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人才”的特惠政策
1999年9月，在深圳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城的大事，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光机所牛憨笨及其团队18人，整体南下深圳，加盟深圳大学。这件事被称作深圳引才的里程碑事件，因为此前20年里在深圳工作的两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数为零，牛憨笨加入深大，是深圳院士“零的突破”。
为了引“凤”而筑“巢”，深大成立光电子学研究所，划拨深大西门地块（原一片竹林）建新所；深圳市为牛院士团队提供了1亿元科研资金，用于建实验室，配套启动资金、住房、家属安置。
深圳市为了引入牛憨笨团队可谓不恤血本。要知道，1999年深圳市预算内财政收入：不过184.2 亿元，而当年全市教育经费也只不过16.7亿元。
而且引入牛院士的过程也煞费苦心，几经周折。牛憨笨本人后来曾在《人民日报》2001年第二十期的大地副刊上，发表题为《牛憨笨：我为什么选择深大》的文章。文中说，他当时在西安，年收入十几万元，家庭经济非常宽裕，个人不足为虑。但是，他的科研与产业相结合所需要的巨额经费来源，在西安无法满足。他介绍了一个具体事例。在西安，他们曾经给陕西省科委写一个报告，有一个已经论证，很有前景的项目（就是科研与产业结合的项目），要求拨款500万元。最后评估下来，省科委给了5万元。
而1998 年起，深圳大学为突破高端人才瓶颈，主动联系牛憨笨，牛憨笨坚持“人要走、团队要走、设备与课题要带走”，不是个人跳槽，而是18 人课题组整体迁移。西安光机所与陕西省极力挽留，认为牛憨笨是西部顶尖人才、学科带头人，放人情同 “人才流失”。谈判陷入胶着：陕西方面 “踢皮球”，一边挽留一边拖延，历时一年半拉锯。牛憨笨本人压力极大，据说一度瘦了 20 斤。
当时深圳市由市委组织部、市科技局、深圳大学组成联合工作组，多次赴西安商谈，跟陕西省谈不拢之后，时任深圳市委主要领导直接联系中科院领导及北京相关部门，说明深圳引进院士对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的意义。在中央干预下，西安方面不得不放行。事实上，当时全国两院院士共有1179人，深圳0人，西安则有18人，西安失之“痛”与深圳得之“喜”，其实并不对等。
作为深圳经济特区引进的第一位院士，牛憨笨主持成立了深圳大学第一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华南第一个光电博士后工作站、深圳大学当时唯一一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迄今光电学科仍是深大一张王牌。
20多年过去，截止到2026年6月，深圳市全职在岗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不含外籍、不含兼职/双聘）共约 56 名（另有主要发达国家的院士或顶尖国际会士约270人），仅深大就有21人（另外深大还有21名外籍、国际会士）。院士已不像1999时那样耀眼。虽然仍不能跟北京上海乃至合肥、南京、武汉等相提并论，也还没有西安（70多名）、广州（69名）多，但已超过了成都、沈阳、天津等老牌城市。
尽管坊间对院士制度多有非议，不过两院院士数量的增长曲线仍是深圳所谓高端人才战略的一个缩影，且被视作过去20多年人才工作的重要成绩，以及证明这座城市对人才构成强大吸引力的证据。
在深圳政府官方的口径中，“2025年全市人才总量超719万人、高技能人才达166.5万人、高层次人才超2.8万人”。这被当作“人才系统”的工作成绩来发布。潜台词大概是：在2200万人口中，我们更欢迎这719万人迁入深圳。
普通人难免会好奇，所谓“人才”，是指哪些人？
在中国的地方党政官僚体系中，党委组织部负责官员的管理，组织部会下设一个“人才办”（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而在政府部门中，则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早期则为“人事局”）为人才工作的政府主管部门，负责人才政策落实、人力资源市场、人才服务体系、职称评审、技能人才等日常工作。另外外籍人才则由外国专家局专责，现状则是在人社局下加挂一个“外专局”的牌子。由于体制的总特点是以党领政，所以“人才工作的总归口是组织部”，而政府端只是“执行层”。
何谓人才？《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指，“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
因此官方的定义大概如是是，“人才总量”中的人才，是指所有“达到一定学历 / 职称 / 技能水平” 的劳动者（含大专及以上、中级及以上职称、高级工及以上技能等人员）；而“高技能人才”则是指，取得高级工（三级）及以上技能类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职业技能二级）或具有相应技能水平的人员。
所谓“高层次人才”则有清晰的指向，以下四类“人才”的总和：
