导亲自到深交所座谈，听取意见，我们强烈呼吁推出创业板。国家最终顺应市场呼声，果断推出了创业板，这体现了政府对资本市场发展具有前瞻性的布局。
创业板开板后，我们的压力就小了很多。因为2007年设立的那只基金就像播下的种子，只是没想到收获来得如此之快。特别是2010年，成为了我们项目的集中上市年。在创业板于2009年9月底正式启动前，我们团队规模还很小，直到2009-2010年才逐步成型。那一年我们有8家企业成功登陆创业板，平均回报达到11倍。从那时起，同创伟业开始在业内崭露头角。
主持人：分享一下您第一次敲钟的时候的心情。
郑伟鹤：每个企业上市都有其标志性时刻，有时是过会，有时是敲钟，有时或许是取得重大业务突破。这本身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我印象更深刻的反而是一次未能敲钟的经历。有一年圣诞节前夕，我们投资的一家企业上会但未获通过。后来，企业履行回购条款，将投资款退还给我。我印象很深，当时创始人的妻女都在北京，我陪同他们一起面对这个结果。未能过会，作为投资人，有时更需要帮助企业挺过难关。投资路上有喜悦也有起伏，我们要与企业共同承担失败，面对那些我们不愿面对的问题。
主持人：业内说投资有投人和投赛道之分，您怎么看？您认可的创业者具备什么素质？您投资的领域跟深圳的土壤有关系吗？
郑伟鹤：投资策略本身是多元化的。比如有些美元基金偏好投资有大厂背景的创业者，也有像吴世春那样擅长发掘“小镇青年”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投资逻辑。
同创伟业早期更青睐投资“新兴产业隐形冠军”，即那些细分市场的龙头。随着时代发展，我们后来提出了“高冷硬黑”的投资策略：即高科技、冷门/前沿、硬科技、黑科技（指令人惊叹的创新），这与国家倡导的“专精特新”理念高度吻合。我们的投资方向始终紧跟国家产业变迁。早期，我们主要投资那些为中国供应链、制造业、出口和城市化做出贡献的中小企业龙头；后期转向“高冷硬黑”，正好契合了当前科创板支持硬科技、鼓励“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趋势。
另一个重要变化是，由于团队也有投行背景出身，早期同创伟业的投资偏重于中后期项目。但从2011-2012年开始，我们就开始系统布局早期投资，例如与科技部在中关村合作设立早期基金。我个人是学法律的，并非特定行业专家，因此我们采取广泛覆盖的策略，生物医药、硬科技、新材料、制造业乃至消费领域（如近期上市的八马茶业）都有涉足，并且在所投领域保持了一定的命中率。
主持人：您投资的领域跟深圳的土壤有关系吗？
郑伟鹤：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们的投资风格与深圳的产业基因高度相关。深圳的企业和投资人，普遍更青睐硬科技、高端制造等符合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方向、且更易于在国内资本市场上市的领域。这与我们“隐形冠军”、“高冷硬黑”的策略非常合拍。当然，我们也会投资互联网、软件等领域，但在这类通常选择境外上市的赛道，我们的积累相较于外资机构仍有不足。很多人民币基金，特别是深圳的人民币基金，其资金来源很大程度上与国家及地方政府引导基金相关，自然更倾向于投向国家鼓励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因此，我们在这些领域做了重点布局。
主持人：2022年的时候，您说希望投到下一个腾讯。在现在的人工智能时代里面，是不是您又看到了有这样的机会？
郑伟鹤：腾讯于1999年成立时，我已在做投资。我还曾投资过他们办公地前一个楼里的项目。有时，投到巨头需要一点机缘。比如，张一鸣在北京创业时，我们在深圳投资了一家商业模式类似的公司。这意味着，即使身处同一赛道，地域和时机也至关重要。如今在硬科技领域，深圳上市企业众多，我们能接触到的可能只有20%，最终投资的更少。这意味着，你注定会错过市场上七八成的项目，关键在于，面对能触达的二三成机会，你能否准确把握。幸运的是，同创伟业现在以早期投资为主，出手频率和活跃度都很高，我本人近几年平均每年投资五六十家企业，今年（2025年）也已超过50家。通过广泛的覆盖，我们增加了命中的概率。当然，像腾讯、今日头条这样的企业可遇不可求，能多投中几个百亿美元级别的项目，就已经非常成功了。
