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1团3营教导员李国栋——参加深圳经济特区建设的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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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每当吟诵起这首《临江仙》，我心中总会涌起无限感慨。这不仅是对人生起落的精准写照，更是对一段波澜壮阔岁月的深情回望。我虽平凡，从未敢以英雄自喻，但那段投身深圳经济特区建设的峥嵘岁月，那些与战友们并肩奋斗的日日夜夜，那些在荒山野岭上书写忠诚与担当的故事，如同镌刻在心底的印记，历经数十载风雨，依旧清晰可辨、难以忘怀。那是一段燃烧青春、奉献热血的时光，是一段见证奇迹、铸就辉煌的征程，更是一段承载着家国情怀与时代使命的记忆。

1979年12月20日，深夜的湘南大地寒气袭人，但湖南省郴州市东江水电站建设项目的施工现场，却处处涌动着火热的气息。基建工程兵第36支队352团15连的官兵们，正顶着夜色紧张施工，机器的轰鸣声、铁锹与石头的碰撞声、战士们的号子声，交织成一曲奋进的乐章，打破了深夜的寂静。作为时任连指导员的我，正和战士们一起奋战在施工一线，额头上的汗水浸透了棉衣，手上磨出的血泡早已结痂，却丝毫不敢有片刻停歇——东江水电站的建设，关乎着当地百姓的生产生活，关乎着国家能源建设的布局，每一分每一秒都弥足珍贵。

就在这时，连部的电话铃声突然急促地响起，划破了施工现场的喧嚣。我心里一紧，深夜的紧急电话，往往意味着有重要任务。我立刻放下手中的工具，快步冲向连部，抓起电话，听筒里传来团长刘金贵同志沉稳而急切的声音：“李国栋同志，命令你带领连队大部分官兵，携带部分施工机具及装备，务必在12月22日下午三点半之前，赶赴深圳报到！”

“深圳？”听到这两个字，我愣了一下，随即心头涌起一阵激动与疑惑。对于我和连队的战友们来说，深圳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地方。我们只在报纸上零星看到过相关报道，知道它毗邻香港，是国家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窗口”。它究竟是什么样子？是像香港一样高楼林立，还是依旧保持着南国乡村的模样？这些疑问，像一颗种子，在我和战友们的心中生根发芽，充满了神秘的吸引力。

当时，连长正好休假探亲，连队的各项工作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接到命令后，我深知任务艰巨、时间紧迫——从郴州到深圳，路途遥远，路况复杂，还要携带大量的施工机具和装备，短短不到两天时间，必须完成准备工作并准时抵达，容不得半点差错。我立刻召集连队的干部骨干，传达了上级的命令，明确了分工：一部分战士负责收尾东江水电站的剩余工程，确保施工进度不受影响；另一部分战士则跟随我，连夜整理行装、清点施工机具，将挖掘机、推土机、钢筋切断机等设备，一一装载到三十多台解放牌汽车上。

那个夜晚，没有休息，没有停歇。战士们个个精神抖擞，毫无怨言，有的拆卸设备，有的捆绑物资，有的检查车辆，灯光下，一张张年轻的脸庞上满是坚毅。我穿梭在各个岗位之间，一边协调指挥，一边检查准备情况，生怕出现任何疏漏。天快亮时，所有准备工作全部就绪，三十多台解放牌汽车整齐排列，如同整装待发的战士，蓄势待发。我们告别了留在东江水电站收尾的战友，鸣笛启程，向着那个充满未知与希望的城市——深圳，奋勇前进。

经过两天的长途跋涉，我们克服了路途颠簸、食宿不便等困难，终于在12月22日下午三点半之前，准时抵达了深圳。当汽车驶入深圳境内，眼前的景象让所有战士都愣住了：没有想象中的高楼大厦，没有宽阔平坦的马路，放眼望去，到处是荒山野岭，杂草丛生，低矮的土坯房零星散落其间，偶尔能看到几头水牛在田间漫步，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杂草的气息。我们驻扎在当时的福田公社二大队所在地，这里更是一片荒芜，连一块平整的空地都难以找到。

