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前敏

摘要：《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创性文本，也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奠基性著作，内含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在《大纲》中，恩格斯以方法论革命为前提对国民经济学的诸范畴进行批判，较为隐晦地呈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恩格斯以国民经济学不去检验前提、“没有想去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为批判的逻辑起点，对工资、价值、土地、劳动、竞争、垄断和经济危机等经济学范畴展开系统性批判。从这些批判来看，废除私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实现人的解放构成科学社会主义葆有的一般原则。恩格斯在《大纲》中阐述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与社会主义实践新发展的背景下，展现出持久的理论解释力与实践指导力。

关键词：《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方法论革命；废除私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生产；人的解放

马克思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中把恩格斯在1843年9月底至1844年1月初撰写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评价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1]。多年后，马克思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前言中再次高度肯定《大纲》的理论价值，指出《大纲》中已经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2]，表明恩格斯是当代社会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大纲》中，恩格斯从社会主义的立场分析资产阶级经济学，从社会主义的观点考察现代经济制度的基本现象^[3]，第一次总结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来源。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大纲》非常重要，它第一次尝试为社会主义理论建立起政治经济学的基础，萌发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4]。由此看来，《大纲》作为恩格斯早期的著作，是一部科学社会主义的开创性著作^[5]。然而，当前学界主要从经济学批判维度研究探讨《大纲》，鲜有对其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深度挖掘和阐释，一定程度上遮蔽《大纲》丰富的理论价值。

《大纲》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已然深刻表述了构成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系列原则。这些原则并非抽象的道德呼唤或乌托邦构想，而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诸范畴———私有制、资本、竞争、价值、地租、垄断、商业危机的客观分析基础上得出的理论结果。《大纲》表明，只有彻底消灭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才能结束阶级对立和人的奴役状态，才能实现人类与自然、人类与自身的和解。总的来说，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开启了从现实出发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范式，标志着社会主义思想从空想到科学的关键转折。

当前，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之际，科学把握《大纲》蕴含的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尤为重要。这不仅有助于辨明科学社会主义与形形色色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潮的根本区别，更在于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提供坚实的理论根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之所以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重大发展与最新成果，正是因为它继承并发展了《大纲》所确立的基本原则。深刻把握《大纲》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理论渊源，实质上就是从思想史和理论内核上，科学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何以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何以承载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与文明愿景，并最终确证其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当代形态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

一、方法论革命：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确立的前提

《大纲》的写作直接服务于青年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考察^[6]，是一部内容丰富且具有独创性的著作^[7]112。它的天才性与开创性，并非在于形成多少完备的结论，而是在于实现一场深刻的方法论革命。正是通过这场方法论革命，恩格斯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奠定全新的、科学的基础，使社会主义学说从抽象的道德呐喊和伦理诉求，转向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客观历史分析。这一方法论革命的意义在于，它从根本上解构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前提、理论范式和价值立场，初步彰显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

其一，恩格斯在《大纲》中的方法论革命，表现为对国民经济学赖以存在的前提进行系统的批判，将国民经济学从科学的神坛拉回到意识形态领域，揭露国民经济学的辩护性与伪善实质。恩格斯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首要从国民经济学“没有想去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8]443发起批判，这门科学理所当然地将私有制当作永恒的存在，并将其作为一切理论的绝对前提。“这种从商人的彼此妒忌和贪婪中产生的国民经济学或发财致富的科学，在额角上带有最令人厌恶的自私自利的烙印。”^[8]442它将由私有制导致的竞争剥削等社会关系，论证为符合人类天性的必然规律，并将其形而上学化和神圣化。或者说，国民经济学的全部任务，是在承认私有制的前提下，研究财富如何生产、流通和分配，研究如何发财致富。与国民经济学相悖，恩格斯在考察资本主义经济时，对私有制的前提进行批判性追问，进而考察私有制是否天然具有合理性和永恒性。恩格斯的这种追问内含革命性的方法论意义。它表明，恩格斯不是在国民经济学的框架内与私有制对话，而是在国民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之外，对私有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行审视。通过这种方式，恩格斯揭示国民经济学不是价值中立的科学，而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私经济学，本质是为当时现存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辩护。

这种前提反思法是《大纲》最犀利的理论武器。它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能停留于批判贫富分化或经济危机等一系列表面现象，必须直指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度。国民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性，就表现为这种追本溯源、直指问题核心的彻底性。换言之，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不满足于对现象的道德愤慨，而是致力于对现象背后的本质进行深入研究，使社会主义学说首次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的道德说教。

