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坛 | 杜鹃 | 深圳地方性: 历史地理对当代城市的影响【2025年第6期】

深圳地方性：

历史地理对当代城市的影响

深圳自1979 年设市并建立经济特区，便由珠江口东岸的宝安县，跃升为人口近两千万、创新力领跑全球的超级都市。这一高度压缩的城市化进程，似乎是从库哈斯(Rem Koolhaas)所研究的珠三角 “普通城市”(Generic City)，跃升为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所界定的 “全球城市”(Global City)。然而，此类标签及线性演进的解释框架，易遮蔽一个关键事实：深圳当代城市形态并非从“白板”开始“速生”而成，而是始终与其深层的地方性——包括地理环境、历史积淀与人群构成持续互塑。

深圳据珠江口东岸、面向南海，不仅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数千年间广府、客家、疍家等群体及现代移民迁居、交汇和文化层积之所。从赤湾古港、南头古城到大鹏所城的海洋地理脉络，到深港地缘与口岸交通对城市经济与空间布局的牵引，再到城市规划对地理历史的回应、本地老新村落的建设，以及最新的生态叙事及海洋城市战略，都在塑造深圳的形态布局乃至空间叙事，并反过来建构着新的地方性。

1.1  江口东岸：南头半岛与移民传统

珠江的西江、北江和东江三大干流携带大量泥沙，在汇入南海前沉积形成面积达4万平方公里的珠江三角洲。区域内拥有超过5,000公里的可通航水道，历史上构成了服务整个区域的天然航运与贸易网络。广阔的入海水湾，由珠海、中山、广州、东莞、深圳以及香港和澳门的海岸线共同围合，是一个共享的海洋与社会经济生态系统。亚热带气候、充沛降雨与便利灌溉条件共同造就了其丰饶物产，鱼米、盐、蚝、珠、香各有盛誉^[1](图1)。

深圳所在的珠江口东岸，自古就有滨海聚落与古越人部落。秦朝赵陀进军岭南并留守，军队及随军人员与本地百越人群第一次融合。汉代盐铁业国家专营，在深圳南头地区开设东（岸）官（营）盐场据点，并逐步演变为珠江口东岸的盐、军 、政中心^{[2, 3]}，自东晋 331 年首次成为郡（地区级）及县治所在。此阶段北方 “五胡乱华” 多年，中原士族纷纷 “衣冠南渡”，在岭南与秦汉以来的本地人再融合，成为广府民系基础。

唐代宝安并入东莞县，县治内迁至东莞莞城，唐宋间，仍在南头设屯门军镇，以扼珠江口要冲。宋元时期，珠江东岸盐业也依然发达。此期北方战乱频仍，民族持续大迁徙，迁入闽越滨海地区的族群暂成潮汕民系，居于闽赣粤交界山区的族群则演变为客家民系，珠三角广府移民的补充则多途经韶关珠玑巷。而宋末元初，大量官民流亡广东沿海，文天祥家族后人就散布在现深港多地。

大航海时期全球人口流动性更大，明朝出于海防压力在1394 年分设东莞守御千户所于南头、大鹏守御千户所于大亚湾。1573年，置新安县、县治再驻南头并延续至1953年。此时广府民系已是这一地区主体，占据三角洲肥沃平原，潮汕民系居于三角洲两侧沿海，本来居于山区的客家民系则乘清朝解除海禁、招民复界之隙进入滨海地区，在新安地区形成了西广府、东客家的紧密状态，当然还包括同样绵延千年的水居族群：疍家民系^{[4, 5]}。

1842年后，深圳河以南陆续割租予英国，香港逐步崛起为区域新中心。1953 年，宝安县城东迁至深圳墟西（今罗湖）依托广九铁路和罗湖口岸。本地人也以各种方式移居香港。改革开放后移民潮更是达到千万人次，深圳城市中心从罗湖起步，经福田、南山，一路向西拓展至珠江口东岸的前海，设自贸区囊括珠江沿岸的大空港、滨海新城，完成了新的向海格局，呼应了此地近两千年来的地理与人口逻辑：面朝大海，迁徙交流。(图2)

由城变村的南头古城，也在村民自发建设和整治更新中不断脱胎换骨，只是南头曾经直接面海的空间格局，被淹没在填海造地、干道高楼之中，还有待新的城市设计与空间叙事来重新彰显^[6]。