由于时间仓促，没有来得及搭建营房，当晚，我和战友们只能在荒山上露宿。当时的深圳，虽然没有北方的严寒，却依旧潮湿闷热，蚊虫成群结队地叮咬着我们，耳边全是蚊虫的嗡嗡声，让人难以入眠。更让人揪心的是，这片荒山上还有蛇出没，战士们只能轮流值守，时刻保持警惕。那一夜，没有一人能睡个安稳觉，有的战士被蚊虫叮咬得浑身是包，有的战士因为紧张，紧紧握着手中的钢枪，直到天蒙蒙亮。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就立刻召集战士们部署工作。“同志们，我们是基建工程兵，是来建设深圳的，再苦再难，我们也要顶住！”我看着眼前这群疲惫却依旧精神饱满的战士，语气坚定地说道。随后，大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有的战士拿着铁锹挖灶做饭，有的战士背着水桶四处寻找水源，有的战士则砍伐竹子、搬运牛毛毡纸，搭建营房工棚。所谓的营房工棚，极其简陋，用竹子搭建起框架，竹席作为墙壁，牛毛毡纸当作屋顶，勉强能够遮风挡雨。

战士们个个干劲十足，哪怕手上磨出了血泡，哪怕汗水浸透了衣衫，也没有人喊苦喊累。有的战士为了寻找水源，跑了好几公里的山路，终于找到了一处清澈的山泉；有的战士为了搭建工棚，熬夜加班，双手被竹子划破，也只是简单包扎一下，继续投入工作。两天后，所有的营房工棚全部搭建完毕，虽然简陋，但被战士们整理得井然有序，床铺整齐，物品摆放规范，我们连终于在这片荒山上，有了一个临时的“家”。

安营扎寨之后，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如何解决连队的生活保障问题，让战士们能够安心投入到特区建设中去。当时，我们虽然有了简单的住地，但生活条件极其艰苦：饮水需要战士们每天背着水桶，往返几公里山路去挑；买菜更是困难，深圳本地的蔬菜稀少且昂贵，我们不得不开车到几十公里外的淡水镇去采购，来回就要大半天时间；做饭的燃料也成了难题，没有煤炭，只能靠捡拾枯枝杂草来生火。

更让人头疼的是，当时战士们每人每天的伙食费标准只有0.63元，而深圳当地的菜心，每斤就要卖到0.15元，仅仅是买一斤菜心，就要花掉战士们近四分之一的伙食费。加上连队家底薄弱，没有多余的资金补贴伙食，长期下去，战士们的营养根本无法保证。“既要马儿跑，不能不给马儿吃草”，我心里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让战士们饿着肚子干活。

于是，我安排连队副指导员主动联系福田公社的领导，说明连队的困难，请求公社能够提供一些荒地，让我们开荒种菜，自给自足。让我们感动的是，福田公社的领导和当地老百姓，得知我们是来建设深圳的基建工程兵，都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当即答应给我们划拨了一片靠近营房的荒地。

从那以后，连队的干部战士们，就挤出早晚的休息时间，投入到开荒种菜的工作中。每天天不亮，就有战士拿着铁锹去翻地、除草、施肥；傍晚收工后，大家又不约而同地来到菜地，浇水、松土。战士们大多来自农村，有着丰富的种菜经验，他们因地制宜，根据深圳的气候特点，种上了青菜、白菜、黄瓜、茄子等蔬菜。同时，我们还利用营房旁边的空地，搭建了简易的猪圈，买了几头小猪，安排专人负责饲养。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个月后，我们种的蔬菜获得了丰收，绿油油的青菜、饱满的黄瓜、鲜嫩的茄子，摆满了菜畦；猪圈里的小猪也长得膘肥体壮。我们再也不用长途跋涉去买菜，战士们的伙食也得到了明显改善，餐桌上有了新鲜的蔬菜和猪肉，大家的干劲也更足了。看着战士们脸上洋溢的笑容，我心里也暖暖的——我们用自己的双手，解决了生活的后顾之忧，为投身深圳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生活上的困难，当时我们还面临着思想上的考验。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由于深圳毗邻香港，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很多深圳本地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纷纷越境逃往香港，甚至出现过群体性逃越的情况。我们部队刚到深圳，上级领导难免有所担心，担心战士们受到外界的影响，出现思想波动，甚至出现违纪违法的行为。