其二，在摧毁私有制的永恒神话后，恩格斯运用历史思维来审视国民经济学诸范畴，把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从“永恒”还原为“暂时”，在方法论上实现第二次革命。国民经济学将“价值”“价格”“资本”“利润”“地租”“工资”“竞争”等范畴视为如同物理定律一般的超历史存在，恩格斯以深刻的历史洞察力指出，这些经济范畴是私有制的特定产物，其所表征的只是暂时的社会关系。恩格斯以“资本”与“劳动”的分离为例进行分析，指出“资本和劳动最初是同一个东西……资本是劳动的结果，它在生产过程中立刻又变成了劳动的基质、劳动的材料”^[8]456-457。只是由于私有制，才导致资本和劳动走向分裂。除此之外，恩格斯也以“竞争”为例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暂时性。自由主义经济学将竞争奉为实现进步与繁荣的天然法则。在批判国民经济学的过程中，恩格斯则揭示竞争的历史性及其内在固有的矛盾，阐释竞争内含的否定性和破坏性。在恩格斯看来，“竞争的矛盾和私有制本身的矛盾是完全一样的”^[8]459，包含自我毁灭的种子，并最终走向自己的对立面。在恩格斯看来，经济学范畴并非静止的、僵化的抽象，而是处于动态的、自我运动的、充满内在矛盾的过程，并在历史的发展中变换形态。“恩格斯是第一个而且巧妙地应用辩证方法来剖析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9]42，他“通过对经济规律的唯物主义阐释和对经济规律的历史性质的着重说明，发现了一条摆脱资本主义矛盾‘迷魂阵’的唯一可行的现实出路”^[9]44。

恩格斯的这种批判分析方法将辩证法成功地运用于社会经济领域，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提供经济学上的雏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历史分析方法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并非人类最完备的社会形态，而只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逻辑环节。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也并非永恒的铁律，而是随着客观条件的消逝必将过时的阶段性存在。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所运用的历史思维，为后期论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奠定科学的思维基础。

其三，恩格斯深入剖析国民经济学诸范畴的内在矛盾，科学阐释经济学体系的矛盾实质，成为《大纲》方法论革命中最富辩证法光彩的部分，凸显出《大纲》的“天才”特质。恩格斯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是“建立在应用新的辩证法的基础上”^[10]35的。在研究国民经济学的过程中，恩格斯敏锐地捕捉到，国民经济学的整个体系建立在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之上。国民经济学的理论主张并非和谐统一，而是彼此冲突、相互否定的。恩格斯对“价值”范畴的剖析证成其上述论断。在考察国民经济学体系的过程中，恩格斯发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价值问题上陷入无法调和的混乱。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强调“生产费用”决定价值，而庸俗经济学家则强调“效用”决定价值。恩格斯进一步分析，国民经济学内部之所以存在理论冲突，缘于在私有制和竞争的条件下，价值本身就是一个分裂的概念。抽象意义上的价值由生产费用决定，现实中的交换价值却完全受供求关系支配，充满偶然性和任意性。“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8]451，但生产费用和效用在竞争中永远处于波动和对抗状态，并未达到稳定的平衡。“所有这些微妙的分裂和划分，都产生于资本和劳动的最初的分开和这一分开的完成，即人类分裂为资本家和工人。”^[8]457国民经济学价值理论的内在矛盾，恰恰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无序和混乱。

这种辩证分析法是科学社会主义分析资本主义的锐利武器。它表明，资本主义的灭亡不是源于某种外部力量的冲击，而是源于其自身内在的、无法克服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本身就包含着自我否定和自我毁灭的趋势。这说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是建立在对客观经济矛盾运动的科学分析之上，而非建立在主观的道德愿望或对“绝对真理”的发现之上。

其四，恩格斯在《大纲》中的方法论革命体现为价值立场的根本转变，把经济学从对物的关注转向对人本身的关注，使经济学从一门“发财致富的科学”上升为关于“人”的科学。国民经济学是一门把金银视为财富、把金钱奉为最高原则的科学，着眼点是物或财富的积聚，研究的出发点和服务对象是资本。在这门科学中，人（特别是无产者）被抽象为纯粹的生产要素，其需求只有在影响资本增殖时才受到资本的关注。与之相反，恩格斯甫一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学，就把现实的人，特别是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工人作为分析的中心。恩格斯对国民经济学所进行的批判，最终落脚点就是揭露私有制如何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奴役、道德的堕落、社会的分裂以及绝大多数人的贫困。恩格斯所阐发的经济学主张，不是物的无限积累而是“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8]449。这一立场转向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它宣告一种新的、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高目标的“人的科学”的诞生。科学社会主义从萌芽之初，就不仅是关于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理论，更是关于人类解放的科学。恩格斯在《大纲》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将经济学批判与人的解放哲学紧密结合在一起，使这些原则兼具科学性与革命性、真理性与价值性。

