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坛 | 黄伟文 | 超级实验: 深圳城市设计总结纲要【2025年第6期】

超级实验:

深圳城市设计总结纲要

“没有人能仅凭绘制多年后的效果蓝图来设计整座城市或一个城市片区，因为这其中涉及太多不同利益方之间的协同工作。”

——J·巴纳特

深圳从原来31万人口的边防城镇宝安县，成长为千万级人口的巨型城市仅用了30年。从1979年起的45年间，深圳人口增长57倍、GDP增长1.7万倍，这一发展奇迹在近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呈现为形态巨变——从珠江口东岸水网丘陵、渔农村落、墟镇口岸的地理面貌，迅速转变为超高密度建成区(约占全域一半），交织着密集的高快速路及轨道网，矗立着世界最多的超高层建筑。如此发展速度及规模可谓全球独有，也广泛吸引海内外学者研究兴趣。那么从城市设计角度，又该如何从这场超级浓缩丰盛的造城实验中，去总结深圳乃至中国当代城市营造法则？(图1)

1.1  突破专业界限扩展深圳城市设计内涵

“城市设计”这个专业名词始自1956年的哈佛大学城市设计会议，焦于“城市形式”，并衍生多种描述：处理好建筑物及联系通道之间相互关系的办法^[1]、组织城市环境各要素的艺术^[2]、塑造和管理城市整体形态的公共政策^[3]、为协调一系列不同领域价值而进行的决策^[4]等，其目标是实现城市空间的物质形态、文化内涵和人类活动的有机统一^[5]。

深圳的城市设计，自然包括历年来组织编制的各层次城市设计项目及众多国际竞赛城市设计方案。而从实证角度，我们还要理解：并不是有“城市设计”字眼的方案就一定能实现，并对市民的空间体验产生预期的积极影响，而那些名称中没有“城市设计”的方案或决策（如规划设计/建筑设计/景观设计/开发项目策划/行政决策等）在实施中也会更广泛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共塑着城市形态风貌及空间品质（图2）。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定义：通过实施会影响到市民城市空间体验（主要指公共空间及设施当中的感受）的意向行为（包括计划/方案/决策），都属于深圳城市设计范畴。

这一定义不限于主流的项目化的城市设计方案——它们多以决策者与设计者的愿景及其图像化方案为主，并往往与最终实施相差甚远——而去强调以用户感受的结果为导向，引入实证方法，因而更现实、包容和扩展。

1.2  建立六维框架系统评价城市设计影响

城市设计如果仅被看作塑造城市空间形态的方法甚至艺术，则主要与专业者及决策者的视觉经验有关。对这种认知局限的突破在中外都需要一个过程。凯文·林奇50年代开拓性地研究普通人角度的城市空间感知^[4]，后来在同时代城市研究的历史人文^[6]、社会^[7]、生态^[8]、用户参与^[9]等多样视角的影响下^[10]，林奇进一步拓展城市研究的环境、社会、经济、政治与结构维度，力图建立城市形态的评估标准^[11]。

因此要总结深圳城市设计也必须先建立起具有广泛共识的城市评估框架。以可持续发展三大支柱——经济、社会、生态为坐标轴，再结合城市设计内涵，可以延展出一个六维体系：城市设计核心“土地空间”可标注在经济轴源头，合称为空间-生产(地-利)轴；城市设计作为公共政策，即是治理/政策，这是社会轴的延伸，构建出社会-共治(人-和)轴；生态轴接入讲述来龙去脉的时间线，即展现为自然-演替(天-时)轴。

这样的六维评估系统，是可持续性、城市时空治理与中国传统评价体系的有机整合，每个维度再扩展出六个评价因子，构成直观的六边形雷达，就可应用于评估人们改造物质世界时可资利用的资源及方案可能的影响，并且总能给专业者、参与者、决策者及批评者提供一个多维度的可视化参考框架（图3），有助各方更全面审视城市设计意图及结果是否是健康均衡——城市空间品质也本该有“六边形战士”的表现！