为了稳定战士们的思想，筑牢思想防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专门派来了相关领导，亲自来到我们连队，为干部战士们上政治教育课。领导同志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详细讲解了国家设立深圳市的重大意义，讲解了基建工程兵肩负的使命与责任，告诫全体官兵，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理想信念，发扬解放军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自觉抵制各种诱惑，坚守纪律底线，为连队争光，为基建工程兵来深圳建设打响第一炮。

课后，我又组织连队的干部战士们开展讨论，大家纷纷发言，表达自己的决心。有的战士说：“我们是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建设深圳是我们的使命，我们绝不会被外界的诱惑所动摇！”有的战士说：“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把深圳建设得越来越好，让那些逃越香港的人，后悔自己的选择！”看着战士们坚定的眼神，我深知，我们连队的官兵，是一支经得起考验、能打硬仗的队伍。

进入深圳后，我们连的指战员们，始终牢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誓言，一边安营扎寨，稳定队伍情绪，完善施工基础，一边积极接受施工任务，全力以赴投身到深圳建设中去。1979年底，我们连队接到了来到深圳后的第一项施工任务——为刚成立的华强电子公司（现在的华强集团前身）建造华强电子厂房。据悉，华强电子公司的前身是1979年从清远迁来的粤北兵工厂，命名“华强”，寓意“中华强大”，附近的华强路也因此得名，从诞生之初，这里就流淌着电子科技的血脉。

这项任务，不仅时间紧迫，而且意义重大。当时已经临近年底，上级要求我们必须在第二年四月底之前完工，确保电子厂能够按时投入使用，留给我们的施工时间，只有短短100天。而这座电子厂房，建筑面积约5000平方米，规模不小，施工难度也很大。更重要的是，这是基建工程兵在深圳市承接的第一项工程任务，它不仅关系到我们连队的声誉，更关系到基建工程兵在深圳的形象，关系到国家改革开放的脸面，容不得半点差错。

因此，兵种的各级领导和深圳市的领导，都对这项工程建设工作高度重视。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政治委员、党委第一书记的谷牧同志，专门来到深圳视察这项工程，他来到施工现场，亲切看望慰问我们连队的官兵，详细询问施工进度和施工困难，要求我们部队，一定要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建设速度，确保按时按质完成任务，为深圳特区的电子工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谷牧同志还幽默地叮嘱我们，要做“明白人”，既要坚决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又要坚守原则，善于在开拓中坚守底线。

谷牧同志的嘱托，像一股暖流，激励着我们全体指战员。从施工的那天起，我们就严格按照上级的要求，制定了详细的施工计划，合理分工，科学施工。施工现场，杂草丛生，淤泥遍布，我们首先组织战士们清除杂草、挖掘淤泥，平整场地，为施工打下基础。深圳的冬天，虽然不冷，但太阳依旧毒辣，战士们挥汗如雨，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浸透了衣衫，晒干了又被浸湿，反复几次，衣衫上留下了一层白色的盐渍。但没有一个战士叫苦叫累，大家心里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按时完成任务，打好这一仗，为基建工程兵争光。

更让人难忘的是，那一年的春节，我们全体指战员，没有一个人回家探亲和休假。看着别人阖家团圆，战士们虽然心里想念家人，但没有一个人提出回家的要求。我们在施工现场，简单地吃了一顿年夜饭，没有丰盛的菜肴，没有热闹的鞭炮，只有战友们相互的祝福和对家人的思念。饭后，大家又立刻投入到施工中，灯光照亮了施工现场，战士们的身影在灯光下穿梭，成为了春节期间深圳最动人的风景。

