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时代车轮的轰鸣与个体心跳共振
《我在深圳打工那年》里没有神话，只有汗水浸透的工资条、听不懂的粤语、流水线永不停歇的轰鸣，以及深夜里对远方一盏孤灯的刻骨思念。
《我在深圳打工那年》记录了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毅然放弃家乡化工厂的“铁饭碗”，办理“停薪留职”，只身前往深圳经济特区闯荡的曲折历程。从初到深圳时遭遇偷窃、在老乡李明工厂中因理念不合而碰壁，到因语言障碍从港资手袋厂辞职，继而经历露宿街头、捡水喝的生存危机。我干过最苦的破石场临时工，也在焊锡条办事处初显销售才华后因同乡牵连而失去工作。在辉煌电子刚攀上事业小高峰，又遭人构陷而瞬间跌落。最终，为了最基本的生存，我放下所有骄傲，进入光宝灯饰厂，从流水线工人做起，凭借一次偶然的文化测试和骨子里对“对的事情就得认死理”的坚持，一步步获得台湾老板的赏识，历经品质检验、采购风波、管理改革、春节留守等考验，最终晋升至管理层。与此同时，我与妻子在分离与思念中共同成长，面对南下发展的诱惑与留守家乡的牵绊，两人最终决定携手在深圳这片热土上共同奋斗。这里是个人命运与时代浪潮最激烈的碰撞，生动描绘了一代人在“下海”大潮中的梦想、挣扎、坚守与蜕变。
这是我们九十年代“下海”的浪潮淹没铁饭碗的巨响，是“深圳速度”催生无数野草般生命的呐喊。我，只是万千奔赴南方中国身影中的一个。我怀揣一本《未名社文集》和一片刻着“韧”字的竹片，以为去的是黄金遍地的理想国，迎接我的却是生存与尊严的赤裸考验。
《我在深圳打工那年》超越了个人奋斗史的叙事，它是一幅精细描摹九十年代初中国社会变迁的“浮世绘”。作品通过我这个“文化人”在原始资本积累环境中的格格不入与艰难求存，深刻地揭示了：
理想与现实的剧烈碰撞： 怀揣梦想的大学生，在特区面临的第一个挑战不是施展才华，而是最基本的生存。这种错位感，是那一代“闯海者”的集体初体验。
两种价值观的冲突： 我所代表的注重规范、质量与人文关怀的价值观，与李明工厂乃至早期深圳普遍存在的唯利是图、粗放管理的价值观，形成了持续不断的冲突。这不仅是商业理念之争，更是时代转型期不可避免的文化阵痛。
“韧”的哲学升华： “韧”字从父亲赠予的精神符号，内化为我一次次从绝境中站起来的生存智慧。它不是懦弱的忍耐，而是如竹之柔韧、如水之迂回，是目标明确下的策略性坚持，是真正强大的生命力。
夫妻关系的现代重构： 我与妻子的关系，在分离中经受了考验，也在通信与理解中得到了升华。我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男主外女主内，而是在精神上相互扶持、在事业上最终决定并肩作战的现代伴侣，我们的情感是支撑彼此渡过难关的核心力量。
《我在深圳打工那年》，记录的并非成功学的范本，而是一个平凡的灵魂，如何在时代的激流中，用身体撞击冰冷现实，最终在迷失与坚守中找到自我价值与生命方向的真实图谱。
这是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曾经的青春、热血与迷茫。读它，就是在读我们自己那段“杀出一条血路”的往事。如果你觉得当下内卷，请看看父辈是如何在“拓荒”中完成自我塑造。这本书会让你理解，什么是真正的“闯荡”与“韧性”。
谨以此篇，献给所有在时代巨变中，敢于离开安逸、奔赴未知的探索者。
第一章寒窑砺心
1991年12月10日的清晨，霜冻死死地扒在化工厂巨大的铁门上，泛着刺骨的寒光。我伸出手，摸了摸门上那块锈迹斑斑的“安全生产”铁牌，冰冷的触感瞬间穿透手套，直刺指尖。
我穿着最好的确良衬衫，满怀憧憬走进工厂大门，门卫盘问的语气充满轻视。高耸的烟囱一如既往地吐着灰黄色的浓烟，裹挟着浓烈刺鼻的硫磺和氨气味，蛮横地钻进我的鼻腔，呛得我一阵猛咳。