主持人：深圳投资人好像不太追风口，遇到大风口时，您怎么压抑内心波动？
郑伟鹤：同创伟业从成立之初，管理的主要是社会资本，也就是朋友们的钱，这要求我们在决策时必须更加审慎。另一方面，我们的风格本身就不太热衷于追逐风口。在风口项目中，投资人往往只是纯粹的财务投资人角色。我们更倾向于扮演领投方，深度参与企业成长，希望打上“同创”的烙印，即我们的投入能创造独特价值，能服务到企业，形成我们的影响力。在那些风口的项目中做单纯的财务投资人，并非我喜欢的角色。如果是那样，我更倾向于直接购买像茅台这样的优质股票。我的投资理念是，资本不仅是资金，更应该是一种“聪明的钱”，能够带来超越资金本身的附加价值。我不希望我们的角色只是资本堆砌中的一部分，而是希望能起到“关键先生”作用。
主持人：同创伟业每年出手这么多，您不一定非得是行业专家，那如何决策？
郑伟鹤：同创伟业这些年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年轻合伙人，他们大多具有深厚的行业或技术背景。例如，我们的科技基金，核心成员中就有多位来自华为不同部门。在半导体等领域，也有来自中芯国际等公司的专家。在决策时，我会广泛征询团队意见，而且通常不是询问单一个人，而是通过内部小团队进行充分讨论。当然，结合我多年的投资经验与认知，对于重大项目的投资，最终需要我拍板。例如，我们今年投资的沐曦科技、燧原科技等重大项目的推动和决策。这其中关键在于想清楚自己在每个项目中的策略和角色。我们的核心角色不是简单的资本堆砌，而是作为关键投资人，深度赋能产业和企业发展。
主持人：当下有募资难、退出难的现状，还有一些不确定性。您怎么看当下环境？
郑伟鹤：历经25年，我们见证过多个周期。在当前时点，社会资本进入市场的意愿和规模确实在减少，主要原因包括监管政策、上市周期、税收制度，以及二级市场流动性的比较优势等。目前市场上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资本、政府资本、央企以及产业资本。整体来看，头部机构凭借其经验积累、能力建设、赋能体系及产业链生态，更能获得这些核心资源。对于头部机构而言，目前仍处于正常的运营和发展周期中。
当然，挑战是存在的。监管日趋严格，国有背景的LP在信息披露、Carry、返投要求等方面都有具体甚至特殊的要求。对此，我们必须积极适应市场变化，并真正做到尽职尽责。因为我们管理的很多资金关乎国家战略，这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主持人：创投从来没有像去年、今年这样子，上升到国家战略这么高的高度。您觉得对行业发展是不是非常利好？我们还能从自己机构角度做哪些努力？
郑伟鹤：今年以来，以DeepSeek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突破，以及创新药、新能源、半导体等领域的显著进步，让国家深刻认识到科技战略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而风险投资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创投行业被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我们责无旁贷，必须与国家战略紧密结合。
例如，最近的“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六大未来产业，深圳也提出了“20+8”产业集群规划。我们募集的资金投向必须与这些国家战略方向一致。国家也在鼓励投资早期，近期发改委、社保基金等都在大湾区推动设立母基金。从国家层面，在资金供给和IPO节奏上已经推出了许多积极举措。