A 类：杰出人才（顶尖）。包括：院士（中科院、工程院）；国家最高科技奖、诺贝尔奖等国际顶尖奖项；国际权威学术机构外籍院士等。年龄：基本无上限。
B 类：国家级领军人才。包括：国家杰青、优青；国家重点项目负责人；全国技术能手、中华技能大奖；国际前 2% 顶尖科学家等。年龄：一般60 岁以下（高技能类50 岁以下）。
C 类：地方级领军人才。包括：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省突出贡献专家；省级技术能手、深圳 “鹏城工匠”；正高职称 + 重要成果 / 贡献；产业领域核心技术负责人等。年龄：一般55 岁以下。
D 类：后备级人才（青年高层次）。包括：副高职称 / 博士+成果；市级技术能手、技能菁英；国际前 10% 科学家；重点企业核心骨干等。年龄：一般45 岁以下。
至于在深圳市的2.8万名“高层次人才”中，ABCD四类分别是多少，则没有公布。深圳最晚一次公布这四类的细分数据，是在2015年。
当时公布的数据，截至2015 年底，全市高层次专业人才5652 人，包括：A 类（杰出人才）：14 人（院士级、诺奖级等）；B 类（国家级领军）：242 人；C 类（地方级领军）：1591 人；D 类（后备级）：3805 人。
也就是说，在所有719万人才中，地方政府更欢迎这5652名高层次人才的迁入。
总的来说，在深圳现在全部2100-2200万人口中，除了按照体制内/体制外、户籍/非户籍、原住民/新移民、自有住房者/租房者（后文会有论述）等作了等级区分外，还有一个人地/非人才的等级区分。
至于这种人才/非人才的区分，在权利和福利方面有什么区别，这要取决于当时的人才政策。以深圳而言，这40多年里，人才政策不断在变化之中，因此特权或特殊福利也是经常变动的。不过总的来说，普通的人才由于数量太多之故，享受到的红利并不太多，而“高层次人才”才会得到更多的垂注。
让我们来梳理一下深圳这40余年的人才政策史。
从前面各节中我们可知，在1980年代，深圳特区的所谓人才工作，其实不过是在从一个县到一个副省级城市的管治体系搭建过程，调入整个体系所需的各种干部；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队伍。除此之外就是一些国企的用人需求。
至于市场（主要是外企和民企）所的人才需求如何得以满足，并不是政府主要关心的事项，政府为此所做的，不过是建立一个“人才大市场”，由市场来解决这个问题。1993 年深圳出台了全国首部《人才市场条例》，算是一个创新亮点。
反而，由于担心涌入深圳特区的人太多，远超过其人口规划（以及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所能容纳的程度，在1990年代，地方政府有意控制人口流入的规模速度，当然也会对普通人才的流入有抑制作用。
这应该是深圳于1990年出台《关于加强招调和聘雇外地人员管理的决定》的原因。在这个文件中，户籍人口城市基础设施增容费收费标准为每人1万元人民币。1995年调整为每人2万元人民币，暂住人口管理费收费标准仍为每年每人300元。
笔者1999年户口调入深圳，共被收了4万元城市增容费，其中单位缴2万元，个人承担2万元。2001年本人从原单位离职，还被扣了1万多元单位代缴的城市增容费。也就是说，本人承担了3万多元的增容费。
另外规定，经组织、人事部门批准调入市、区党政机关和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的干部免收城市基础设施增容费。具有博士学位和出国留学并在国外取得硕士以上学位的留学归国人员及国家认可的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专业人员调入我市工作，免收城市基础设施增容费。
据统计，从1990年到2001 年1月政策废除，深圳总共征收城市基础设施增容费（常住入户一次性）累计约 30 亿元。暂住人口管理费也收了十多亿。
深圳始有系统的人才政策，是在1999-2000年。大背景是中国加入WTO，国内主要城市都摩拳擦掌，准备登上国际竞争的舞台，由此也开始检视自己的城市竞争力。
1999年7月，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针对上海等内地城市在人才发展战略方面的做法，提出深圳必须组织有关部门从理论、配套政策等方面深入研究，提出可操作的办法，下大力气增创人才新优势，以适应把深圳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的需要。
于是深圳成立了由李容根任组长、李德成、刘涛任副组长、及聚声总协调的“深圳跨世纪人才资源发展战略”课题组，组织多个部门的50多人进行了历时一年的研究。
后来由时任深圳市委组织部部长王穗明领衔形成的该份《深圳人才发展调研报告》从城市竞争力的角度，对深圳的人才竞争力充满了忧患意识。
报告引述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深圳人才拥有量仅为北京市的1/4。拥有大专学历以上人才规模偏小，大专学历以上人口占从业人口的比例仅为8.867%，同时北京市为21.8%，上海市为13.8%，而纽约高达52%，汉城（首尔）也超过50%。