行政楼的走廊，下半截墙裙刷着早已暗淡的绿漆，上半截的白墙则被经年的潮气侵蚀，爬满了一片片丑陋狰狞的霉斑，构成一幅令人压抑的抽象画。
人事科那个女人，将头发梳成一个紧绷绷的、一丝不苟的发髻，金丝眼镜链垂在脸颊两侧，随着她翻动纸张的动作轻微晃动。
“大学生？”她的目光从眼镜上方投射过来，带着审视的味道，指甲在用工合同上某条款下重重一划，发出令人不适的刮擦声，“可惜了。厂里有规定，新人一律先去脱硫岗位锻炼。这是规矩。”
合同上那些冰冷的条款，像一条条无形的铁锁链：“厂内无住房，自行解决”、“月工资一百四十五元整”、“必须服从岗位调配，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或擅自换岗”……每一个字都透着不容置疑的僵硬。
我最终租下的，是离厂区不远的一个废弃养鸡棚。一推开门，一股浓烈的、陈年的鸡粪骚臭和霉味混合在一起，直冲脑门，熏得我几乎呕吐。
墙角的粪便结了硬壳，蜘蛛在房梁上悠闲地织着巨大的网。第一个雨夜，雨水毫无阻碍地从屋顶数个破洞漏下来，“嘀嗒、嘀嗒”地砸在我放在地上的搪瓷盆里，声音单调而清晰。但我还是咬着牙，尽量把这里收拾得能住人。
我用竹片仔细隔出一个小小角落，摆上那张摇摇晃晃的破桌子，桌上，妻子寄来的那张站在大学梧桐树下的照片，被擦得一尘不染，照片里她浅浅的笑容，是这灰暗空间里唯一的光源。
我铺好简陋的床铺，将那本《未名社文集》和‘韧’字竹片小心地放在枕边。窗外，化工厂的压缩机嘶鸣，我深吸一口空气中混合着氨气和煤灰的味道，心里第一次对自己疲于奔命换来的这份“前程”产生了巨大的怀疑。我不知道，明天一早，分配的脱硫岗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好去处”。
脱硫岗位的压缩机房，巨大的机器轰鸣着、咆哮着，震耳欲聋的噪音，持续不断地撞击着耳膜，连脚下的地面都在微微颤抖。
老师傅指着房角落里一个被油污覆盖仍旧轰鸣着的压塑机说：“瞧见没？前年老李，就死在那儿。”他声音平淡。
“在搬动阀门时，煤气（一氧化碳）泄漏，吸一口就倒了。等人发现，身子都僵了。”老师傅用沾满油污的手扭动着阀门，“厂里赔了三千块。他老婆拿了钱，带着孩子改嫁了。这机器擦干净，接着用。”
一句话，一条命，三千块。 我感到一股寒气从脚底直窜头顶，比压缩机房的阴冷更刺骨。在这里，人的生命像一颗螺丝一样廉价，可以被轻易地拧下、替换、遗忘。
空气中弥漫着浓得化不开的氨气和硫化物的恶臭，它们狡猾地钻过围巾的缝隙，刺激着眼睛和喉咙，辣得我眼泪直流。
老工人们私下里总结的“三多”，我很快就领教了。领导多：从小组长、工段长、值班长到车间主任、生产科长……层级多得让人头晕，每个人似乎都有权对我指手画脚，各种矛盾的指令让我无所适从。
事故多：管道老化，阀门失灵，致命的一氧化碳时不时就泄漏出来，曾经有老师傅就因为煤气中毒再也没能醒过来，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每个角落。
牢骚多：工友们蹲在车间外墙根抽烟休息时，骂骂咧咧的脏话比机器的噪音还要难听，抱怨着微薄的工资、恶劣的环境、看不到头的日子。
而“三难”中的请假难，更是具体而细微地折磨着我。母亲生病托人捎信来，我忐忑地递上请假条，车间主任只看了一眼就扔回来：“生产任务紧，人手不够！一点小病小痛让她自己扛扛！谁家没点事？”我只能偷偷借了辆破自行车，来回蹬了八十里泥土路，路上摔了一跤，膝盖磕得冒血，却在迈进家门那一刻，挺直了腰背，脸上挤出轻松的笑容。
我的工作枯燥而机械：每隔半小时记录一次仪表盘上跳动的数据，pH值、压力、温度……报表上的数字在令人窒息的噪音和异味包围下，扭曲而模糊。