当然，整个创投生态的完善，不仅在于资金，还需要税收等配套政策的优化。从行业自身角度，我们也不希望仅仅依赖国家资本，更希望社会资本能更多参与。但目前影响社会资本进入的一个重要障碍就是税收政策，这是几十年来影响行业的重大议题，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主持人：很多人觉得创投是资本行业，但我们投高科技企业，是不是更像科技服务型企业？
郑伟鹤：定位为“科技服务”企业可能还不够准确，因为科技服务类企业范畴很广。创投本质上属于金融服务行业，并且是金融服务中与科技创新结合最紧密、位于价值链顶端的部分。它是金融资本、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结合体。其魅力在于，它能够借助杠杆效应，伴随企业快速成长，同时得到国家政策与资本市场的双重加持，在现代社会中能充分体现其价值。
主持人：深圳是奇迹之城，优秀企业在这里成长壮大。这与深圳创投的土壤有关吗？
郑伟鹤：我来深圳三十多年，深爱这座城市。深圳作为经济特区，毗邻香港，在市场化建设、人才引进、政策开放度以及产业持续升级方面，都表现突出。特别是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设立，汇聚了资本要素。深圳市政府很早便主导设立了深创投，后来又设立了各类引导基金、天使母基金，在创投生态的打造、金融市场的完善、产业丰富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加上华为、比亚迪、大疆、招商银行、平安等一批敢为天下先的标杆企业，优秀的人才、企业家、科技创业者与活跃的创投资本在此汇聚，形成了类似硅谷的集群效应。深圳温暖的气候也有利于保持创新活力。南山区一个区就有数百家上市公司，这便是创新生态繁荣的证明。
主持人：作为一家成立25年的公司，如何保持团队的创业激情？
郑伟鹤：走过25年，我们必须持续跟上市场、产业和科技创新的变化。就像学游泳必须下水一样，要保持投资的感觉，就必须保持高活跃度，持续出手。很多机构在市场不好时会选择观望，但我们不同。我们的投资逻辑并非完全建立在二级市场表现上，而是基于一级市场的真实创新、优秀团队和产业变革。始终身处一线，与创业者并肩前行，你自然能永葆创新精神和青春活力。在深圳，创业和投资不分年龄，不论财富是否自由，大家都热爱与创业者在一起，这种激情是持续的。
主持人：同创伟业在这么多被投企业里，已经给他们建立了不同的链接，产业链上下游、一些业务上的联系，来赋能行业的发展，应该也是您最想做到、最想看到的。
郑伟鹤：是的。我们经常组织被投企业对接行业龙头或链主企业。例如，我今年（2025年）就曾带领企业拜访深圳的人工智能企业云天励飞，年中又带一批企业去三花智能考察。我们也会对接中兴通讯、迈瑞医疗等。很多中小企业需要开阔视野，在产业链层面与大型企业建立链接，哪怕只是成为其上下游供应商，都能获得巨大成长。
主持人：原来深圳创投在学习硅谷、以色列，到现在，中国创投或深圳创投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打法吗？本土创投最核心的竞争力是什么？
郑伟鹤：本土创投最核心的竞争力，在于“与国同命运”，即深度融入并服务于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无论是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还是深圳本地的头部机构，都承担着重要的国家使命。因此，要想发展得好，必须深刻理解并紧跟国家及区域的战略规划。深圳的创投机构以人民币基金为主，且深圳作为移民城市，具备全国性的视野和覆盖能力。我们既要服务深圳本地，也要完成各地方政府作为出资人所期望的产业牵引任务。在这方面，深圳的创投机构之间也形成了良好的互动生态。
当然，深圳创投也有其局限性，比如在国际化方面，与美元基金、国际资本以及跨国产业的连接深度上，相比北京、上海可能还有所不足。
主持人：您对深圳创投的下个25年，或中国创投的下个25年，有什么判断？