1.2  海上丝路：赤湾蛇口的地理记忆

南头往南10 里地则是赤湾，背倚南山、面朝伶仃洋、扼守珠江口岸，是水深浪静的天然古港。这一地区的航海活动上追秦汉，历隋唐宋元，成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产品与文化及宗教沿这片水路交流散播。自唐代起，珠江口航道部分日益淤浅，驶往广州的商船均须绕行深圳西海岸，同时亦可补充淡水资源，使得南头屯门镇及其更南端的赤湾港，在军事与商贸上的地位持续提升^[7]。《新安县志》^[8]亦记载，赤湾天后宫的建设，源于宋明南洋诸国供使和郑和舰队的海难脱险经历，证明宋明两代深圳地区一直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中转站。明代更明令凡钦差出海，必先至赤湾天后宫“辞沙”——祭拜妈祖，令此庙成为几个国家级 “海神庙”之一，规模冠绝华南，香火远及东南亚，清末民初仍有照片文字记录了庙会期间百帆云集的盛况^[9]。(图3) 

1949 年后的边境管控与港口功能转移，令赤湾迅速沉寂、宫庙倾颓为瓦砾，昔日舟楫如织的港湾仅余二十余户渔民栖居，百年海贸记忆几近湮没。直至 1981 年，招商局总经理袁庚在筹划蛇口工业区深水港时，重新勘察赤湾。他翻阅《新安县志》，发现“外控洋面，内卫虎门……归舟必经于此”的记载，并结合洋流、水深与地质数据，确认赤湾仍是建设现代化港口的最佳选址^[10]。这一判断不仅基于工程理性，更暗合千年地理逻辑——深圳向海发展的起点，竟在遗忘之地被重新唤醒。1983年，赤湾港建成首个万吨级泊位，迅速成为深圳建设物资与外贸货物的核心通道——一座被遮蔽的丝路古港，由此重入全球流通网络。

这样的地理记忆虽获得功能上的苏醒，但仍有待通过空间遗产重构，将天后古庙和海上丝路古港的历史，接回到每个市民的城市体验中。

1.3  沙井蚝业：千年生态指标的变迁

珠江多条淡水出口与南海海水在下游交汇，造就了水位、温度、含氧量和光照强度不断变化的潮间带，为本地牡蛎(属于 Crassostrea 属)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自唐宋以来，深圳西北部沙井一带成为牡蛎养殖的理想之地。清代发展出 “三区轮养”迁移式养殖法，将蚝苗在福永、蛇口、后海与沙井海域间按生长阶段轮转，产出肥美爽脆的 “沙井蚝”，享誉岭南乃至东南亚。

1980 年代起，快速工业化与城市扩张带来严重后果：大量工厂沿西海岸布局，未经处理的废水排入海域；大规模填海造地摧毁了天然滩涂与红树林。受污染海水导致蚝体变小、肉质泛绿，幼苗成活率骤降。至1980年代末，本地蚝田几近绝收。

面对蚝生态的崩溃，沙井蚝农被迫携传统蚝种与养殖技艺，北迁至台山等水质尚佳的沿海地区重建基地，以维系“沙井蚝”品牌。这一无奈之举，恰恰使沙井蚝成为珠三角生态环境恶化的活体指标——其生存轨迹清晰映射出从自然河口到工业海岸的生态断裂。近年虽有红树林修复与管控区设立，但沙井蚝至今未能真正回归故地。它的流离，不仅是一个地方物产的迁徙史，更是高速城市化反过来塑造本地生态环境的例证。或者可以期待，这一珠江口千年生态孕育的标志性物产真正回归之时，才是深圳当代城市规划建设重新找到与自然共生的新阶段^[1]。

2.1  以河为界：香港从新安县的分离

1898年，以深圳河为边界，原属清朝新安县的新界租予英国99年。加上此前割让的香港岛与九龙半岛，至此延续千年的行政单元被一分为二。这一划界不仅是领土租割，也是对区域生态与社会网络的强行切割。此前，沙头角、大鹏、元朗等地村民同宗共俗，渔盐互通，婚丧往来频繁；划界后，亲族隔河相望，跨境流动开始还能自由，之后则需持通行证。地理上，深圳河从自然水道转变为两种经济社会制度的行政边界，两岸发展路径迅速分化：香港依托自由港政策，20 世纪初已成远东贸易枢纽；而宝安一侧因计划经济、边境管控，长期维持农业县面貌。大量原住民以各种方式(包括大逃港)迁入香港^[9]，形成今日新界诸多村落的“宝安祖籍”记忆^[12]。这种 “同源异质” 的格局，使深圳自近代起便处于一种特殊张力之中，被香港从各个维度影响，这里仅讨论空间形态维度。