报告指，“人口教育程度偏低，勉强满足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维持与运作，但从长远来看，不利于产业的转型升级，不适应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该报告说，当时深圳仅有两院院士7名，而上海有146名，北京有600多名。截至1998年底，深圳共有留学归国人员676人，而上海仅90年代的归国留学人员就达4800人。
报告还引述1997年对全市89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调查显示，从事研究、开发和技术业务管理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13196人，其中有深圳户籍的4319人，占人才总数的32.7%，将近七成的人员没有特区“绿卡”。在科兴生物制品公司，所有七位高层领导者（其中六位具博士学位，两位拥有美国“绿卡”）都没有深圳户口，连其董事长、北大副校长陈章良教授也持“劳务暂住证”进出深圳。
在这份报告的基础上，深圳市于2000年出台《关于鼓励出国留学人员来深创业的若干规定》，于2001年发布《关于调整人才引进若干政策的通知》。这个文件对过去一系列落后的做法进行了清理调整：打破引进人才的身份界限、部门界限、地域界限和所有制界限；取消企业引进人才考试制度，取消引进人才地区限制、取消人才引进先男后女的规定、取消人才入户前的统一培训、取消人事计划单列以及引进人才指标单等等所谓“六取消”，“敞开引进”。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正式取消了收取“城市增容费”的政策。
按照有关部门的说法，2001年深圳引进人才的数量和质量都创历史新高，接收市外高校毕业生1.66万人、调入干部1.01万人，归国留学人员超过3000人。
2002年深圳出台《关于引进国内人才来深工作的若干规定》，提出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情况，结合人才存量、需求和结构等确定引进人才的专业和岗位目录。
2002年也是中央政府重新审视人才政策的一年，当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印发《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首次提出了“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之后于2003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
因为有中央这样的号召，深圳市遂在2002年文件的基础上，2004年再次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实施意见》，着力打造人才资源能力培育中心。
2003-2005年是深圳政坛人事更迭频繁的几年。市长从于幼军换成了李鸿忠再到许宗衡。2007-2009年则是市委书记频繁更换，从李鸿忠（2007年底离开）到刘玉浦再到王荣（2009年市长许宗衡落马）。
这段时期，也是深圳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传统的轻工制造业受所谓土地、能源、环境三重约束，大规模迁出深圳，2006 年深圳以市委 “一号文件” 发布《关于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决定》，将自主创新上升为城市主导战略，2008年6月国家发改委批复同意深圳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亟需高端人才支撑产业向研发、品牌、总部经济升级，然而在此之前深圳人才以中低端技能型为主，高层次领军人才不足、本土高端培育弱、海外人才引进分散，制约高新技术与高端服务业发展。
深圳确实需要全新的人才政策。而已经膨胀起来的城市财力，为新的人才政策体系提供了必要条件。
于是有了2008-2010年，深圳的第二次密集出台人才政策时期。
2008年9月深圳召开全市自主创新大会，同步出台“1+6”政策。所谓“1+6”，是指一个主政策文件和6个配套办法。
主文件是《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高层次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6配套包括：1，《深圳市高层次专业人才认定办法（试行）》；2，《深圳市高层次专业人才住房解决办法（试行）》；3，《深圳市高层次专业人才配偶就业促进办法（试行）》；4，《深圳市高层次专业人才子女入学解决办法（试行）》；5，《深圳市高层次专业人才学术研修津贴制度实施办法（试行）》；6，《深圳市高层次专业人才医疗保健办法（试行）》。
6个配套办法中，最重磅的是住房保障。因为对引进人才来说，深圳的高房价是最让人望而却步的地方。文件确定给予国家级领军人才、地方领军人才、后备级人才不同程度的大幅资助。
其中国家级领军人才（院士 200㎡，其他 150㎡），购房补贴按标准面积×补贴单价，30% 一次性发放，70%分5年逐月发放（以此绑定其必须在深圳工作至少5年）。
他们的子女入学则由公办学校直接安排，中考加分优先录取。