郑伟鹤：深圳对创业者而言，即便不是第一选择，也绝对是核心选择之一，在多个产业领域仍具有强大吸引力。当前，香港与深圳的联动日益紧密，形成了“前所（交易所）后厂（创新中心）”的格局。大湾区内部的互动效率极高。在人工智能时代，大湾区在硬件创新、机电一体化等方面优势明显，大疆、比亚迪、影石创新等企业就是例证。我们也投资布局了3D打印硬科技公司像快造科技等。某种意义上，英伟达、苹果也是硬件创新的代表，在新时代，深圳有望涌现更多代表未来的龙头企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始终保持较高的投资频率，就是怕错过优质项目。在技术加速迭代的时代，机会转瞬即逝，必须只争朝夕。
主持人：要不断持续的学习，就会发现学不完。您每天也是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吗？
郑伟鹤：我的看法是，要“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时代变化太快，如果完全沉浸其中，反而可能失去判断力。有时候需要适当静下来，与快速的变化保持一段距离，以第三方的视角来观察趋势，才能更清醒。因为速度太快容易导致盲目和狂热，而投资决策需要高度的理性，当然也需要激情来驱动。
主持人：刚才您对未来25年其实有了一些预判，您觉得深圳在哪些方面要不断持续的去发力，保持深圳的领先性？
郑伟鹤：这需要深圳市政府、深交所等各方共同努力。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桥头堡，需要政府及主管部门持续有力地推动。在当前的背景下，如何将政府力量与市场化力量更好地形成合力，至关重要。当前政策强调监管，如何平衡好监管、开放与创新的关系，是需要深入思考的课题。
主持人：如果有机会回到2000年，那个时候您想对自己说什么？
郑伟鹤：坦率地说，对我个人而言，最关键的转折点是2007年开始做基金。在2000年公司刚成立时，主要是自有资金投资，决策相对自由。我有时会想，如果2007年我不选择发起设立基金、管理外部资金，而是继续做一个独立的个人投资人，是否会更加轻松？因为管理一个团队、一个品牌、一个资产管理平台，承担着众多出资人的托付，责任和压力是非常重大的。当然，选择做基金也带来了行业地位、荣誉和影响力。但这两种路径，都是一种人生选择。
主持人：如果说要对25年后，也就是说深圳创投50年的时候，有一位被采访者，您希望跟他分享一句您的忠告或者您的核心经验，您觉得会是什么？
郑伟鹤：有些事只能交给时间。如果要对未来的创业者或从业者说，我想说：创业投资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事业。它不仅能实现个人的价值追求，更是与国家命运、人类未来紧密相连。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创造财务回报，更在于推动社会进步、国家富强和人民福祉的改善。我们可以把目光放得更远，去做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情。财务回报固然重要，但绝非唯一目的。这或许就是深圳的创投者们能保持青春状态的原因——他们所做的，是与时代、城市、社会共同进步的事业，一举一动都可能写入历史。
主持人：每一位投资人成长到行业的大佬，应该都是理想主义者吗？
郑伟鹤：他必须怀有理想。2020年疫情期间，我们公司提了一句口号，叫“坚持梦想，相信美好”。你必须保持这种正能量，对未来怀有憧憬和期望，才会有持续的动力，过好每一天。每天的太阳都会升起，你的状态也会因此而不同。
主持人：能不能对当下的年轻人说点什么？因为当下的年轻人其实焦虑、内卷、躺平、整顿职场等不同状态都有。
郑伟鹤：总的来说，年轻人需要找到更好的状态。我觉得他们需要榜样的力量。社会需要英雄，年轻人需要有自己的目标和追求。我们年轻时也怀有梦想，强调价值追求。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更沉浸于虚拟世界。除了学习榜样，他们更需要学会与人打交道，找到自己的社群和伙伴，在其中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建立良好的习惯。其实，工作和生活可以是一体的。
