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悄然吹响，毗邻香港的深圳宝安县（深圳前身），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破冰边缘。这片以农业为主、经济落后的土地，迫切需要一条突破困境的发展之路。就在这一年，香港怡高实业公司（Yick High Industrial Co.）在宝安县石岩公社上屋大队（现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上屋社区）落地建厂，成立了深圳乃至中国大陆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编号“深宝外字001号”。这家看似不起眼的小厂，不仅开启了深圳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序幕，更点燃了中国外向型经济的星星之火，成为深圳改革开放史上当之无愧的“活化石”，其投资始末与深远影响，镌刻着一个时代的勇气与探索。

深圳四十年的产业化传奇，始于敢闯敢试的破冰之举，而香港怡高实业的落地，正是这破冰之路的第一缕曙光。1979年4月，小平同志对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说：“办一个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这句话定下了深圳敢闯敢试的基调。而早在这句话之前的1978年，怡高实业与上屋村的合作，就已经率先迈出了“杀出一条血路”的第一步，为后来深圳特区的正式设立、“三来一补”模式的全面推广，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一、时代背景：双向需求催生的“第一单”合作

香港怡高实业与深圳石岩上屋村的牵手，并非偶然，而是时代浪潮下国际产业转移与国内地方求变双向需求碰撞的必然结果，更是“前店后厂”模式的最初萌芽。

从港方视角来看，1970年代末的香港正处于经济起飞的关键阶段，制造业迎来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发展瓶颈。随着香港城市化进程加快，地价、人工成本大幅飙升，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香港怡高实业作为一家专注于生产家用电器配件的中小企业，核心产品是吹风机发热线圈（电热丝），属于技术门槛适中、劳动力需求大的加工类产品。过高的生产成本让怡高实业的发展举步维艰，寻找低成本的生产基地，成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迫切需求。而与香港一河之隔的宝安县，凭借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和闲置的土地资源，成为怡高实业向外转移生产基地的最优选择。

从中方视角来看，当时的宝安县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经济落后、民生凋敝。石岩上屋村作为宝安县下辖的一个普通村落，村民世代以耕种为生，人均年收入仅100-200元人民币，村集体更是负债累累，甚至连购买化肥的钱都难以筹措。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禁锢尚未完全打破的背景下，上屋村的干部群众渴望摆脱贫困，却苦于没有门路。当时的宝安县县委已经敏锐地察觉到改革开放的时代趋势，积极探索对外合作的可能性，希望通过引入外资、发展工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改善群众生活。这种迫切的求变需求，为怡高实业的落地提供了坚实的本土基础。

这场跨越深港的合作，离不开关键的“穿针引线”人——一位石岩籍香港同胞（部分口述史中提及姓石，亦有资料称其为怡高实业的港方代表）。这位香港同胞长期在香港经商，熟悉香港的产业动态和怡高实业的需求，同时心系家乡发展，深知上屋村的困境。1978年初，在他的牵线搭桥之下，怡高实业派人前往上屋村考察，双方的合作就此拉开序幕。考察过程中，怡高实业看中了上屋村廉价的劳动力（当时村民日薪仅0.7-1元人民币）、闲置的仓库以及毗邻香港的交通优势；而上屋村则看中了合作带来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收益，双方一拍即合，一场改变深圳发展轨迹的合作，在简陋的谈判中达成共识。宝安区档案馆公布的《国内第一批、深圳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石岩上屋怡高发热线圈厂合作协议书（仿制件）》，正是这段历史的珍贵见证，清晰记录了双方合作的初衷与约定。

二、投资经过：200平米旧仓库里的“破冰之举”

香港怡高实业在上屋村的投资建厂，没有华丽的仪式，没有现代化的设施，甚至可以用“寒酸”来形容，但其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改革开放初期的艰难与勇气。从签约筹备到正式投产，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却也凝聚着双方的坚持与探索。

根据历史档案记载，怡高实业与上屋村的签约和筹备工作始于1978年7月，部分资料显示正式投产为1978年底，但其“深宝外字001号”的编号，早已奠定了它中国第一家外商投资加工企业的历史地位。合作双方明确约定，港方为香港怡高实业公司，中方为石岩公社上屋大队，合作模式为“来料加工”，属于“三来一补”的核心形式，核心产品为吹风机发热线圈，全部产品由港方负责外销，销往欧美市场。

厂房是合作落地的第一步，也是最基础的一步。由于当时村集体资金匮乏，无法新建厂房，双方约定，由上屋村提供一间闲置的旧仓库作为生产场地。这间仓库面积约200平方米，原本用于堆放农具和粮食，墙体斑驳、地面简陋，没有任何工业生产的基础条件。为了满足生产需求，上屋村组织村民对仓库进行了简单改造，清理杂物、修补墙体、平整地面，没有专业的施工队伍，所有工作都由村民亲手完成，就这样，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的厂房，在一间旧仓库中诞生。