再次重申：深圳1979年的前身不是“小渔村”，而是始于汉朝垄断盐业设立在珠江东岸的官营据点(东官名来由）以及东晋331年设立的东官郡宝安县（盐官/郡/县治都在南头城，县名唐至元曾改东莞县、明清改新安县）^[12]。凭借入海口地利，此处盐蚝珠鱼等古老海洋业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前。1842年后，香港/九龙/新界陆续从新安县割让/租借给英国治理，但两地亲缘来往不受阻隔；1911年广九铁路（广州-九龙）带旺了深圳墟-罗湖口岸一带商贸娱乐业，吸引县城于1953年从南头迁移至此，让深圳地名脱颖而出；内地计划经济20来年与香港自由市场的治理分野，最终体现在两地居民收入几十倍的差距上，使得宝安等沿海居民超过56万人次“大逃港”——这是催生改革开放、唤醒沉睡土地及压抑能量、促使封闭中国汇入全球经济大分工的关键“天时”(图4)。

抓住“天时”的，是邓小平和当时一批务实、大胆的改革家们。

先是1978年有缘接掌洋务运动百年遗存——香港招商局的袁庚，敏锐捕捉到香港与宝安在资金、技术、管理与人力、土地上的互补优势，旋即向中央申请开发蛇口工业区，试验革新治理、紧凑规划和实用设计，要建设“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同时习仲勋、吴南生为首的广东省委也在变革宝安治理以摆脱贫困，经批准相继成立深圳市(1979)与深圳经济特区(1980)。经济以吸引香港为首的内外资、发展“三来一补”起步，由国企分包成片开发(如蛇口、南油、科技园、华侨城、车公庙、福田保税区、华强北及八卦岭等)，并学香港卖地筹集开发资金。空间巨变集中在罗湖-上步片区，仿效香港高密度街区、补习现代主义建筑（如国贸大厦、市委大楼、体育馆等）；社会层面也因迁徙打工机会及蛇口系列制度实验而生机勃勃、令人向往。历史性远见是市长梁湘对八大文化项目(深圳大学等)的超前投入、规划委员会对深圳湾机场选址的有效反对，以及总体规划的带状组图布局(弹性和环保兼具)；环保生态意识刚起步，“开山炮”叙事与平整土地招商开发是主线。

值得强调是，香港输入资金技术管理同时，也牵引着特区组团开发时序。蛇口、罗湖(沙头角)都因水陆口岸便利先行先试，之后福田-皇岗口岸、后海-深圳湾口岸、前海-沿江高速、龙华-深港高铁等片区开发，都具备通港基础设施驱动开发的特征（图5）。

尽管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时肯定其实验成效，90年代初改开局面仍需邓小平南巡深圳来重启，可见顶层路线之重要。城市规划亦自上而下，初由北京及各地支援，这十年基本本地化：如深圳规划院成立(1990)、《深圳城市规划标准准则》首发(1990)、规土局设立城市设计处(1994)与市中心区开发建设办公室(1996)先行先试城市设计、深规院1996版城市总体规划首次覆盖特区内外、《深圳城市规划条例》(1998)规定五阶段规划体系及学自香港的城市规划委员会制度和法定图则（图6）。

城市形态上福田南山成开发重点(关外同步粗放发展)，新规范新规划偏向大街区宽马路，加上景观大道/高快速路，皆优先汽车。后现代符号化建筑盛行(如深圳火车站、地王大厦等)；经济上从制造业提前向高新科技及金融服务业迈进，创办高新技术交易会；而乡土味荔枝节被取代，预示渔农生态及村墟历史被忽略及衰灭。年均46万人涌入深圳，栖居于福利房/微利房/宿舍/临时安置区/村民房及各种搭建中，“三无人员”(无身份证/暂住证/工作证)则被巡查及收容遣返。

2.4  2000-2009：城中村自发建设容纳移民落脚

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WTO推动深圳主政者升级城市治理。2003年发起的“净畅宁”工程，以自主创新和发展四大支柱产业(高新、金融、物流、文化)应对“四个难以为继”(土地、能源及水资源、人口压力、环境容量)的挑战。

“文化立市”战略催生了文博会(2004)与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UABB，2005)；后者又跟国土/规划管理分家后规划局(2003-2010)专注规划业务及创新有关。2005年，生态控制线划定公布让深圳生态行动领先国内；城市设计探索更加多样^[13]，如商务街区步行友好+共享绿地(市中心区)、立体街道/绿轴(后海及市中心区)、滨水公园化(深圳湾)、景观都市主义(龙城广场周边城市设计)、绿色城市(光明中心区)、小街区密路网+城市空间控制总图(后海填海区)，经验编入首个城市设计标准准则(2009)。