2.2  借港出海：转口贸易及交通影响

1911年广九铁路全线贯通，彻底重塑了深圳从古以来面朝大海的交通逻辑与经济方向。深圳墟因设铁路华段终点站而崛起，成为内地通往香港的陆路咽喉，货物经香港转口贸易运往海外。这一转变使深圳从海洋终端退为陆路中转。口岸车站周边迅速聚集货栈、旅店与钱庄，粤港人流、信息流在此交汇，催生早期现代服务业。至1930年代，深圳墟已成宝安县最繁华市镇。县城也于 1953 年自南头迁至深圳墟西侧。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深圳凭借铁路 - 口岸通道，仍成为内地获取外汇商品的重要途径^[2]。改革开放后，这一通道价值被制度化放大：特区早期建设选址紧邻罗湖口岸，印证了“铁路+口岸”对城市空间发展的强大牵引力。(图4)

2.3  时空结构：香港牵引的深圳布局

深港边境称为一线边境，除了广九铁路与口岸带动特区早期香港紧凑风格的罗湖区建设，蛇口工业区选址同样与方便水路连接香港有关。这一通港交通及口岸的牵引模式还在不同时期起作用：1990 年代后，皇岗口岸实行 24 小时通关，之后相邻的福田-落马洲地铁-铁路口岸于2007 年开通，带动福田保税区与福田中心区的发展；2007 年深圳湾大桥落成与深圳湾口岸启用，强力带动南山后海等片区开发。可见，通港口岸走廊的位置及发展时序，与深圳特区开发的时空格局高度相关^[13]。

而因为一线边境的边防功能存在，也同时制约了深圳早期城市空间布局的滨河亲海导向。早期规划的城市生活主要通过深南大道串联，城市中心都与河海保持距离，滨水滨海地区并不欢迎人接近，而是布置口岸、污水厂、地铁车辆段等基础设施。尽管2000年之后深圳开始建设深圳湾滨海公园作为弥补，但深圳河沿岸可达性、可见度差，深圳湾滨海城市生活氛围的不足，仍是一线边境这一特殊机制留给深圳城市空间的印记。

反过来最近20年，从香港讨论落马洲河套地区开发开始，到2023年香港发布北部都会区行动纲领，又是深圳高速发展对香港战略布局反向塑造的开始。

1986 年特区总体规划不仅明确工业、商业、住宅、公共设施和教育等功能分区，而且预测到2000年常住人口规模达到 80 万人，虽然人口预测被实际发展远远超出六倍不止，但其通过几道绿带缓冲的特区带状组团布局，因其富有弹性地容纳了特区发展而广受肯定。不过对带状组团布局的赞誉，往往夸大了规划理念与图纸本身的影响力，而忽视其与既存自然地理和聚落格局之间的关系，从而也忽略了早期规划者对原有地理环境的高度敏感性和尊重。(图5)

将1982年总体规划图与更早的地形资料对比可以发现，原住民村落恰好全部落在橙色住宅区内，而所有工业物流区都避开了所有村庄。尽管这些工业区看似零散分布，实则有其内在逻辑：当时新成立的市政府受限于财政支持征地的能力，只能保留村民自建住房及自主发展工业所需的土地。因此，总体规划图上的许多空间安排实际上源于现实制约，而非理想化的城市设计。换言之，深圳新城中最重要的工业与居住集群的位置，实际上是由原有村庄布局和农田分布所决定的。如今，深圳高度密集的城市肌理之下，隐藏着数百个原生村落及其周边田地的原始分布格局，每个村中心到其外围农田边缘的距离，大多在一天步行可达范围内。这座日后成为全球最密集都市之一的城市，其空间结构竟无意中由延续数百年的农业空间模式所塑造。(图6)

甚至深圳最重要的交通动脉深南大道，因东西两头为深圳墟和南头而得名，也代表着近代铁路带动的宝安县中心与千年向海的南头中心的转换与连接，如果深南大道的西端能继续向海，就是对宝安-深圳地区千年地理历史的更具体验性的回应。深圳早期规划者对原始地理格局、聚落分布的考量，其实更应该被后续深圳规划重新认识、继承和发扬。

第二版《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10）》首次将规划范围扩展至全市域。面对当时特区外18个镇相对自发、粗放的开发，规划一定程度上尊重了关外各村镇普遍开发的愿望和现实，将第一版总体规划的带状组团模式扩展成全域网络组团模式，同时为各村落留下了新旧发展用地和潜力，再通过非建设用地分类，保留不适宜开发的山水林田(占总用地一半多)。