设备方面，怡高实业从香港运来的并非全新设备，而是几台二手的绕线机、测试仪和锡炉，部分设备甚至已经接近淘汰状态。但对于当时从未接触过工业生产的上屋村村民来说，这些设备无疑是“高科技”，是他们开启工业之路的重要工具。设备运抵后，港方专门派遣技术人员从香港赶来，负责设备的安装、调试，手把手地教村民操作方法，耐心讲解生产流程和注意事项。

人员招募是另一个重要环节。首批工人约20-30人，全部来自上屋村，其中大多是刚放下锄头的妇女。这些村民没有任何工业生产经验，从未见过流水线作业，甚至连基本的操作工具都不会使用。港方技术人员从零开始，对工人进行岗前培训，从绕线、焊接等基础工序教起，一遍又一遍示范，直到村民们能够熟练操作。初期，工人的操作效率很低，废品率也相对较高，但大家都充满了热情，每天早早来到工厂，认真学习、刻苦练习，渴望通过自己的双手改善生活。

生产初期的生活和生产条件，艰苦得超出想象。厂房内没有空调，甚至连风扇都很少，夏天闷热难耐，冬天寒风刺骨；没有专门的食堂，工人只能自带干粮，中午在厂房里简单就餐；没有宿舍，工人每天下班後需要步行回家。而来自香港的技术人员，虽然习惯了香港的舒适生活，却也只能入乡随俗，住在村里简陋的招待所，吃不惯农村的红薯饭和粗茶淡饭，却依然坚守岗位，克服种种困难，全力指导工人生产。

具体的生产流程清晰而简单，完美体现了“来料加工”的核心逻辑：港方从香港运来铜丝、漆包线等原材料和绝缘材料，运抵上屋后，由村民按照港方提供的图纸和技术标准，进行手工绕线、焊接等工序；生产完成后，由港方技术人员进行严格质检，合格的成品再运回香港，与其他配件组装成完整的吹风机，最终销往欧美市场。这种“香港提供原材料、技术和市场，深圳提供场地和劳动力”的模式，成为后来“前店后厂”模式的雏形，也为后续深圳乃至珠三角地区的“三来一补”企业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模板。

在运营模式上，怡高实业与上屋村的合作，堪称“三来一补”模式的教科书式实践，双方权责清晰、互利共赢，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合作风险，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中方（上屋村）的核心责任的是提供厂房、招募和管理工人，并协助港方办理通关手续——当时进出深圳需要边防证，管理极为严格，上屋村干部主动对接相关部门，为原材料和成品的运输提供便利。中方的收益主要是收取工缴费，这笔费用包含工人工资、厂房租金和村集体管理费，当时工人月薪约20-30元，村集体每加工一个线圈，只能赚取几分钱的手续费，收益虽然微薄，却是上屋村摆脱贫困的重要支撑。

港方（怡高实业）的核心责任则是提供全部生产设备、原材料和技术指导，负责产品的外销，并承担所有市场风险。港方的收益主要是赚取成品销售价与原材料成本、工缴费之间的差额，也就是核心利润。这种模式的精妙之处在于，中方不需要投入资金购买设备和原材料，不承担市场风险，只赚“稳钱”；港方不需要花费大量资金建设厂房、管理工人食宿，利用内地廉价的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赚取丰厚利润，双方各取所需、互利共赢，为合作的持续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深远影响：一只蝴蝶引发的经济巨变

香港怡高实业在上屋村的落地，虽然只是一家小型加工企业的投产，却产生了巨大的“鲶鱼效应”和示范效应，像一只蝴蝶，在1978年的石岩扇动了一下翅膀，最终在中国南海边引发了一场持续四十年的经济巨变，对深圳乃至中国的改革开放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首先，它实现了深圳“三来一补”企业零的突破，开启了深圳对外开放的全新篇章。在怡高实业落地之前，深圳乃至整个中国大陆，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外商投资加工企业。怡高实业的成功投产，打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禁锢，让深圳的干部群众第一次直观地看到，“资本主义的钱”是可以赚的，而且能让大家一起富起来。这种观念上的冲击，比经济收益本身更为重要，它驱散了人们心中的思想顾虑，点燃了大家干事创业的热情，为后续深圳大规模招商引资、发展外向型经济，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次，它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财富示范效应，推动了“洗脚上田”的时代潮流。上屋村的第一批工人，每月能拿到20-30元的工资，这在当时来说，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要知道，当时村民务农一年的收入还不到200元，进厂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务农半年的收入。工人拿到工资后，不仅改善了自己的生活，还带动了周边村民的积极性，周边村庄的青年挤破头想进入怡高实业工作，“洗脚上田、进厂务工”成为当时的潮流。这种财富示范，让更多的深圳人看到了工业发展的希望，也吸引了大量外来劳动力涌入深圳，为深圳后续的产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