主持人：您喜欢踢球，踢球时会产生关于投资的灵感吗？
郑伟鹤：我喜欢英国的阿森纳足球队。一个优秀的俱乐部注重青训、培养年轻人，这就像我们做早期投资。球员的职业生涯短暂，需要不断适应市场变化，进行新老交替。年轻的球员经过培养，价值会快速提升，这就像早期投资在耐心陪伴和赋能后获得高回报。同时，在适当的时候进行“交易”（转会），也类似于投资中的“止盈止损”。最高的荣誉是赢得冠军，但我的球队已经20多年没拿过顶级联赛冠军了，我们这群球迷依然热爱。这提醒我们，要享受过程。不一定非要投到腾讯、阿里才是成功，投到一个社区的优秀企业，也是冠军。不要给自己设定过高的、成为负担的目标，要学会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创造价值、感受幸福，这就是意义所在。
主持人：您如何定义成功？
郑伟鹤：我认为，成功不在于个人取得多大的名利，而最核心的在于，你是否给身边的人、合作伙伴以及所处的环境带来了有益的价值。当然，作为风险投资人，获得良好的财务回报，投到明星项目，也是重要的衡量指标，但绝非唯一指标。
主持人：您帮助过很多创业者实现了财富自由，您如何看待财富自由跟人生自由？
郑伟鹤：财富自由是实现人生自由的重要条件，但并非唯一途径。在现代社会，即使没有达到通常意义上的财富自由，人生也可以很自由。这取决于你如何定义自己的位置。有些人追求社会价值或其他意义，同样可以获得自由。人的自由，更重要的是一种内心的自由。有一本书叫《爱的艺术》，作者弗洛姆在集中营里依然能保持内心的自由。心灵的独立与丰盈，至关重要。
主持人：现在能带给您幸福感的事情？
郑伟鹤：有时，渴了的时候喝一杯水，就能感到幸福。你要学会感知身边的事物，比如看到这么多工作人员在支持我们的活动，身处一个好的氛围中，就能感受到能量和价值的流动，这是令人愉悦的。最重要的是，要感受到自己是自然和社会的一部分，与阳光、空气、绿意、科技创新和谐共存。
主持人：就我理解，您刚才说的感知幸福，其实是要在当下每一刻发自内心的去感知，当下存在的所有事物。
郑伟鹤：是的，幸福可以来自人与人的交往，可以来自与自然的对话，也可以是很简单的感官满足，比如享受美食的过程。不必把自己定位得过于高尚，微小的满足、平凡的幸福，都值得把握。有一种境界叫“常乐我境”，你要学会让自己放松、快乐，活在当下，感受属于自己的幸福感。
主持人：面对压力的时候，用什么样的解压方式？就是您时刻会让自己保持“常乐我境”的这种状态。
郑伟鹤：“常乐我境”是一种理想状态。人都会有压力、焦虑、不开心的时候，首先要学会接纳自己的这些情绪。可以尝试跳出来，以第三方或更高维的视角，来审视自己的生活、遭遇和变化。你会发现，时间过得很快，25年一晃而过。许多事情在时间的长河里，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
主持人：我们都说投资企业是投资自己，投资自己是更重要的长线投资。您觉得当下年轻人如何投资自己？
郑伟鹤：在现代社会，拥有专业能力和一技之长仍然非常重要。你需要有能够立足的技能或“绝活”。同时，合理的财富积累也值得关注。过去有句话叫“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在深圳更直接的说法是“搞钱”。这看似俗套，但本质上关乎如何创造社会价值并与价值交换发生关联。你需要科学规划自己的工作、投资和生活。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是培养自己的爱好，保持身心健康。面对社会的快速变化和可能的挫折，健康的心理和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伴侣、朋友）至关重要。
主持人：大学时光对您的职业生涯有何影响？
郑伟鹤：我在大学学习法律，研究生期间考取了律师资格，这为我奠定了专业基础，也塑造了严谨的思维习惯。我建议年轻人去读综合性大学，因为在那里可以接触到不同学科背景的人。比如我在大学时，就和化学系、生物系、社会学系的同学一起上课，这拓宽了我的眼界。做投资需要接触不同领域的创业者，这种多元化的思维框架和观察习惯非常有帮助。大学，是塑造人生观、积累知识、培养素质的关键阶段。