我们首先施工的两栋钢架厂房，全部由日方设计，并加工成半成品，工程所用的钢材、螺丝钉和部分专用工具，也都是从日本进口的。日本三洋公司驻现场的工程师，一开始对我们部队的施工技术非常怀疑，担心我们无法完成这项高标准的施工任务，因此对我们的要求格外严格，每一个细节都要反复检查，稍有不合规范，就要求我们重新施工。

面对日方工程师的严格要求，我们没有丝毫抱怨，反而把这当作一种激励。我告诉战士们：“这不仅是一场施工仗，更是一场争气仗，我们一定要拿出基建工程兵的水平，让日方工程师看看，我们中国军人，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什么任务都能完成！”在施工中，我们的战士们，对待每一个部件、每一颗螺丝，都一丝不苟，精心对接，每一颗螺丝都拧了又拧，反复检查，绝不放过一丝一毫的质量隐患。有的战士，为了确保部件对接精准，趴在泥泞的地上，反复测量、调整，身上沾满了泥土，也毫不在意；有的战士，为了赶进度，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累得靠在机器旁就睡着了，醒来后，又立刻投入工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全体指战员的共同努力下，我们首先施工的两栋钢架厂房，顺利完工。当日本三洋公司的工程师来到施工现场，进行质量检验时，他们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经过详细的检测，他们一致认为，这项工程的各项技术指标，都达到了优良标准，甚至超出了他们的预期。日方工程师紧紧握住我的手，竖起大拇指，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说道：“中国军人，了不起！基建工程兵，了不起！”

随后，基建工程兵副总参谋长徐馨来，第1支队副政委赵相臣，第1支队深圳指挥所副参谋长马成礼一行，来到我们连队检查工程，看到整洁规范的施工现场和高质量的工程成果，也给予了我们高度的好评。深圳市政府的领导，也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称赞我们基建工程兵，是一支能打硬仗、善打胜仗的队伍。

在这份肯定和鼓励下，我们全体指战员士气大振，更加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后续的施工中。我们精益求精，严格把控每一个施工环节，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最终，在100天的期限内，全面按期圆满完成了华强电子厂房的修建任务。1980年上半年，我们连队因为表现突出，被评为“第36支队的优秀连队”，我也被评为“优秀指导员”，并受邀前往驻北京的我们部队352团，在干部大会上介绍交流施工经验，分享我们连队在深圳建设中的奋斗故事。

1980年5月，根据上级的部署，第36支队把我们来深圳的14连、15连的全体官兵和施工机械及全部装备，交予第1支队整编成一个部队。此后，我们连队又投身到了更多的深圳特区建设项目中，参与了深圳有名的臭水沟清理整治工作，用双手清理淤泥、疏通河道，让曾经臭气熏天的水沟，变成了干净整洁的排水通道；我们还参加了电子大厦、市委大楼、核电大厦等一系列重要工程的建设，其中，电子大厦于1981年1月破土动工，竣工后高69.9米、共20层，成为了当时深圳的第一个地标，从香港都能看到，极大地增强了港商来深圳投资的信心。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设的日子里，我们连与其他兄弟连队一起，始终保持着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凭借着过硬的施工技术和优良的工程质量，赢得了深圳市政府和当地老百姓的一致好评，为基建工程兵在深圳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当时的深圳，一片荒芜，百废待兴，严重缺乏专业的施工队伍，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市政府向我们基建工程兵伸出了热情的手，随后，就有了两万基建工程兵南下深圳、投身特区建设的壮举。

