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2024年启动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布局,到系统推进职业教育类型定位与培养层级重塑,深圳职业教育发展正在经历一轮具有标志意义的制度性跃升。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大学的设立,成为这一进程中的关键节点,折射出深圳职业教育由规模扩张向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转型路径。覃伟中市长在致辞中,将这一事件置于深圳建设“教育强市”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宏大叙事中,明确指出学校必须“紧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与城市产业发展实际,紧扣深圳‘20+8’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未来产业布局”。这一表述,清晰地揭示了深圳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深层逻辑:它不再仅是教育体系内部的类型补充,而是城市创新生态和产业竞争力的核心组成部分。
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冯伟宣读教育部批文、校企合作协议集中签署等一系列环节,共同释放出一个强烈信号:深圳的职业本科教育正从前期探索,迈入系统化、高标准建设的新阶段。在此背景下,深圳以制度创新为牵引,率先推动高职院校升格为职业本科,重构专业设置、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之间的联动机制。同时,通过深化校企协同育人、共建高水平产教融合平台,深圳正在将职业本科教育嵌入城市产业升级与科技创新的整体布局之中。

图1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大学成立大会
图片来源:深圳市教育局官网
01
深圳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现状
当前,深圳的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已形成由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和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大学构成的“双轮驱动”格局。这两所由国家级“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升格而来的院校,凭借其长期积累的产教融合基础和社会声誉,具备了良好的发展起点。在发展方向上,两所学校表现出高度的战略聚焦,其专业设置与深圳“20+8”产业集群地图深度咬合。据统计,首批开设的本科专业中,超过85%直接对应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数字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凸显了“为产业而生”的鲜明基因。
表1 两所大学刚成立时本科专业及招生情况对比

数据来源:新浪财经新闻
数据来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网
02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办学定位与类型特征不清晰
当前职业本科教育面临的根本性困境在于办学定位模糊与类型特征的弱化。核心问题在于对“职业教育类型”与“本科教育层次”关系的混淆,部分院校在升格后不自觉地发生了“学术漂移”,简单模仿普通本科的办学模式与评价体系,模糊了自身作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核心阵地的本质。这直接导致了人才培养目标表述的宽泛化,对于“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应具备的技术深度、创新能力和综合素养缺乏清晰界定,使其与高职专科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以及普通应用型本科的毕业生在能力画像上区分度不足。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全国职业本科在校生约40.68万人,职业本科招生约10.96万人,这在全国本科生总规模中仍属于较小比例,反映出其规模与定位仍在调整与发展中。这种“脱职向本”的倾向,不仅动摇了职业本科存在的制度根基,也使其在资源配置和发展路径上陷入摇摆,难以形成持续、聚焦的办学特色。
(二)资源投入与基础条件薄弱
长期以来,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财政投入体系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而职业本科因其对高端实训设备、复杂技术教学环境和“双师型”师资的更高要求,办学成本显著攀升,现有投入水平难以充分匹配其发展需求,这一矛盾在民办院校中尤为突出。从办学基础来看,各院校间条件差异悬殊,部分由高职升格的院校在师资数量与质量、先进实训设施、科研项目积累等方面,尚未完全达到本科办学的基本标准,关键指标如“双师型”教师比例、生均仪器设备值、生均经费等存在不达标情况。对于那些通过合并、转设路径成立的院校,挑战则更为复杂,其面临内部物理资源整合、组织文化融合与管理制度统一的艰巨任务,若处理不当,原有分散的资源难以有效协同,甚至可能产生内部损耗,严重制约整体办学水平的提升与发展合力的形成。