城中村自发现象成热点议题有：90年代以来深圳村民纷纷将自住房自发拆/改、加建为超标楼房出租(容纳深圳一半人口)，被视为违建及脏乱差社区，面临遏制或拆除更新。历届UABB不断发起研讨，其廉租房社会价值及自发性渐被认可（图7）。

2.5  2010-2019：城市更新与全面品质提升

第四个十年，深圳仍加速扩张，城市更新与城市品质提升成热点。伴随楼价飙升，高档化、士绅化与同质化现象日益明显（如蔡屋围、岗厦、大冲等）。历史遗存有拆有留：深圳体育馆被拆除、经过公共干预的湖贝古村得以保留。2018年出台的《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总体规划(2018-2025)》开始制定拆改比例。

华强北折射了深圳产业从模仿山寨到硬件硅谷及创客创新的升级，但步行街化改造未见好评。二线关已取消，全市列出17个(后增至22个)重点区域全线督办投资进度，部分片区试行总师制以控品质，大项目也兴起代建运营制(如春茧等)。

绿色、低碳分别在光明、坪地践行，海绵概念、绿道碧道及地下管廊兴起，黑臭水体被大投入整治，2015年光明渣土场突发大滑坡仍是一场与建设模式有关的生态灾难。

全民创业创新兴起，“来了就是深圳人”姿态招引全球人才，也出现日结生活的“三和大神”群体。人口增至千万级，房价飙升，学位短缺和校园加密等挑战，激发“新校园计划”的系列创新应对。

深圳众多宏大城市设计(特别是前海与超级总部)及深圳40岁纪念性文化建筑竞赛吸引全球顶尖专业者参与。大型基建铺开(如更密轨道网、更贵地下快速路等)，道路、绿地公园、城中村都在升级——这些深圳财政富裕时期的投资，其成效有待评估(图8)。

2.6  2020-：产业扶持与平民化新交通

最近5年以全球新冠疫情开头，深圳社会经济深受影响。前面十年的一些宏大纪念性项目陆续建成(如科技馆、深圳湾文化广场)，但也有项目局部调整或终止(如香蜜湖改开馆、海洋博物馆、创意设计学院)。“工业上楼”也在很多现实限制下冷却，原来绿道系统建设升级为“山海连城”的大串联。规划设计市场低迷，低空经济、机器人及AI产业被大力扶持。

深圳地铁总里程已经突破600公里，深圳成为全国地铁最密城市。迅猛增加到550万辆电单车(平均3人一辆)更让交通治理成为争议难题。跟电单车同时增长的，还有市民自发形成的街头摆摊经济，近几年为城管所包容，让深圳既有无人机送外卖的科技炫酷、也多了街头人间平实的烟火气。

剩下的五年以及更未来的深圳如何？尽管这些都是20多年来深圳战略等各种规划不断预测的问题，但时代在加速转型至更多的不确定之中，仍需静观其变。

六维评估系统提供了一个观察框架，可以让每个人都可以尝试凭感受记忆、史料和感觉判断来较为全面地描述深圳。这样个人化的城市印象评估因可量化而可能叠加统计，从而有可能得到人们对深圳城市设计成效的总体评价(图9)。

3.1  治理机制：国家/城市政策、领导力、规范与城市设计

首先，改革开放、松绑分权是深圳成长的基础，因而邓小平被誉为“特区总设计师”。蛇口与袁庚、特区拓荒期与梁湘等关键人物的贡献密不可分。后来各级主官城市眼界更广、也会更具体介入城市设计(评标评定分离制亦配合)，并常以特设部门(如中心办、重点办、指挥部等)去推进落实。这些治理行为与市场开发意愿、设计者水准操守、规划设计及土地管理职权等形成复杂的协同及博弈。厘清其间关系，对解读城市是更大挑战，亦属必要(图10)。

国家政策规范(如日照消防规范及超高层、住宅的新限高)、地方体制(包括规划机构及规划专家委员会、规划条例及设计规范、招标竞赛机制、城市、国土空间规划的切换等）也因时而异地形塑着各时期的深圳。近年，大型“代建+运营”服务商亦有参与城市设计治理。

