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月二十五日，自崔与之故里清献园出，心中那股对先贤的追慕之情尚未平复，便驱车直奔增城而去。此行的终点，是凤凰山，是传说中的菊坡书院。前年为撰《岭南理学寻芳记》系列，我曾来过一次，那时凤凰山给我的印象，只是一个被城市楼宇围拢着、长满了草木的高土堆。此番重游，心境却大不相同，我是专为“寻理”而来，为寻那“菊坡”二字背后的精魂。
凤凰山实在不算高，几步便到了顶。山巅一座亭子，翼然于冬日疏朗的林木间，那便是凤凰亭，亦是菊坡亭。亭上匾额“菊坡”二字，朴拙而沉着，相传出自宋理宗手笔。理宗推崇理学，将其擢为官学，对崔与之这位岭南大儒更是敬重有加，屡次征召其入朝为相。然而崔与之再三婉拒，终未赴任，选择退隐于这凤凰山下。我立于亭前，肃然礼敬。崔与之的学术，后人亦归入理学一脉，却与当时渐成主流的朱子理学颇有不同。他平生力主“经世致用”，讲求学问须有益于国事、有补于民生。他有一句沉痛的箴言流传后世：“无以嗜欲杀身，无以货财杀子孙，无以政事杀民，无以学术杀天下后世”。这最后一句，如暮鼓晨钟，在当时理学已露僵化端倪、后世更险些沦为“以理杀人”工具的历史语境下，显得尤为清醒与可贵。明代陈白沙、湛若水等岭南大儒倡扬心学，某种意义上，正是为朱学纠偏，其精神血脉中，未必没有崔菊坡这份对空谈误世的警惕。在此意义上，这座简朴的亭子，确可视为岭南学术一个独立而清醒的起点标志。寒风掠过亭角，我环绕良久，从各个方位拍照，试图将这份历史的峻洁摄入镜头。记得前年来时，我还在亭下采得一株野生的合果芋，带回水培，可惜终未成活。草木难养，而精神长青，此刻想来，竟有些许隐喻的意味。
瞻仰过菊坡亭，我便开始执着地寻找“菊坡书院”的所在。史料记载分明，书院为崔与之晚年归隐后所创，就在这凤凰山南麓，是他讲学授徒、开创“菊坡学派”的所在。其学生李昴英，广东首位探花，便是在此深受熏陶。然而我走遍凤凰山公园，只见老年人们三五成群，于凛冽天气中围坐打牌，热情高涨；也见了万寿寺的遗迹、博物馆的标牌，乃至青少年宫与电视大学的楼宇，却唯独不见书院的片瓦痕迹。心中正疑惑，蓦然在公园入口附近，瞥见几面崭新的牌匾并排悬挂，上书“菊坡书院”、“明诚书院”等名号——原来数月前的一场揭牌仪式，为这座山“恢复”了四大书院的名目。然而，牌匾之后，并无堂庑，亦无斋舍，只有冬日空旷的场地与漠然的树木。所谓书院，尚停留在纸面与仪式之上。
一时间，失落感扑面而来。凤凰山公园，论其设施，甚至有些简陋，与我见过的许多精心打造的文化主题公园相去甚远。这样一处承载着岭南文脉重要记忆的所在，其现状，似乎与它深厚的历史底蕴并不相称。然而，当我带着这份遗憾，再次踱回菊坡亭下，望着那朴拙的匾额，忽然心下一动：这简陋，这近乎被遗忘的状态，岂不恰恰暗合了崔与之的风骨么？
他一生不慕荣利，不赴宰相之尊，晚年唯求清静，以“菊坡”自号，取菊花凌霜淡泊之意。他所创的学派，不尚玄虚空谈，而重实在事功。倘若他见到后世为纪念他而大兴土木，建造起巍峨煊赫却空洞无物的楼阁，恐怕反会蹙眉。他的精神，本就更宜于在这样的土岗、旧亭、清风与民众日常的烟火气中存续。那“无以学术杀天下”的警语，是对权力化学术的警惕，或许，也未尝不是对一切形式大于内容、浮名遮蔽真义的虚荣的警惕。从这个角度看，凤凰山的“落后”，反倒守住了一份不合时宜的诚实。
当然，转念又想，念及我曾拜谒过的、活化得生气勃勃的玉岩书院，便觉此想或许过于“阿Q”。精神的传承，固然不依赖于华屋广厦，但也需要适当的载体与空间，让后来者能够触摸、能够感受、能够对话。崔与之、菊坡学派，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岭南文化中那份刚健务实、经世济民的传统，值得被更多人知晓与铭记。在“不杀天下”的清醒之上，如何“活化”历史，让精魂有可寓之形，让思想能接入当代，这其中的平衡与智慧，或许正是我们今天面对凤凰山、面对菊坡书院遗址时所应深思的课题。
天色向晚，山风更冷。我最后望了一眼那沉默的亭与崭新的匾，转身下山。书院虽未得见，但此行并非空手。崔菊坡那如寒菊般清峻的精神形象，连同他那一声响彻千古的警诫，已随着凤凰山的萧瑟寒气，深深印入我的心里。那便是此行所寻得的、最真实的“理”。菊坡精魂，不在广厦，而在千秋凛然的风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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