主持人：行业从“全民PE”走向了专业化，同创伟业如何确立深化硬科技、TMT、医疗健康、新能源等核心赛道的？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同创伟业每次机会都抓到了，能分享核心逻辑吗？机会来临前做了哪些准备？同创伟业每次机会都抓到了，能分享核心逻辑吗？机会来临前做了哪些准备？同创伟业每次机会都抓到了，能分享核心逻辑吗？机会来临前做了哪些准备？
郑伟鹤：“全民PE”的热潮大约在2009年创业板推出后达到顶峰。我们在2007年设立国内首只有限合伙基金后，经历了快速发展期。2011年，我们单期基金募集了约25亿元，真正感受到了“全民PE”的热度。但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开始布局专业化。2011、2012年，我们就开始在内部按赛道分组，如科技组、TMT组、消费组等，这与红杉、IDG等机构的做法类似。同时，我们也按投资阶段（早期、中后期）和区域（在北京、上海、杭州设点）进行布局，甚至还设立了美元基金。
2015年，我们成为深圳首家在新三板挂牌的创投机构，引入了国寿、泰康、百年、华大、比亚迪、前海母基金等战略股东。2017年，我们明确将“高冷硬黑”（硬科技）作为绝对主线进行转型。因此，当2019年科创板推出时，我们已做好了充分准备。在科创板设立的前五年，我们共有26家企业登陆科创板，尤其是在半导体和生物医药领域抓住了历史性机遇。可以说，我们的每一步发展，都紧密跟随了国家战略和资本市场改革的大潮。
主持人：同创伟业每次机会都抓到了，能分享一下您的核心逻辑，每一次机会在来临之前，您都做了哪些准备？
郑伟鹤：我自1991年来到深圳，就始终身处资本市场之中。我们一直保持与企业家、被投企业、政府部门乃至政策制定者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沟通。我们不仅是市场的参与者，也积极发出行业的声音，推动市场建设。我们不仅要保持高度的市场敏锐度和投资活跃度，还要保持独立的判断力，并积极与主管部门沟通。我们的诉求和想法，也能够被听到。
我们不应仅仅是被动的市场追随者，也要努力成为市场的先行者和政策建设的推动者。要坚信自己的力量，并且我们的初心与国家科技发展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基于此，很多事就变得清晰而坚定。
主持人：今年（2025年）DeepSeek带来AI新浪潮，您如何看待当前AI浪潮及中美竞争？在2025年，您大概有多少天在出差？如何在繁忙工作中保持精力？
郑伟鹤：人工智能确实正在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对产业、行业乃至投资逻辑都产生深远影响。它的发展速度可能远超想象，有预测说其算力需求到2035年将增长十万倍。因此，我们只能紧跟市场变化，在自己熟悉且能把握的领域寻找当下的机会，并做一些前瞻性布局。这需要运用“非共识投资”、“第一性原理”等思维，但也不能偏离基本逻辑太远，要有一定的包容性和容错率。
我们也在积极布局人工智能领域，但主要围绕其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比如我们投资了与AI相关的硬件，如光模块、服务器电源、存储等，涵盖了算力、电力、算法等关键节点。我们的策略是，找到自己能理解、有机会介入的环节。面对估值快速跳升的项目，需要勇气和决断力，这确实在挑战我们的认知极限。
主持人：在2025年，您大概会有多少天在出差？如何在繁忙的工作当中保持精力？
郑伟鹤：大约十分之一的时间在出差。我的工作节奏比较紧凑，但并非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始终保持着持续工作、持续投资、持续与产业界、创业者、政府和机构投资者交流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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