二、《大纲》中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的初步表述

恩格斯在《大纲》中并未系统勾勒未来社会的细则，而是通过批判国民经济学的方法前提与核心范畴，首次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原则和基础。这些原则超越伦理社会主义的抽象呐喊和空想社会主义的虚幻构想，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建立在对现存经济关系及其内在矛盾运动的科学分析之上，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

（一）废除私有制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11]。这一思想主张，与《大纲》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相呼应。在《大纲》中，恩格斯并非像圣西门、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者从人道和感性方面谴责私有制，而是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出发，揭示私有制的根本缺陷，阐明消灭私有制的必然性。这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的初步形成。换言之，恩格斯试图从理论上清理私有制，而对私有制的研究必须通过国民经济学来把握，这个研究过程就是恩格斯独立逼近共产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

《大纲》阐明私有制是国民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根源。恩格斯分析指出，私有财产是现实社会中一切剥削、危机与人的奴化现象发生的制度根源，其运行逻辑必然导致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分离、人与人相对立，从而不断再生产出阶级对立和结构性贫困。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将消灭私有制确立为根本原则，正是基于对私有制内在矛盾的历史唯物主义洞察。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从人道出发对私有制进行外在谴责不同，恩格斯通过国民经济学批判，科学地揭示私有制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因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社会化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根本矛盾，最终将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因此，废除私有制并非基于某种伦理理想，而是根植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本身的客观规律，是生产力社会化的必然要求。

《大纲》通过分析“私有制”与“竞争”“垄断”的辩证关系，进一步论证消灭私有制的必要性。通过考察英国的生产方式，恩格斯发现私有制与竞争之间呈悖反状态。一方面，私有制是竞争的前提，只有当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时，不同主体才会为争夺市场份额、利润空间而展开竞争；另一方面，竞争的发展又必然否定私有制的初始形态———单个人享有自己的财物，走向垄断，垄断形成后，竞争不但未被消除，反而使竞争变得更加无序与残酷。垄断资本通过控制市场、操纵价格，将竞争压力全部转移到劳动者身上，加剧资本之间的破坏性对抗。这种“竞争—垄断—混乱竞争”的恶性循环，本质上是私有制与社会化生产矛盾的外在表现。恩格斯由此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的内在病症，无法通过政府干预、法律规制等措施根治。要彻底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社会占有的新制度，使生产服从于社会的需要而非资本的利润。显然，这一论断已初步触及科学社会主义“两个必然”的核心思想，为后来分析资本主义历史趋势提供思想摹本。

《大纲》还初步锚定科学社会主义的目标指向，即建立以社会共同占有为基础的更高级生产关系。按照恩格斯的理论构想，未来社会的生产方式应当使生产资料摆脱私有制的束缚，由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占有，并按照社会需要有计划地调节生产。恩格斯也强调，这种社会占有并非简单的平均主义，而是为了消除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使劳动者能够重新掌控自己的劳动成果，实现劳动与价值的统一。社会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把所有权和劳动权分离开来，而是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12]。尽管恩格斯此时尚未对社会占有的具体形式展开详细论述，但已明确将消灭私有制与建立社会共同占有制度直接关联，这与后来科学社会主义强调的“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原则一致。从理论脉络上看，《大纲》的这一思想衔接《共产党宣言》中“消灭私有制”的纲领，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制度建构的理论源泉。

（二）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原则

恩格斯在《大纲》中构想以社会的有计划生产取代资本主义社会无政府状态下的竞争，为变革经济结构、确立社会化生产奠定思想基础。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是建立在对私有制经济内在矛盾的深刻剖析之上，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中逻辑地推导出的理论产物。在考察英国的生产过程时，恩格斯就看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及其周期性危机，根植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深层矛盾。在以竞争为主导的生存法则下，单个生产者为狭隘的私人利润进行生产，无法科学洞察社会的需求结构与消费总量，这就必然导致社会生产的盲目扩张与劳动者有限消费能力之间的张力，最终结果是周期性的普遍过剩危机。可以说，这种危机并非偶然的经济失灵现象，是资本主义社会解决内在矛盾的暴力方式。