2006年开始编制的第三版《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 年)》直面“土地空间、能源水资源、人口承载力、环境承载能力”四个“难以为继”，划定国内第一条基本生态控制线(占总用地一半)，并在城市规模计算上，开始将暂住人口也纳入需要服务的城市人口，提出“以供定需”和以再开发为主的土地供应转型。

现在的第四版《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认清深圳“小地盘、高强度开发”的现实困境，将建筑量而不只是土地面积，作为引导城市未来发展的重要指标。同时持续优化“多中心、组团式、生态型”的城市空间结构，强化陆海统筹，推进东西部海域差异化发展，打造“山海连城”生态新景观^[14]。

从90年代至今的三版总体规划叙述中，也能看到作为计划性与策论感很强的总体规划，在深圳村落发展需求及地理空间的约束下，不断将人口内涵及土地空间容量的计算进行更贴近现实的调整，并将环境约束保留下的山海资源，重构为新的城市特色。其余片区层次的城市规划，则会在不断的市场开发压力及行政决策中做出微调，最终形塑出我们看到的深圳全域的高密度开发与再开发景观，以及越来越多公园化的保留绿地。

3.3  城中村城：本地自组织城市开发

深圳全境近2000个自然村整合成310个原行政村（含社区），总占地面积近320 平方公里，占全市建成区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这些村落（包含尚存的老村、新村及集体工商发展物业）被规划建成区所包围，被称为城中村，是高密度城区中覆盖率更高的“异质飞地”。据统计目前城中村实际居住人口超1000万，长期容纳全市常住人口的一半以上，是深圳外来务工者、初创企业与低收入群体的主要落脚栖居地。

城中村核心部分为高密度村民楼组成的新村，80年代一般每户建240平米2层半小楼自住，90年代移民增加租房市场推动村民楼普遍改建或新建为4-6层，因此，1999年深圳人大通过决议将合法规模放宽到480平米/栋，但突击超标建房成为风气，直到2010年前后高压管控才逐步遏制。尽管1992年“统征”和2004年“全域城市化”政策名义上将农村土地转为国有，但因补偿未完全落实，村集体及村民仍以自发方式开发其手中土地。村民通过股份公司组织建房、收租、管理物业，形成非正式但高度组织化的基层经济单元^[15]。

城中村是制度缝隙中村民自发争取其土地开发权利、分享城市化红利的结果，同时在政府无力提供大规模保障性住房背景下，低成本、高密度的自建房也填补了廉租房市场缺口。其混合居住、商业、作坊、仓储等功能，形成24小时活力街区，因此也可以称为城中更有活力的城区，称做城中城或许比城中村更为恰当。低廉租金支撑了无数小微创业，密集路网与步行尺度维系了社区交往。尽管曾被污名化为“脏乱差”，但近年学界普遍认为，城中村是深圳包容性增长的关键基础设施，也是全球南方城市“非正规城市化”的典范^[16]。

2000年后深圳一度推行“大拆大建”式旧改（如渔民村、渔农村、蔡屋围、大冲村、岗厦村等），但因成本高、周期长、社会矛盾激化而难以为继。2018 年，《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总体规划》颁布，建议一半左右城中村不再采用整体拆除的城市更新方式，而采用综合整治+微改造的方式，较有影响案例如水围村柠盟公寓、南头古城。而新冠疫情之后的房地产市场也急剧低迷，拆除重建的城市更新项目因巨大成本也明显不再可持续。

深圳村民在规划引导有限的情况下，基于自主需求所进行的城中村建设，可以称得上是一种“自组织城市主义”，因为这种地方性的参与，深圳城市得以比规划城市更具包容性、多样性从而更有特色^[17]。

4.1  山海连城：生态资源的整合与活用

近十余年来，伴随绿道、碧道 (滨水道) 的不断建设和联通，以及生态文明意识的提升，系统性连接山、海通道的构想在2017年被提出，最终被提炼成“山海连城”计划，于2020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融入新一版的总体规划中，成为深圳生态文明建设和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战略之一。

“山海连城”计划基于 2005 年以来明确划定保留的生态控制线范围土地，构建出“一脊一带二十廊”的生态魅力骨架，达到“连生态、连生活、连生趣”目标，贯通山脉、海岸、河流、公园与城市空间。

其中的贯穿深圳中部的生态主轴“一脊”，具体吸纳了本土历史与生态学者南兆旭2014年提出“826”步道设想。他建议以深圳经济特区获批日(8月26日)命名一条纵贯全域的远足主径。经多年民间踏勘与官方协同优化，一条西起宝安凤凰山飞云顶，东至大鹏七娘山大雁顶、长约200公里的被正式命名为“鲲鹏径”，取《逍遥游》鲲化为鹏之说，象征深圳鹏城的腾飞，也彰显其横跨山海、贯通东西的宏大尺度。