1983年9月15日，这是一个让我终身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驻深圳部队的两万名干部战士，脱下了心爱的军装，就地集体转业，全部转入深圳特区建设总公司属下的施工企业，从“兵”到“工”，身份变了，但我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没有变，建设深圳特区的初心和使命没有变。我转业到了深圳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担任工会主席，继续为深圳的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1983年底，我调到深圳市物业公司，担任政工办主任，主管劳动人事、政工、工会等工作，随后又先后担任党支部副书记、书记。在物业公司工作期间，我有幸参与了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的建设工作，这座大厦高160米，共有53层，由中南建筑设计院设计、中建三局建造，它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成为了改革开放的象征，彰显了深圳“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特区精神。在建设过程中，我们物业公司负责后勤保障和现场协调工作，我和同事们一起，加班加点，全力以赴，为大厦的建设保驾护航，亲眼见证了“深圳速度”的诞生，亲身感受了特区建设的火热氛围。

1986年4月25日，深圳国际贸易中心旋转餐厅隆重开业，这是当时全国最高层的旋转餐厅，也是唯一一家经营中式佳肴的旋转餐厅。开业当天，场面十分隆重，吸引了众多市民和外商前来参观品尝，成为了当时深圳的一大亮点。同年，我参与了向深圳市政府提出申请，将深圳市物业公司改名为深圳市物业集团的相关工作，经过不懈努力，1990年4月，物业公司正式更名为深圳市物业集团。值得骄傲的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三代领导人，都曾莅临物业集团视察，并题字留念，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据悉，深圳市物业集团成立于1982年11月，总部设在国贸大厦，后来成为一家以房地产开发为主业，涉足多个领域的集团公司。

1986年底，我被调任深圳市建材进出口公司党委书记，在这个岗位上，我始终坚守初心，恪尽职守，积极推动建材进出口业务的发展，为深圳特区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建材保障。1989年，我被调回深圳市物业集团，担任党委书记、副总经理，并兼任国贸饮食企业公司董事长。在此期间，我参与了深圳市物业集团公司股份制改造的领导工作，当时，股份制改造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没有经验可以借鉴，我们克服了诸多困难，反复研究、不断探索，最终，推动物业集团顺利完成股份制改造，成为了深圳市国营企业中第一家上市企业，于1992年3月3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开启了企业发展的新篇章。

1995年下半年，我调到深圳市财贸实业公司，担任党委书记、董事长，负责财贸实业的经营管理工作，在这个岗位上，我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推动公司稳步发展，为深圳的财贸事业贡献力量。1997年下半年，深圳市政府决定任命我担任深圳市盐田港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正局级），兼任盐田港保税区管理局局长。盐田港是深圳重要的港口，是连接国内外的重要枢纽，建设好盐田港，对于深圳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个岗位上，我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积极推进盐田港的建设和保税区的管理工作，见证了盐田港从一片滩涂，逐渐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国际港口。

2001年9月，我调任深圳市大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继续投身于深圳的工业建设事业，推动大工业区的规划和发展，吸引企业入驻，完善基础设施，为深圳的工业转型升级奠定了坚实基础。2005年元月，我正式退休，结束了自己长达几十年的工作生涯，也结束了自己投身深圳经济特区建设的峥嵘岁月。

回首往事，感慨万千。从1979年奔赴深圳，到2005年退休，我在深圳奋斗了整整26年。这26年，是深圳经济特区从荒山野岭发展成为现代化大都市的26年，是国家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取得辉煌成就的26年，也是我从一名基建工程兵指导员，成长为一名正局级干部，奉献青春、实现价值的26年。我和我的战友们、同事们，用双手开垦了这片热土，用汗水浇灌了这座城市，用忠诚和担当，书写了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奋斗篇章。

如今，深圳已经成为了一座高楼林立、经济发达、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大都市，华强北从当年的工业园区，发展成为我国最大的电子产品商贸中心，国贸大厦依旧矗立在城市中心，见证着深圳的变迁与发展，盐田港往来如梭，连接着世界与中国。每当我漫步在深圳的街头，看着这座自己曾经为之奋斗过的城市，心中就会涌起无限的自豪与骄傲。

【作者系原基建工程兵一团三营教导员，原载《转战南北，扎根深圳》一书，平台转发时对文字进行了润色修改。图片摄影：周顺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