因此，未来的新社会必须从根本上瓦解一切利益对立，彻底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社会全体成员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这不仅是道义上的要求，更是生产力发展到社会化大工业阶段的客观经济需要。一旦社会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社会生产的目的将不再从属于资本增殖，而是回归其本质———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进行生产。这意味着，使用价值将成为生产的直接目的，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需要、保障其福祉将成为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与之相适应，生产的组织方式也将随之发生深刻的革命。社会将能够预先把握自身的生产能力和消费需求，从而合理、有计划地安排整个社会的生产活动。恩格斯所构想的这种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意味着由一个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中枢，基于对资源禀赋、技术水平和真实需求的理性认识，对社会劳动时间进行有意识的、按比例的分配，协调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使社会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在动态中保持平衡。这种计划性将从根本上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经济危机，实现社会资源的高效配置与合理利用，结束资本主义条件下那种巨大生产力浪费和破坏现象。

最终，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将导向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因为，有计划地组织生产旨在解决经济领域的对抗性矛盾，致力于终结由私有制导致的人奴役自然、人与人相奴役的对抗状态。在新的社会关系中，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消除阶级鸿沟，使社会活动不再表现为凌驾于个体之上的异己力量，从而为每个人的自由个性发展创造前提。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不仅勾勒未来社会的经济运行模式，更凸显未来社会的终极人文关怀。未来社会将为人类最终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实现从“史前史”向“真正的人类历史”的飞跃奠定坚实基础。

（三）实现人的解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原则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这一目标的早期表达，在《大纲》中体现为对消除“人与人相互奴役”的阐述。空想社会主义者也关注人的幸福，但他们“是从人的本质、人的天然权利、正义和道德的立场出发，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武器，倒过来批判资本主义的”^[13]71-72，缺乏对人受奴役的根源进行经济分析。恩格斯在《大纲》中，通过剖析私有制下人的物化关系，揭示人的解放与消灭私有制的内在关联，阐发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价值原则。

《大纲》指出资本主义将人与人的关系退化为奴役关系，批判了由私有制导致的不平等。恩格斯在分析“竞争”范畴时指出，竞争是强有力的发条，它贯穿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生活关系，一再促使无秩序状况活动起来，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奴役与不信任。在道德缺乏的情况下，竞争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置于暴力商业的资本主义社会。由此看来，竞争扩展到了道德领域，表明私有制使人堕落到多么严重的地步^[8]471-472。在恩格斯的理论分析中，竞争本质上是欺诈在整个社会的蔓延，它导致需求和供给总处于不均衡状态、价格变动、市场动摇。恩格斯进一步揭示竞争的运动规律，指出竞争“从未有过健全的状态，而总是兴奋和松弛相更迭———这种更迭排斥一切进步———一种达不到目的的永恒波动”^[8]460。通过对“竞争”等范畴的批判性分析，恩格斯揭露资本主义如何束缚人的发展。这一揭露过程本身，就内在地、逻辑地预设并呼唤一个以实现人的解放为最高价值的新的社会形态，因而使得《大纲》不仅是一部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序言，更是一份关于人类自由与解放的宣言。

《大纲》初步阐释人的解放所蕴含的社会维度，强调人的解放与社会的解放具有内在统一性。恩格斯指出，私有制不仅造成个体之间相互奴役，更引发社会的结构性分裂，其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分裂构成资本主义社会最突出的分裂。这种阶级对立阻碍社会有机体的协调发展，使社会陷入持续对抗的循环之中。因此，人的解放不能仅局限于个体层面，必须延伸至社会结构的根本变革，即实现社会的解放。社会解放的核心在于废除私有制、消灭阶级对立，最终建立起无阶级的社会形态，社会全体成员发展为共享的联合体。恩格斯从生产社会化的角度构想未来社会样态，阐明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实现社会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才能保障社会全体成员共同享有生产成果，进而推动社会与人的同步解放。这些思想为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共同体理论等论述提供理论源泉。

三、《大纲》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大纲》作为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形成初期的重要文献，不仅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更在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与社会主义实践新发展的背景下，展现出持久的理论解释力与实践指导力。“《大纲》中所包含的对经济范畴的分析异常深刻，而且比过去所有经济学著作都要高明。”^[13]66一方面，《大纲》弥补了传统社会主义者不懂历史和国民经济学的理论缺陷，使社会主义理论从抽象的价值批判转向科学的理论分析，为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提供必要的思想素材；另一方面，《大纲》中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剖析、对“人的解放”价值目标的坚守，为破解当代资本主义困境、推进当代社会主义实践提供重要的理论资源与方法论启示。

