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东莞打工诗人柳冬妩的鲁迅研究专著《〈野草〉悬案——鲁迅、五卅事件与永久性诗歌》正式出版，引发业界广泛关注。《〈野草〉悬案》是柳冬妩“《野草》研究三部曲”第一部，其余两部书稿，已送交出版社，后续将陆续出版。三部书共计百万字，填补了东莞在鲁迅文学研究领域的空白，也让业界看到草根作家转战专业领域研究的新可能。从打工诗人、打工文学评论家到鲁迅研究学者，柳冬妩专注于文学评论三十余年，用自己的作品一次次向基层文学爱好者展现了文学的无限可能。羊城晚报记者独家对话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东莞文学艺术院一级作家柳冬妩，了解他从普通打工者到鲁迅研究专家的文学蜕变之路。
柳冬妩的作品《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入选“东莞之路”石刻群
见证时代的打工文学“在场者”
出生于安徽霍邱县洪集（今六安市叶集区洪集镇）的柳冬妩，本名刘定富，自幼就热爱文学，读初中时便开始发表文章，是当地的“小才子”。高中毕业后到东莞打工，做过玩具厂杂工、搬运工，绣花厂作业员、班长等，但对文学的爱好让这位普通“打工者”很快崭露头角，成为东莞最早的“打工诗人”和“素人写作者”之一。
1995年，柳冬妩在《诗刊》发表组诗《我在广东打工》，被誉为“打工文学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的一个重要标志”。之后，柳冬妩共在《诗选刊》《诗潮》《散文诗》《北京文学》《延河》等刊发表打工题材诗歌数百首，出版《梦中的鸟巢》等诗集。柳冬妩从一个亲历者、在场者的角度去呈现“打工文学”的本质特征，为其逐渐转型为“打工文学”的评论家奠定了基础。
“我跟这些打工作家是一起成长起来的。”柳冬妩告诉记者，自己到东莞打工的经历也非常曲折，从落难街头到进工厂打工，再到进《珠江潮》杂志社当编辑、记者，他把日常经历写成诗篇发布，既是“打工文学”的亲历者，也是见证者。据介绍，柳冬妩独立主持完成国家社科项目《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广东省哲学社科项目《中国打工文学研究》、广东省宣传文化资金资助项目《粤派评论视野中的打工文学》等多项课题，出版《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中国打工诗歌研究》《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粤派评论视野中的打工文学》《解密〈变形记〉》《江山幽处客重经——一个家族的诗歌史》等专著10部。其打工文学研究成果曾两次荣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
现如今，他是东莞文学艺术院一级作家，同时担任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作家协会文学评论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首届签约文学评论家，并作为东莞新大众文艺的早期实践者、积极倡导者和理论研究者，近期在《中国文艺评论》发表长篇论文《新大众文艺视野下的打工文学》。
转战鲁迅研究的圆梦之旅
从“打工文学”到“新大众文艺”的观察和研究，柳冬妩一直走在最前沿，也是业界公认的研究专家。此番转战鲁迅研究，并非柳冬妩的一时兴起，而是圆了自己少时的文学梦想。
受访时，柳冬妩向记者讲述起自己少时的一段经历。三十多年前的一个雨夜，他放弃高考复读，骑着自行车回家，后座小木箱里仍放着他为成立“未名新社”文学社亲手油印的一百多份章程。那时以为就此梦碎的少年没想到，兜兜转转几十年，致敬鲁迅的“未名新社”虽只发展到自己一个成员，但研究鲁迅的专著已上架多个平台。
未名社是鲁迅在1925年发起成立的一个文学社，成立之初只有6个人：鲁迅、曹靖华、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其中，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都是安徽省霍邱县叶集人，恰是柳冬妩的同乡。
柳冬妩于十年前开始研究鲁迅及未名社，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文艺争鸣》《名作欣赏》《作家》《作品》《粤海风》等刊物发表研究文章约40万字，被《新华文摘》等摘介。2016年，柳冬妩回到家乡叶集，在台静农纪念馆查阅了未名社成员台静农族谱，撰写《〈台静农全集〉订补》，投给《鲁迅研究月刊》，几天之后便收到了主编黄乔生的用稿短信，黄乔生成了柳冬妩从事鲁迅及未名社研究的第一位“贵人”，对柳冬妩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帮助。记者了解到，2024年，著名鲁迅研究专家林贤治看过《〈野草〉悬案》书稿后，认为柳冬妩敢于推翻陈说，颇为大胆。2025年，柳冬妩撰写的论文《鲁迅、韦素园与果戈理〈外套〉》在《鲁迅研究月刊》第5期发表。
《野草》悬案
据介绍，《〈野草〉悬案——鲁迅、五卅事件与永久性诗歌》综合运用文学、历史、社会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从文本分析、历史背景、文化语境等多个维度对鲁迅的名著《野草》进行解读。不仅探讨了鲁迅作品与五卅事件的关联，还深入分析了鲁迅对西方文学作品如弥尔顿《失乐园》、拜伦诗剧的接受、戏拟与解构，丰富了鲁迅研究的内涵，有助于读者进一步深入理解鲁迅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创作动机及艺术风格。
知名作家、学者胡亮认为，柳冬妩的新著《〈野草〉悬案》在两个方面显示了独到的认知——其一，将《野草》关联于当年时事，比如五卅事件，从而论述了《野草》的“即时性”，进而论述了与这种“即时性”看似相悖的“永久性”；其二，将《野草》关联于其他文本，比如拜伦的诗剧、弥尔顿的长诗、佛经和安特来夫的剧本，从而论述了《野草》的“互文性”，进而论述了与这种“互文性”看似相悖的“独创性”。他表示，“《〈野草〉悬案》再次佐证了拙著《新诗谱》的一个结论——《野草》提供了‘一种诗的现代性’，而且这种诗的现代性几乎同步于全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