更为重要的是，怡高实业的成功，推动了政策层面的破冰，为深圳特区的正式设立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怡高实业落地之前，“三来一补”模式还处于探索阶段，没有明确的政策支持。怡高实业的顺利运营和良好效益，引起了广东省委和中央的高度关注，促使中央在1979年正式出台文件，肯定“三来一补”模式的可行性，并给予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如“三免两减半”，为后续“三来一补”企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1979年7月，蛇口工业区破土动工，拉开了深圳大规模对外开放的序幕；1980年8月，《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颁布，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这一切的背后，都离不开怡高实业所积累的实践经验。

此外，怡高实业的落地，倒逼深圳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当时的深圳，交通闭塞、水电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工业生产的需求。为了满足怡高等企业的原材料运输和成品出口需求，深圳开始大规模修建道路，著名的深南大道、广深公路的早期改造，都与“三来一补”企业的物流需求直接相关。同时，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也逐步得到改善，为后续更多企业的落地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到1985年底，深圳的“三来一补”企业已达1075家，协议投资金额33.5亿美元，占全国直接利用外资额的1/6；1992年，深圳出口贸易额跃居全国第一，这一切的起点，都是1978年怡高实业在石岩上屋村的那间200平米旧仓库。

怡高实业还为深圳培养了第一批产业工人、技术员和管理人员，成为深圳企业家的“摇篮”。当年在怡高实业工作的工人，在港方技术人员的指导下，不仅掌握了工业生产的基本技能，还接触到了现代工业的管理理念和市场知识。这些人后来成为了深圳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很多人进入了后续崛起的华为、比亚迪等企业，成为早期员工，甚至有一些人自主创业，成为深圳本土企业家的雏形。可以说，怡高实业不仅带来了资金和技术，更培养了一批懂技术、懂管理、有闯劲的人才，为深圳后续的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埋下了重要的人才种子。

同时，怡高实业开启的“香港接单、深圳生产”的“前店后厂”模式，支撑了珠三角地区三十年的繁荣发展。这种模式充分发挥了香港的市场、资金、技术优势和深圳的劳动力、土地优势，实现了深港两地的资源互补，成为珠三角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核心模式。后续，随着深圳“三来一补”企业的不断增多，这种模式逐步推广到整个珠三角，带动了珠三角地区制造业的快速崛起，让珠三角成为中国乃至全球重要的加工制造基地，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经济格局。

四、时代谢幕：企业的结局与历史的回响

随着深圳经济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香港怡高实业在上屋村的工厂，也随着时代的变迁，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谢幕。

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深圳的地价和人工成本逐步上涨，怡高实业所生产的吹风机发热线圈属于低附加值产品，随着生产成本的增加，利润空间不断压缩，继续留在上屋村已无利可图。在这种情况下，怡高实业在上屋村经营了约5-8年后，于1980年代中后期，将工厂迁往内地更偏远的地区，如东莞等地，甚至部分生产线转移到内陆省份，也有部分业务转型为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逐步退出了深圳的加工制造领域。

怡高实业撤离后，当年的那间200平米旧仓库，也随着深圳的城市化进程和产业升级，被逐步拆除。如今的石岩上屋村，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以农业为主的落后村落，原址上建起了惠科（HKC）工业园、宏发高新园等现代化产业园区，以及密集的居民楼。当年的农田和旧仓库，已经成为深圳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聚集地，高楼林立、产业兴旺，与当年的简陋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怡高实业当年落地的深远意义——它为石岩、为深圳的产业发展，埋下了希望的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

历史学家将香港怡高实业在上屋村的建厂，称为“中国工业化的第一声啼哭”。这句话精准地概括了这家小厂的历史地位：它不仅是一家普通的加工企业，更是一个制度试验田，测试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如何嵌入市场经济的细胞而不发生排异反应；它是深圳改革开放的“活化石”，见证了深圳从荒滩渔村到国际化大都市的蜕变；它是中国外向型经济的起点，开启了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全新路径。

回望深圳四十年的产业化之路，从1978年怡高实业的落地，到80年代“三来一补”企业的遍地开花，再到90年代华强北的崛起、00年代华为中兴的出海，以及近年来高科技产业的全面领跑，深圳每一步的发展，都离不开怡高实业当年所奠定的基础。怡高实业本身虽然只是一家不起眼的小厂，生产的也是毫不起眼的电热丝，但它所承载的，是一个时代的勇气与探索，是深圳人敢闯敢试、勇于创新的精神内核。

如今，深圳已经成为全球领先的现代化大都市，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三分之一，比亚迪、大疆等企业领跑全球，而这一切的起点，都始于1978年石岩上屋村的那间旧仓库，始于香港怡高实业与上屋村的那次牵手。香港怡高实业的故事，不仅是一段历史的记忆，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它告诉我们，唯有开放包容、敢闯敢试、互利共赢，才能抓住时代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这段历史，将永远镌刻在深圳改革开放的丰碑上，激励着后人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继续踏浪乘风、奋勇前行。

（图文无关，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告知删除）

感谢您的阅读，请点亮右下方的【在看和点赞】，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谢谢！

点关注，不迷路，一起分享更多精彩的深圳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