（一）理论地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雏形

《大纲》的形成是一件大事，对先进思想有重要的影响^[10]34。作为最早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展开较为系统批判的著作之一，《大纲》打破当时主流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叙事，从私有制、价值规律、竞争与垄断等核心问题入手，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矛盾与剥削本质。这种对资本主义经济根源的批判，为科学社会主义提供重要的经济理论依据。或言之，《大纲》在经济学说史上开辟了以批判视角审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新路径，这条路径后来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以立足并发展的理论依托。

其一，《大纲》是衔接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桥梁。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流派，虽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深刻的道德批判，揭露资本主义的贫困、剥削与非人现象，构想理想社会的应然样态。但由于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缺乏科学把握，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始终停留在价值谴责层面，改造社会的方案也沦为空想。恩格斯在批判国民经济学时，“不是直接地站在纯道德的观点上，而是站在历史的观点上，力图指出共产主义如何必然从这一制度的辩证的对立中产生出来”^[14]，在超越空想社会主义的同时搭建起其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桥梁。一方面，《大纲》继承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精神与价值追求。恩格斯在《大纲》中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的贫困、奴役、社会分裂等问题的批判，与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非人道性的谴责形成呼应。无论是空想社会主义者还是恩格斯都将“人的幸福”“社会公平”作为价值目标，反对资本主义对人的压迫与剥削。恩格斯对英国工人“活活饿死”“干得累倒了”的描述，与欧文对工厂制度摧残人性的批判，在价值立场上一致，体现出对空想社会主义人本主义批判传统的继承。另一方面，《大纲》突破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局限，实现批判方法的科学转向。空想社会主义者把资本主义的弊端归因于人性堕落或感性缺失，认为通过道德说教、示范实验即可改造社会。恩格斯则在《大纲》中指出，资本主义的矛盾根源不在于人性和情感问题，而在于私有制与社会化生产之间无法调和的内在冲突。因此，面对“丧失了自身的人”和“失去人性的人”^[15]，不可能诉诸道德改良或局部调整，只有彻底废除私有制才能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这种从现实经济关系出发展开的批判，意味着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摆脱主观臆断，为科学社会主义取代空想社会主义奠定科学前提。

其二，《大纲》是马克思确立“两大发现”的理论基石。从唯物史观的萌芽来看，《大纲》已初步具备“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核心逻辑。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生与发展时，指出私有制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不具有永恒性。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进程中，私有制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表现出进步的作用。但随着社会化生产的进一步发展，私有制逐渐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它的历史局限性也就日益凸显。这一分析已初步表现出“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尽管恩格斯此时尚未使用“唯物史观”的概念，但已摆脱唯心史观将社会形态变迁归因于思想观念的局限，为后来唯物史观的成熟完备提供思想素材与逻辑起点。

从剩余价值学说的萌芽来看，《大纲》虽未提出“剩余价值”概念，但已初步揭示资本剥削劳动的经济本质。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时指出，“资本的利益和雇佣劳动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7]734，这种对立并非偶然的利益冲突，而是私有制下物质分配关系的必然结果。不可否认，此时恩格斯尚未区分“劳动”与“劳动力”，也未系统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但他对私有制、资本的初步批判，为后来马克思《资本论》中剩余价值学说的系统构建提供分析思路，成为剩余价值学说形成的重要思想源头。可以说，“一旦有了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和剥削理论，那么几乎可以把《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后半部分看作是《资本论》第一卷的纲要”^[16]。

其三，《大纲》是恩格斯与马克思“思想契合”的重要见证。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奋斗的结果，《大纲》正是两人思想契合的早期见证。1843—1844年，马克思在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正经历着从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其核心思路是从对哲学的批判转向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认为人的解放必须以经济关系的变革为基础。同一时间段，恩格斯在《大纲》中提出的“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矛盾的根源”“人的解放必须消灭私有制”“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爆发”等观点，从对资本主义的道德谴责转向基于经济规律分析而得出社会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这与马克思同期的思想高度契合。更细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异化劳动”的分析，与恩格斯在《大纲》中对“竞争使人相互奴役”的论证，在逻辑上形成互补。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共识，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现实的共同观察与对人类解放的共同追求。马克思在阅读《大纲》后，对其给予高度评价，并在后来的著作中，尤其是《资本论》中多次引用《大纲》的观点，因而《大纲》是《资本论》的原初“底本”和第一“入门导论”^[17]。《大纲》中对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初步论述，标志着恩格斯与马克思在理论立场、批判方法与价值目标上的初步统一，为1845年以后两人的深度合作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