(三)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机制不健全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生命线,但在本科层次尚未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深度效能。当前合作多停留在签订协议、建设实习基地等浅层形式,在课程共建、技术攻关和实体化产学研平台建设等方面推进不足。其根本原因在于企业深度参与的长效机制缺失,投入产出不匹配、知识产权不清晰、政策激励不足等问题削弱了企业积极性,监督评估机制的不完善进一步加剧了合作的形式化倾向,导致教育与产业之间出现明显的“两张皮”现象,人才培养难以及时响应产业升级与技术迭代需求。
同时,师资队伍建设是职业本科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但仍是突出短板。“双师型”教师在数量和结构上均不理想,部分院校相关教师占比未达50%,年龄结构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失衡状态。OECD及国内数据显示,“双师型”教师比例虽由2020年的约30.87%提升至2022年的约56.18%,但校际差异明显。大量教师从学术型高校毕业后直接任教,缺乏系统企业实践,对真实生产场景和工程实践逻辑理解不足。
比如,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目前任职教师中,硕士及以上学历占比91%,其中博士占比14%。该校书记刘明生发现,高职院校招聘的教师大多都是高校的应届毕业生,结束学校学习便开始来校任教,实践技能基础很单薄。“为了提高教师的实践技能,学院每年拿出60多万元专门支持教师去企业实践。尽管这样,毕竟只是每年个把月的实践时间,在系统熟悉基层生产、历练过硬实践技能上和预期是有差距的”。
(四)治理体系与社会评价机制不完善
现代治理体系与科学评价机制是职业本科健康发展的制度基础,但目前二者均显不足。在政策执行层面,上级政策多停留于宏观指导,缺乏清晰、可操作的实施细则,导致地方和院校在落实过程中出现理解偏差、选择性执行甚至形式化倾向。评价体系的“指挥棒”功能发生偏移,不少院校仍沿用普通本科的学术评价逻辑,过度强调科研论文和纵向课题,而对体现职业教育类型特色的专利转化、技术服务成效和学生技能竞赛等指标重视不足。这种“学术化”导向扭曲了学校和教师行为。
在内部治理上,许多院校仍以行政化层级管理为主,尚未形成能够有效吸纳行业企业等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结构,决策开放性和适应性不足。与此同时,社会认知与舆论环境对职业本科形成持续制约。受“重普教、轻职教”观念影响,公众对职业本科定位存在偏见,部分家长和学生将其视为普通本科的“替代选项”,对培养质量和发展前景信心不足,影响优质生源吸引。在院校转设过程中,政策沟通不足易引发学生和家长对学历价值与就业前景的担忧,甚至形成舆情风险,进一步加大职业本科发展的现实阻力。
03
深圳如何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
(一)明确办学定位,坚持类型特色
深圳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首要且根本的任务是在思想与实践层面彻底锚定其“职业教育的本科层次”这一核心定位,坚决摒弃向普通本科“学术漂移”的惯性。这意味着,必须从制度设计到办学实践,始终将“技术技能”的培养置于中心地位,将服务产业发展作为根本宗旨。在具体操作上,深圳应依托其立法优势,在地方性法规或专项规划中对职业本科的培养目标进行精准刻画,突出“高层次、复合型、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的核心特征,明确其与专科(强调熟练操作与工艺实施)及普通应用型本科(偏重工程设计与系统管理)的能力边界与互补关系。在学校的发展规划中,必须强化职业导向,确保专业设置直接响应“20+8”产业集群的紧缺技术领域,课程体系深度融入行业标准和真实项目,师资建设聚焦产业经验,从而在每一个环节筑牢职业教育的类型根基,形成不可替代的办学特色。
(二)加大资源投入,优化资源配置
针对职业本科办学“投入强度高、更新周期短”的客观特征,深圳需构建力度充足、结构多元、动态优化的资源保障体系。公共财政应在其中发挥基础性和引导性作用,不仅将职业本科生均拨款标准提升至不低于普通本科的水平,还应设立常态化的高水平职业本科专项建设资金,重点支持前沿技术实训基地、共享型公共实践平台等重资产项目的建设与迭代升级。
同时,应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激励和项目优先权等方式,系统性引导社会资本与龙头企业深度参与办学,鼓励以共建学院、设立基金、捐赠设备等多种形式参与资源供给,形成“政府主导、市场参与、共建共享”的资源汇聚机制。对于通过合并转设而来的院校,政府应牵头推动内部资源的深度整合与统一调配,在师资、课程、设备和管理平台等方面打破原有壁垒,最大限度提升资源使用效率和整体办学效能。
(三)深化产教融合,创新校企合作模式
