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黄昏，总是来得迟些。六点钟的光景，天还亮着，只是那亮里透着些灰扑扑的倦意，像洗过太多遍的绸缎，失了原先的光泽。我坐在公司二十八楼的落地窗前，望着底下蚂蚁似的车流，一条条亮着尾灯的红线，缓缓地、固执地向前爬着。这景象看了十四年，从二十二岁看到三十六岁，竟也不觉得腻，只是偶尔会觉得，自己也是那车流里的一辆，不知要开往哪里，只是跟着前头的灯，茫然地走着。
我出生在衡阳的一个县城。衡阳的黄昏不是这样的。衡阳的黄昏有炊烟的味道，有母亲在巷口唤孩子回家吃饭的拖长了的调子。二十二岁那年，我提着一个小小的行李箱，坐了八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来到深圳。火车进站时，天刚蒙蒙亮，我趴在车窗上，看见外面高楼林立，玻璃幕墙反射着初升的太阳，一片金灿灿的，晃得人睁不开眼。那时心里是满的，装着对未来的种种想象，像一只新吹起来的气球，轻飘飘的，以为能飞到天上去。
如今这气球早已泄了气，软塌塌地搁在角落里，蒙了一层灰。我在深圳做外贸，现在一年有五十万的进账。这数目说出去，老家的亲戚总要“啧啧”两声，眼里闪着羡慕的光。可他们不知道，这五十万是用什么换来的。是无数个加班到凌晨的夜晚，是电话里用蹩脚的英语和印度人、美国人讨价还价，是日历上密密麻麻的行程，像一只没有脚的鸟，只能一直飞，累了也不能停。
也不是没有停过。二十四岁那年，我遇见一个邵阳的男孩子。他也在深圳，做IT，人很老实，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我们在一起两年，像所有年轻的情侣一样，挤在城中村的小单间里，分吃一碗泡面也觉得香。可后来还是散了。说不清为什么，许是性格不合罢。他要安稳，我要闯荡；他想着存钱买房，我惦记着下一个订单。分手那天，深圳下着淅淅沥沥的雨，我们在车站告别，谁也没有哭，只是觉得累，像跑了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两个人都跑不动了，只好各自停下。
从那以后，我便一心扑在工作上。时间过得真快，快得让人心惊。昨日还是二十出头的小姑娘，一转眼，竟已是三十六岁了。镜子里的脸，倒还不显老，只是眼神里少了些鲜活气，多了些审视的、挑剔的光。这挑剔，起初是对别人，后来竟是对自己了。总觉得还能遇到更好的，总觉得自己值得更好的。可什么是“更好”呢？我也说不清。只是像逛商场，看了一件又一件，总觉得下一件会更合身，等到商场打烊，手里还是空的。
今年过年回衡阳，母亲拉着我的手，唉声叹气：“雯雯啊，不能再挑了。”她给我安排了两次相亲。第一个是中学老师，戴着厚厚的眼镜，说话一板一眼，说起未来的规划，是要生两个儿子，最好一个学文，一个学理。我听着，只觉得像在听别人的故事，与我毫不相干。第二个是自己开小公司的，肚子微微凸起，说话时总爱夹杂几个英文单词，眼神在我脸上身上扫来扫去，像是在估价。一顿饭下来，我只记得他剔牙的样子，很仔细，很专注。
自然是都没成。母亲在电话里埋怨我眼光太高，我握着手机，只是沉默。不是眼光高，是心里那杆秤，不知什么时候起，变得极其敏感，极其苛刻。对方一句话说得不得体，一个动作显得粗俗，便能立刻判了死刑。我也知道这样不好，像那些都市里的男男女女，在感情的市场上待价而沽，挑挑拣拣，最后剩下的，往往是自己。
深圳的夜终于完全黑下来了。窗外的灯一盏盏亮起，连成一片璀璨的星河。这城市永远年轻，永远热闹，永远有新的面孔涌进来，带着和我当年一样的憧憬。而我，却像一件过时的家具，被搁置在繁华的角落里，落满了时光的尘埃。有时深夜醒来，听见远处隐约传来的车声，会觉得无比的空。那空不是饿，不是渴，是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凉，捂不热，填不满。
也许我真的要这样过一辈子了。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生病了去医院打点滴。老了以后，养一只猫，或者一只狗，对着它说话。想到这里，心里竟也不觉得特别悲伤，只是有些麻木的认命。像看一场早就知道结局的电影，过程再跌宕，最后屏幕黑了，也就散了。
窗玻璃上映出我的影子，模糊的，淡淡的，像一个遥远的、与自己无关的梦。我伸手去擦，却只触到一片冰凉。深圳的春天就要来了，可我的春天，似乎早已过去了，无声无息的，连一朵花也没开过。（雯雯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