3.2  环境生态：城市地理、地貌、生态与城市设计

据珠江东口而通四海，是深圳/宝安自古以来天然优势，也是香港被割租并崛起、深圳被选做改开先锋而起飞的地理原因。深圳特区带状组团布局与罗湖-蛇口之间的山河海格局及紧邻⾹港地缘关系密切相关。

深圳这⼀史上最快最⼤的造城运动，⽆疑快速改变了这⼀地区的历史地貌与⽣态环境——古老的盐田、蚝田、珠池和渔业景观快速消退。另一方面，生态保护意识(2005年划定生态控制线)及生态都市主义实践(如前述⻰城⼴场项目、2010年前海城市设计、近年“山海连城”与“鲲鹏径”项目)也在加强。因此城市发展与地理、地貌、⽣态之间具体互动关系(制约、破坏、延续、保护、活用等)都值得细究。

3.3  方案理念：深圳历年城市设计概念⽅法的引进与输出

深圳是国内城市规划管理体系中最早主动拥抱城市设计的城市，其城市设计处(1994)、城市设计促进中心(2011)等机构设置皆领先同侪。始自1980年代，尤其近10年井喷的城市设计竞赛及研究项⽬，其数量、经费、成效都值得研究(图11)。

深圳城市设计一直以开放姿态引进有价值的理念，如1980年代的组团概念、1997年黑川纪章的立体生态轴、1999年SOM的街墙与共享空间概念、2007年光明中心区竞赛众多绿色概念、2010年FO在前海方案中的景观都市主义概念等。其中一些理念、做法，经消化转为本地知识然后再输出，如深南大道景观、行政文化大轴线及房地产及城市更新的领先示范。当然，海量实践也许会孕育深圳独有的城市设计，这正是本研究深度倡导总结的目的所在。

3.4  基础设施：深圳交通市政设计与城市设计

深圳基础设施(包括⼝岸、空港、码头、⾼快速路、轨道、⽔电⽓设施等)也在共塑深圳城市空间形态及品质，如上文提到通港口岸交通牵引深圳开发时序及布局；又如深圳城市主轴中心因毗邻一线边防，故而避开更有价值的河海岸边界，反而形成了污水厂、车辆段、交通口岸等市政设施散布其间的布局。近年，滨河污水厂鹿丹调蓄池举办“上盖体育主题公共空间”的设计竞赛，表明深圳已经有意识地探索市政基础设施城市设计(Infrastructure Urbanism)。南沙原创的刘珩也有具体水利设施的公共化设计及相关研究倡导(图12)^[14]。

即使公建设施(如政府机关、文教卫体建筑、商旅建筑、⼴场公园等)，除塑造标志性形象外，仍需强调公共性设计(打造友好界面/通道等)，“新校园计划”第2季就倡导了学校-社区共享关系的设计创新^[15]。

3.5  住宅社区：深圳居住与城市设计

尽管住宅项目的城市设计非常稀少(2011年“一.百.万”保障房设计竞赛及之后出版物有涉及，2019年未来+为大鹏新区编制住宅城市设计指引)，但量⼤⾯⼴的城市居住⽚区，无疑是城市空间形态、街道⽹络乃⾄⽣活品质的重要构成，加上地产营销同样会涉及城市设计的考量(如社区生活方式营造、建筑风貌管控、公共配套完善、围墙界面处理等)，因此住宅、针对住区的城市设计研究也必不可少。

这一研究还有另一面可探索——深圳城中村的发育、综合整治及拆除更新与城市设计也应该是⼀种相互启发和学习的关系，例如IDU的皇岗村研究、OMA的九龙西文化区竞赛方案、都市实践深业上城的聚落设计都能看到学习城中村的影子(图13)^[16]。

3.6  用户参与：深圳市民影响的城市设计

从过去“人民城市人民建”到现代“共建共治共享”的倡导，市民参与城市规划设计不仅仅是一种理念，也是《城乡规划法》《行政许可法》以及《深圳市城市规划条例》规定的法定程序(图14)。除了相关规划主动公示与意见征集，深圳市⺠主动参与并最终改变城市空间形态的案例也有很多，如⻄部通道东滨路因居民反对而改为下沉隧道、东部坝光曾先后有燃煤电厂、精细化⼯计划都遭公众（含人大政协成员）反对而终止、湖⻉古村经“湖贝120”民间抢救而得以保留格局、蛇⼝培训中⼼因蛇口社区居民强烈历史认同而免遭拆除……

