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事务所作品 | 深圳-竞赛之城——局内INGAME深圳入局18年(2007-2025) | INGAME局内设计建筑事务所【2025年第6期】

深圳-竞赛之城

——局内INGAME 深圳入局18年

（2007-2025）

2023 年深圳在城市综合发展指数排行榜上登顶中国榜首；2025年依然稳居第二。这份考核创新、宜居、颜值、韧性、文明、智慧等多元维度的“成绩单”，印证了深圳城市质量的持续领先。

这一成就的背后，是一套以开放、公正的“城市设计国际竞赛”为核心驱动力的城市规划机制。深圳，堪称中国城市规划领域的“竞赛第一城”，其特点在于最大程度地摒弃地方保护主义，通过真刀真枪的竞赛，持续汲取全球智慧。

自2007年成立至2025年的18年间，局内INGAME作为深度参与者，累计参与各类城市设计项目92项，其中国际及国内公开竞赛58项，中标及成为中标候选方案18项。

此外，笔者还多次以评委、专家身份参与深圳的重要城市设计工作坊与论坛。这种“运动员”与“评论员”的双重身份，使我们能以“自下而上”的内部视角，结合相对超然的外部观察，对这套机制进行细致剖析。本文旨在以这十八年的实践为透镜，系统梳理其嬗变，解读其如何塑造了深圳的今天。

深圳的城市设计，从其建市之初，就选择了一条开放、高起点的路径。1986年的总规和1996年福田中心区的国际竞赛，为这座城市奠定了“竞赛先行”的基因。这一黄金时代一直延续到2019年代末，其标志是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以及“企鹅岛”等一系列重大片区规划竞赛的持续推进。在这一“白纸画图”的增量时代，竞赛机制以其“择优”逻辑，高效地为深圳绘制出现代化国际都市的卓越底色。

这套机制的核心，是建立了一套多层次、迭代式的“竞赛瀑布流”体系。它对重大片区的规划，遵循着精密的流程：从总体规划国际咨询，到详细城市设计竞赛，再到专项内容竞赛。更为可贵的是，深圳的规划展现出了“动态调试”能力。

后海中心区历时二十年的演变是绝佳范例：

最初规划中分散的小地块，因人才公园的巨大成功，被决策者敏锐地合并，进而通过国际竞赛催生了由马岩松设计的深圳湾文化广场这一文化地标；而规划已久的二层连廊系统，其最后一段——“16街坊”节点——在多年后仍能通过新的城市设计竞赛进行优化，并细分为商业、连廊、景观等子项逐一落实，最终于2025年实现全线贯通。

这种“迭代优化”的能力，使得城市设计能够根据实际发展需求、市场变化和公众反馈进行持续微调，避免了规划与现实的脱节。

在这一阶段，局内设计作为积极的参与者，亲身经历了这场塑造城市的宏大进程。从2008年联合英国Ground Lab参与龙岗中心城城市设计（国际竞赛第一名），到2011年深圳湾生态城、2013 年留仙洞片区城市设计竞赛，再到2018年南山科技创新中心国际竞赛，局内深度参与深圳各个关键片区的城市设计。其中，2019年光明科学城城市设计国际竞赛（中标）是代表性实践。我们提出的“耦合城市”“科学之径+科学家驿站”等核心理念被采纳整合进最终规划，见证了竞赛成果从图纸走向现实的完整过程。

然而，在2022年的“科创空间站”皇岗口岸科创总部城市设计中，我们虽在专家评审环节获得技术标第一名并成为中标候选，但遗憾的是“评定分离”的竞赛规则导致最优技术方案未能中标。这在国际通行的、由专家评委直接决定结果的竞赛实践中是较为罕见的。这暴露了行政决策与专业评判之间的潜在矛盾，是竞赛机制在追求彻底公正道路上需要反思的问题。

2010年后，随着土地资源日益稀缺，“城市更新”取代“新城建设”，成为主战场。当精致的竞赛模型从空地转向充满历史记忆、社会网络和复杂产权的建成环境时，最初的机制遇到了严峻挑战，经历了深刻的阵痛与反思。

初期的项目暴露了“推倒重来”的思维。由于华润大冲和新岗厦项目对城中村采用全面拆除，对原村民祠堂采用异地安置，项目获得了极大的商业成功的示范效应，湖贝更新项目的早期方案为确保投资汇报最大化，计划将500年历史的湖贝老村铲平。理念与著名的柏林波茨坦广场复兴中重建1920年代，被二战炸毁的历史肌理的理念截然相反。

转折点发生在2016年，“湖贝120”保护行动成功扭转了项目方向。这一自下而上的市民运动，与纽约高线公园项目中“高线之友”的草根推动力相呼应，标志着城市更新必须成为一场公共讨论。