（二）当代价值：回应现实问题的理论资源与方法论启示

21 世纪以降，垄断资本全球扩张、数字经济兴起、金融危机周期性爆发，使资本主义世界经历深刻的变化。同时，社会主义实践在如何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如何避免资本异化等方面也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虽然社会历史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但《大纲》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并未因时代变迁而失去价值，反而以其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深刻把握、对未来社会的科学构想，为回应当代现实问题提供重要的理论资源与方法论启示。

一方面，《大纲》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为我们穿透当代资本主义的表象，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提供理论工具。《大纲》对私有制与社会化生产矛盾的分析，成为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理论框架。21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先后经历国际金融危机、国内经济衰退等经济难题，这些难题直接表现为金融泡沫破裂、供应链断裂，其深层根源仍是《大纲》所揭示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21世纪初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次贷危机，但深层原因是垄断资本为追求利润，将房地产市场金融化，通过“次贷”“衍生品”等手段刺激虚假需求，最终导致生产与消费的严重失衡。这是《大纲》中“资本主义生产盲目性导致经济危机”的现实表征。《大纲》的分析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并非技术问题，而是其制度本质的必然结果，只有从根本上变革生产资料私有制，才能彻底规避周期性危机。

其次，《大纲》对垄断与竞争的关系分析，为批判当代数字垄断提供理论视角。在数字经济时代，各类数字平台凭借技术优势与数据垄断，逐渐形成“数字寡头”，通过控制数据资源、操纵算法、排挤竞争对手，以期对全球数字市场进行垄断。这种数字垄断看似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实则是《大纲》所揭示的“竞争必然走向垄断”规律在当代的延续。数字平台企业的竞争以数据私有为基础，结果必然是大资本吞并小资本，形成垄断。垄断形成后，又通过数据垄断进一步加剧对劳动者与消费者的剥削。《大纲》指出，垄断并非资本主义的偶然现象，而是私有制下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当代数字垄断资本的兴起，进一步证明《大纲》批判逻辑的现实有效性。要遏制数字垄断的扩张，就必须打破数据私有制的束缚，建立数据资源的社会共享机制，这正是《大纲》消灭私有制原理在当代数字经济领域的具体体现。

最后，《大纲》对私有制奴役人的批判，为反思当代数字异化提供价值依据。在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不仅通过数据采集将人的日常生活转化为可盈利的商品，还通过算法控制将劳动者异化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导致人在数字空间中丧失主体性，陷入数字异化的困境。这种数字异化是资本逻辑渗透数字领域的结果，与《大纲》所批判的私有制把人降序为商品异曲同工。《大纲》强调，人解放的核心是摆脱资本对人的控制，恢复人的主体性。这一思想启示在于，当前应对数字异化，不能仅靠技术改良或法律规制，而必须从制度层面入手，限制资本在数字领域的无序扩张，建立以“人的发展”为根本目标的数字经济制度。

另一方面，《大纲》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一般原则，为当代社会主义实践提供重要的指导原则与路径启示。《大纲》多次论述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和利益对立，为当代社会主义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提供理论依据。恩格斯指出，私有制的覆灭是适应社会化生产发展的必然要求，并非主观臆断的制度设计。只有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共同占有，才能消除私有制导致的剥削与矛盾，实现生产与消费的协调发展。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正是对《大纲》这一原则的继承与发展。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有助于确保生产资料的社会属性，避免资本的无序扩张与两极分化，符合《大纲》中废除私有制的批判逻辑；另一方面，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是在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条件下对《大纲》原则的灵活运用。主张多种所有制，不是否定消灭私有制的原则，是为了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

此外，《大纲》从事实出发的唯物主义方法论，为当代社会主义发展提供方法论启示。《大纲》的批判基于对英国资本主义现实的经验观察，这种以事实为先的方法论，是科学社会主义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的鲜明特征。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正是对《大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继承与发展。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原则，要求发展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不固守教条式的理论框架，而是根据实践发展不断调整政策策略。中国共产党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与实践，正是基于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这种从事实出发的方法思路，与《大纲》基于现实分析得出结论的方法论相契合，成为推进当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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