夜班的凌晨三点，是人类意志最薄弱的时刻。困意如同黑色的潮水，一波波冲击着我的眼皮。为了提神，我偷偷戴上耳机，单放机里循环着Beyond的《光辉岁月》：“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那激昂的旋律和励志的歌词，成了我在这个“工业炼狱”里唯一的精神支柱。
就这样还是难以驱逐睡意，我冲到水龙头下，用刺骨的冷水猛浇头部，冰冷的水珠顺着发梢、脸颊流进脖领，激得我浑身一颤，暂时驱散了睡魔。
老师傅凑过来，带着一身混合了烟味和硫磺味的复杂气息，压低声音说：“去后面泵房角落眯一会儿，我帮你盯着点。”我坚决地摇摇头——车间主任那双擦得锃亮的皮鞋，踏在走廊水磨石地面上的“咔哒”声，比任何警报都更让人清醒。
我在梦寐以求的新单位的第一个夜班终于结束了，黎明的灰光照射在我满是油污的工作服上。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自己的小窝。
就这样，四班三运转的倒班制度，彻底搅乱了我的生物钟。我整理床铺时，那片“韧”字竹片从被子中掉出。我捡起来，看着窗外高耸但沉闷的烟囱，心里第一次涌起不安：“这里，真是我的出路吗？”
然而，就在这麻木的重复和压抑中，转机悄然萌芽。一次清理堵塞的管道时，黑色的、散发着恶臭的淤泥溅了我一脸，我却盯着压力表上某个异常波动的数字愣住了——学过的那些化学方程式和原理，突然在脑海里活了过来，变得无比清晰。
一个夜班，我趁着老师傅打盹，凭着记忆和一股冲动，偷偷调整了脱硫药剂的投放配比和频率，紧张得手心里的汗把操作手册都洇湿了一角。我想起父亲编竹篮时反复强调的“看纹路、调松紧”，这些冰冷的机器和管道，或许也像竹篾一样，有其内在的“性子”？
第二天白班交接时，老师傅盯着记录表，眼睛猛地瞪大了，惊呼道：“咦？怪了！今天这脱硫效率…咋高了这么多？！”技术科的人被惊动了，下来查了一圈，没发现设备异常。
副厂长——那位新调来的、穿着笔挺新中山装、身上总带着雪花膏味的中年男人——亲自来到车间，用力拍着我的肩膀，语气带着惊喜：“好小子！有点东西啊！深藏不露嘛！”他身上那股浓郁的香气，暂时压过了车间固有的硫磺味。
档案室那位快要退休的老技术员，神秘兮兮地把我拉到一排落满灰尘的书架后面。“新来的副厂长…想搞个技术攻关项目组，正缺人手…他好像…挺看好你。”老技术员压低了声音，指甲在蒙尘的档案盒上轻轻敲着，“你是厂李第一位大学生，这是机会…但也是火坑，搞不好…得罪人呐…”
我下意识想起妻子上次说：“机会来了…别怕坑，先抓住再说，我相信你能填平它。”
就在我内心挣扎时，一个老同学开着崭新的桑塔纳路过化工厂，特意停下，来看我。摇下的车窗里飘出香水的气息。车里的高级音响正放着林子祥的《男儿当自强》：“傲气傲笑万重浪，热血热胜红日光…”，这豪迈的歌声，与我此刻困守车间的憋屈形成了巨大的诱惑。
“路石！别在这破地方耗着了！跟我去南方吧！深圳！那边才叫广阔天地！大学生遍地是机会！随便干点啥，不比在这吸氨气强？”
同学手指上的金戒指在灰扑扑的厂区背景下，闪得有些刺眼。我攥着刚领到数月不变的一百四十五块工资，那几张纸币还带着油墨和汗渍的味道，够给母亲买几贴膏药，或许…还能给妻子买一本她提过的、新出的画册。
那天晚上，在鸡棚里，我辗转反侧。两条截然不同的河道，在我眼前清晰地岔开：一条，是熟悉的、弥漫着氨气味和僵化体制的“安稳”之路；另一条，是未知的、散发着金钱气息和自由空气的冒险之途。
我想起妻子一封来信的末尾，那娟秀的字迹：“…我来省城读省教师进修学院的美术专业了，不管你怎么选，记得告诉我…”——忽然觉得，也许无论选择哪条路，只要一直往前走，或许总能在未来的某个岔路口，再次相遇。
我想起爷爷为革命牺牲时也只有二十八岁，奶奶二十五岁守寡，一个人把父亲兄妹三人拉扯大。父亲又为供我们兄弟读书耗尽了心血。现在，轮到我来做选择了。我明白，无论选择哪条路，都要对得起爷爷的牺牲，对得起奶奶的艰辛，对得起父亲的期望。 （二月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