同样值得反思的案例是华强北更新改造。国际竞赛本身产生了富有创见的获胜方案，但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对在地原生产业生态和空间活力价值保护认知不足，改造最终在一定程度上沦为“景观化”的表面工程。将机动车道改为步行街后，未能有效破解巨大尺度的空间困境，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华强北原有的草根活力。

局内提案当时在竞赛中建议的以“集装箱”等低成本、临时性设施激活空间的构想虽未中标，但日后华强北自发涌现的快闪店经济，却从侧面印证了“渐进式、微更新”思路的生命力。

另一个深刻教训来自2018 年都市实践+局内+南沙原创联合参与的罗湖口岸及火车站片区城市设计国际咨询。

尽管评选出了优秀方案，但由于前期统筹不力，未能解决投资主体、与铁路及口岸部门的协调等根本矛盾，导致所有优秀方案最终搁浅，未能实施。这极大地浪费了设计界的智力与劳动。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OMA在1994年主导的法国里尔欧洲高速铁路枢纽项目，该项目通过卓越的整体设计和多方协调，成功将交通枢纽转化为激活整个城市区域的引擎。

罗湖项目的失败，警示我们一个成功的城市设计竞赛，其前提是清晰的可实施路径和强有力的跨部门协同，否则竞赛本身将失去意义。

这些案例共同启示深圳：面对存量空间，竞赛的重点必须从创造“标志性的形态”转向解决“复杂的城市问题”，需要将公众参与、社会公平、经济可行性和历史文脉的延续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

经过阵痛与反思，深圳的城市设计竞赛机制在存量时代实现了深刻的“进化”。我们近年主导的两个中标项目，体现了从空间形态创作到复杂问题解决的转型。

沙井古墟更新（2021年国际竞赛第一名）中，我们彻底摒弃了“大拆大建”的蓝图思维。方案的核心是构建一个“动静双轴”的针灸式激活框架：一条是连接TOD站点的“沙井大街”，作为输入新商业活力与人群的“动脉”；另一条是沿复明的龙津冲水系布局的“人文景观轴”，串联祠堂、古墟等历史节点。

政府通过赋予实施主体周边新开发土地的收益权，以市场模式平衡古墟保护与活化的巨大成本。更重要的是，我们并不提供一张终极效果图，而是制定了一套风貌管控导则和渐进式更新计划，鼓励原住民在10-20年内根据自身需求进行微更新，使社区在获得发展的同时，避免社会结构的断裂。

这是一种从“代际”到“赋能”的范式转变。

更具实验性的是西部中心潭头项目（2024年国际竞赛第一名）。面对城中村、旧工厂、高架桥交织的“混沌”场地，我们提出了“保留为主、渐进置换”的二十年动态规划。策略的核心是创立“城市合伙人”制度：开发商从大包大揽的“开发商”转型为协调资源的“策展人”，通过与原住民“换股合作”、在空地优先建设回迁住宅等方式，实现原住民“就地安置、共享增值”，最大限度保留原有的社会资本。

这种模式在房地产进入下行周期的今天，显示出更强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是治理模式上的重要创新。

这一实践与香港中环至金钟的空中连廊系统有异曲同工之妙。香港政府负责规划连廊网络，而每一段的具体建设与管理则由其连接的私人物业业主完成，最终形成一个贯穿多个街区、24小时开放、兼具公共性与商业价值的卓越系统。深圳后海16街坊的连廊先行建设，正是对这一“政府引导、市场实施”模式的成功借鉴，它确保了公共空间系统的整体性，而非被动等待每个地块开发完成。

回顾十八年，深圳的城市设计竞赛机制完成了从追求空间形态完美的“蓝图竞赛”，到平衡多方利益、活化城市遗产的“城市针灸”的升华。这套机制的本质，是让城市设计从少数人的专业行为，转变为社会共同参与的、持续的共识营造过程。

作为前瞻，2015年“坪地低碳城竞赛”中我们提出的“天空城寨”概念虽未中标，但其“基础设施先行+空间弹性储备”的叠合模型，为高密度城市的低碳更新与历史记忆共存提供了理想范式。

该方案在2019年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上获得学委大奖，正体现了其系统性的前瞻价值。它启示我们，未来的竞赛或许将更少关于终极形态，而更多关于设计一套能够容纳记忆、激发活力、实现社会公平与低碳目标的“城市操作系统”。

深圳作为“竞赛之城”的最大遗产，在于它证明了开放、公正的竞赛是培育卓越城市的有效路径。尽管有科创空间站的决策遗憾、罗湖口岸的实施搁浅，但正是通过这些检验，制度才得以完善。未来的挑战是如何将“天空城寨”这样的理想系统思维，像沙井、潭头项目一样，转化为可操作的治理工具。在这场持续的实验中，深圳正从一座因竞赛而生的现代都市，迈向一座真正能够实现多元共生的“共享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