从为市民设计、向市民公示到与市⺠一道设计，深圳城市设计的市民参与还可以不断进阶，这包括规划设计理念方法的开放，以及开放参与⼯具的探索……

3.7  测试实验：深圳另类、⼩微、短期城市设计实践

城市设计也并非只是“专业规划设计-项目工程落地”的主流模式，从UABB展场⼲预策略(如华侨城LOFT、蛇⼝玻璃厂、⾯粉⼚、南头古城等)到各种城市公共活动的策划策展(如新学校计划)，都因可能影响市民城市空间体验而可纳入另类城市设计范畴。(图15)

另类城市设计还包括⼩微的、针灸式的干预，如趣城小节点设计、微更新、⼩美赛、社区营造、社区花园、⼉童友好城市设施建设等……也包括临时、短期的城市⼲预活动，如临时安置区、高交会临时展馆、前海公馆临建、蛇⼝⽆⻋⽇、侨城T街市集、临时腾挪学校、闪建校园……

3.8  迭代活化：深圳城市更新和遗产保护领域的城市设计

城市更新或可广义地理解为形态的动态迭代(包括运营中的空间调整)，亦属城市设计。因其空间、社会、经济、生态、历史及治理的相互复杂影响，多维度资源及影响评估就很有必要(现有法规只有环境影响评估是必须的，但仅从房地产项目/市场角度的经济评估也远远不够)。目前市场导向的项目有高档化、同质化趋势(高密度住宅+办公商业综合体)，其士绅化现象也是全球城市更新在可持续性上的共通挑战，需要多维制衡以达至均衡。

城市更新的迭代与历史记忆及物质遗存存在天然张力^[17]。从深圳通行的全拆到住建部推行“留改拆”，无疑在进步。2015年城市设计促进中心“新遗产,新价值”系列展览研究，为历史不彰、遗存不富、改开年头尚短的深圳，探索其遗产延续及活化新思路(图16)。

3.9  学术比较：深圳城市设计的国际化研究

深圳城市的速度、密度及多样性，使其成为全球城市设计教育及研究的热门，相关研究对总结深圳城市设计具有横向比较及拓展认知的意义。例如，早在1995年，库哈斯就率哈佛研究团队调研深圳及珠三角的城市化现象，出版《大跃进》，提出“广谱城市”(Generic City)概念；2000年，包豪斯基金会出版《北京上海深圳：21世纪中国城市》，将深圳与北京、上海并列展示研究；2016年，荷兰国际新城研究所出版《深圳：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城市》，同年芝加哥出版社的《向深圳学习》汇集了海内外关于深圳的研究论文^[18]；2020年，哈佛出版社出版《深圳实验》，从城中村入手讲述深圳快速城市化的故事^[19]；2024年《中国策展》立足八届深圳城市 \ 建筑双城双年展，解读背后的城市雄心与运营逻辑……(图17)

对深圳城市设计的实证观察，能看到其形塑过程及结果有远超专业者造型意愿的其它力量在起共塑作用，所产生的影响同样远超空间审美范畴。这表明城市设计目标对象虽是空间形式，但也无法就形式而论/造形式。因此深圳城市设计内涵要超越现有专业局限，需将各种影响城市空间体验的意向行为都纳入城市设计研究范畴，并需要以可持续性为基础建构六维共识和框架(经济、社会、生态、空间、时间、治理)来评估城市设计资源及影响。

回溯深圳各个时期的六维城市特征及表现，可初步认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由内而外共塑深圳的各种力量(顶层决策、本土史地人力、移民、外来资本知识等)。要更深入理解其机制和作用，仍有九个有待展开的课题(分别是治理机制、地理环境、方案理念、交通市政、居住社区、用户参与、测试实验、迭代活化、学术比较)。这些课题研究及丰富的深圳案例，既可以用来验证及完善当下城市设计的理论及方法，也期待能从中提炼出一个源自深圳的新型城市营造法则——这将丰富城市设计这门学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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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注释和图片来源见纸媒正文）

（刊于《世界建筑导报》2025年第6期 NO.226，P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