山海连城体现了深圳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去升级山海资源的系统价值与空间叙事，可算是一种地方性重构案例。

4.2  向海回望：海洋城市的历史隔阂

2017年深圳明确提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战略，2019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加持深圳“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此后，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大鹏新区(定位“世界级滨海生态旅游度假区和海洋科技创新高地”)、海洋新城(位于宝安沙井—福永沿海，规划面积约30平方公里)等成为核心载体，重点发展海洋高端装备、海洋电子信息、蓝色金融、滨海文旅等产业。

这一重新向海的宏大叙事，还没有自觉地与融入深圳因海而生、向海而兴的历史脉络之中。从上面提到的南头、赤湾、沙井、大鹏地名（还包括盐田盐灶）及地理脉络，百越水上居民/疍民/滨海客家乃至海防/海商/海盗等等本地海洋人类史，还有沉淀下来的疍家文化、妈祖信仰、蚝民技艺或古代海上丝路记忆，都具备与当前海洋战略所聚焦的高科技、金融与港口物流等现代性因素共生和融合的潜力，但目前这些涉海历史空间、人群及历史文化基本处于或闭塞或湮没的状态，还需要通过新旧共存乃至新中讲古的空间叙事策略来续接和彰显。

4.3  来了就是深圳人：地方性主体的形成

“来了都是深圳人”是深圳鼓励和善待移民来深的口号，这个口号充满温情，但“深圳人”的概念与身份仍需要有一系列的社会、民政管理与法律层面的定义。无法忽略的是，经济压力及户口门槛仍然阻碍一个来深圳工作生活多年的人或家庭获得深圳居民身份，而深圳仍需要移民来保持活力。

深圳的历史延续与生态环境保护，都需要有具备主体意识的主体来承担，这个主体包括原住民及后代、移民一代二代、以及新的移民。随着生态意识提升，在对待山海资源以及新的叙事上，还是容易被接纳。但能否将地理历史作为一种地方性资源来认识、延续乃至发扬，则需要更多新一代主体建立起他们的地方性身份认同、历史观，提升其参与空间治理的能力。

其中蛇口居民通过蛇口基金会的建立与运作，支持了10年的无车日，以及保护与彰显蛇口改革开放历史文化的众多活动（包括保留袁庚时期的招商培训中心、浮法玻璃厂水泥柱阵等），是深圳地方性建构最活跃的主体，也是深圳地方性的突出样本。

本文通过地理环境、历史积淀、人群构成三重维度的分析表明：深圳的当代城市形态绝非“白板上的速生”，而是地方性与城市发展持续双向建构的结果。这种互塑机制揭示了一个核心命题：地方性并非城市发展的陪衬，而是塑造城市独特性的核心。在全球化浪潮下，“千城一面”的根源并非全球化本身，而是对地方性的忽视与被动接纳。深圳的实践证明，地方性与全球化并非对立关系：赤湾古港的复兴是“丝路记忆”与“全球贸易分工”的互塑，城中村的存续是“村民自组织”与“新型移民城市需求”的互构，“山海连城”计划是“自然禀赋”与“生态文明”的融合，这些案例均彰显地方性的积极作用和动态价值。

重新认识并主动建构地方性，对深圳具有三重实践意义：其一，在空间规划层面，需延续“尊重地理、活化历史”的思路，避免对自然生态与文化记忆的破坏，使生态及历史叙事真正落地为可体验的城市空间；其二，在社会层面，需激活多元地方主体的参与性，既要保障原居民对文化记忆的传承权利，也要为新移民提供融入地方的渠道（如蛇口基金会的实践），形成“多元共生”的地方认同；其三，在全球城市竞争层面，地方性是深圳区别于其它全球城市的核心标识。相较于政策优势，珠江口的地理格局、深港同源的历史脉络、移民与原居民共生的人群特质，才是深圳最不可替代的发展资源。

深圳的经验为速生城市提供了重要启示：快速城市化并非必然以牺牲地方性为代价。相反，唯有实现“地方性与城市发展的互塑”，才能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持独特性与生命力。而对学术研究而言，解构深圳的互塑机制，也为理解全球化时代城市与地方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典型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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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注释和图片来源见纸媒正文）

（刊于《世界建筑导报》2025年第6期 NO.226，P1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