深圳必须推动产教融合突破现有桎梏,从松散的“校企合作”升级为紧密的“校企命运共同体”。其核心路径是推动合作实体化,大力支持学校与行业领军企业及“专精特新”企业,共建共管混合所有制特征的产业学院、技术创新中心或生产性实训基地,使企业的人才标准、技术资源、生产流程深度嵌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激发企业持续参与的内生动力,深圳应配套建立强有力的激励与考核机制,例如,对深度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给予明显的税费减免、专项补贴,并将企业接收学生实习、教师实践及共同开展技术研发的成效,纳入对院校办学质量评价和政府产业支持政策的重要参考。
此外,必须建立专业与课程的动态敏捷响应机制,依托校企共同体,定期根据技术迭代和产业升级趋势,共同调整专业方向、更新课程内容,确保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始终保持同频共振。为此,必须实施“外引内育”双轮驱动的系统性工程。在“外引”方面,要敢于打破常规人事制度壁垒,设立“产业教授”、“技能大师工作室主持人”等特设岗位,以市场化薪酬和广阔的事业发展平台,吸引企业一线的技术总监、高级工程师、首席技师等高端人才全职或兼职加盟。在“内育”方面,要建立刚性化的教师企业实践制度,要求专业教师每五年必须累积不少于六个月的全职企业顶岗或研发经历,并将其成果作为职称晋升、评优评先的核心依据。同时,需要构建完善的教师发展支持体系,联合大型企业建立“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开展周期性、模块化的教学与专业技能提升项目,并通过设立“技术应用创新奖”等激励机制,充分肯定教师在技术革新、工艺改良方面的贡献。
(四)创新治理体系与评价机制
深圳应充分发挥特区改革自主权,构建契合职业本科特点的现代治理与评价体系。在治理结构上,持续推进“管办评”分离,政府聚焦宏观规划、标准制定与质量监管,切实扩大学校在专业设置、人事聘任和校企合作等方面的自主权,并通过多方参与的理事会(董事会)机制,确保产业主体在学校战略决策中的实质性参与。
在评价机制上,应系统性扭转学术化导向,由教育、产业主管部门与行业组织联合制定凸显类型特色的质量评价标准,显著提高技术技能贡献度、毕业生就业质量、技术服务与成果转化等指标权重,并建立专业预警与动态调整机制。与此同时,还需通过持续的政策解读、品牌传播和风险防控,提升社会对职业本科的认知与信任,最终以标杆院校和高水平专业群建设为抓手,塑造“深圳职业本科”可复制、可推广的高质量发展模式。
04
结语
深圳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探索,其意义远超于一域一校。它实质上是在为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和全球职业教育发展,探索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新范式。深圳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强大的产业生态、活跃的市场机制和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再造“黄金样本”的真谛,在于将这些禀赋转化为职业教育改革的制度性优势,构建一个政府、市场、学校、企业、社会协同共进的良性生态。
这条道路必然充满挑战,但这也是深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必须承担的国家使命。当深圳培养的职业本科毕业生能够与国际一流应用技术大学的毕业生同台竞技,并受到全球顶尖企业的广泛青睐时,“中国特色世界一流职业技术大学”的目标才算真正达成。届时,深圳将为世界职业教育的发展,贡献一个崭新的“中国方案”。
— 撰 稿 —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深圳)研究团队
— 参考文献 —
管辉, 陈廷柱. 组织惰性视角下职业本科学校转型发展困境与纾解路径[J]. 大学教育科学, 2025,(06): 111-123.
王义, 张启明, 周艺红. 高职院校升格职业技术大学的实践误区及超越[J]. 职业技术教育, 2025, 46(06): 22-26.
魏子凡, 刘法虎, 顾甲, 等.政策导向下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应然范式、实然困境与推进路径[J].职业技术教育, 2025, 46(21): 47-55.
Yu, T., Yan, X., Jin, Y. (2025).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In: Feng, Z., Wang, Q., Liu, N. (eds)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World. Springer, Singapore.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双师型”教师队伍如何打造.(2019)网页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1902/t20190225_3709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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