其后2010年出台《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人才安居工程的决定》。设立国企“人才安居集团”，专责筹集建设人才住房，统筹解决各类人才的住房问题。对于“高精尖缺”人才，实行一定年限内的人才住房封闭流转；到2020年，累计供应人才配租（售）房近10万套，发入住房补贴约24亿元。
与此轮人才政策体系同步推进的，是深圳斥巨资扩张大学的计划。2007年8月，深圳政府决定筹建南方科技大学，其后2010年12月教育部批准筹建，2012年9月正式建校；2009年12月，深圳市政府与深圳大学城三研究生院之一的哈工大签署协议，在深圳开办本科；2011年7月，香港中文大学与深圳大学正式签署合作协议，此后2012年教育部批准筹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2014年3月教育部正式批准“港中深”设立；2015年12月，教育部批准建立中山大学深圳校区。
小庙容不下大神。一系列名校的建立，加上原有的深圳大学和北大、清华深圳研究生院、中科院深圳先进院等大学和科研机构，成为所谓“高层次人才”愿意栖居的梧桐树。
2010年10月深圳推出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项目“孔雀计划”，取“孔雀东南飞”之意。
这其实是当时全国各地纷纷搞出“人才计划”的深圳版。当时北京市“北京海外人才聚建工程”、“凤凰计划”；上海“上海千人计划”、“上海浦江人才计划”；浙江“浙江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钱江人才计划”；江苏省“江苏双创引才计划”、“南京三创百人计划”等。
“十二五”伊始，深圳市发布了历史上第一个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深圳市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提出到2020年，深圳人才发展的总体目标，到2020年，人才资源总量达到500万人，比2010年增长40%，人才结构更趋优化，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40%，每万劳动力中研发人员达到376人年，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达到33%。
2011年4月，深圳市正式出台《关于实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孔雀计划”的意见》及配套文件，并于同年5月开始实施，通过提供80万至150万元的奖励补贴及居留和出入境、落户、子女入学、配偶就业、医疗保险等方面的待遇政策。并对引进的世界一流团队给予最高8000万元的专项资助。
孔雀计划中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分为国(境)外高级专家和留学回国人员两类，其中国(境)外高级专家分为A、B两类，留学回国人员分为A、B、C三类 [10-11]。海外高层次人才认定有两种方式：直接认定、评审认定。申报基本资格包括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国(境)外高级专家需与应聘单位签订一年以上的聘用合同，留学回国人员应是在深工作、创业或已与在深单位签订聘用合同的优秀人才，2018年修订后年龄要求为A类人才不超过65周岁、B类人才不超过60周岁、C类人才不超过45周岁。
根据规划，从2011年开始的未来5年，每年提供约5 亿元，以个人安家补贴+团队创业资助为主，计划重点引进并支持50个以上海外高层次人才团队和1000名以上海外高层次人才、带动 1 万名海外人才来深。
5年到期完成后，深圳官方宣布升级为孔雀计划2.0版本，最高资助从8000万元提升到1 亿元（无偿+股权投资），门槛放宽到海内外混合团队、企业化团队、本土领军带队均可申报；导向转向产业化、落地见效、税收 / 就业贡献，不再只看论文与专利；团队配套可获办公场地免租、产业链对接、市场资源导入。
如果说孔雀计划一期重点在于：“海外精英+重金安家+学术导向”，目标在于快速拉高城市人才层级的话，二期则重占在“海内外通吃+产业落地+绩效挂钩+安居优先”，目标服务实体经济与创新驱动。
两期过后，2021 年 9 月起，官方将计划更名为“鹏城孔雀特聘岗位”，废除旧版 A/B/C 类终身 “孔雀人才” 称号，取消终身认定、终身补贴，转为特聘岗位（A/B/C 档），以事定岗、按岗聘用、合同管理、任期考核（3 年）；高校、科研院所、重点企业可自主评聘、自主考核，政府备案，实现 “谁用谁评价”。取消个人大额安家补贴（2.0 时代 A 类 300 万、B 类 200 万、C 类 160 万），不再直接发钱到个人账户。
坊间传言深圳财政吃紧，因此收缩了资助，
按照官方的宣传，截至2025年，“孔雀计划”已连续14年面向全球遴选“孔雀团队”，累计为300多个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团队提供近100亿元支持。
除了高精尖人才外，2016年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即“人才新政81条”），提出了20个方面81条178个政策点，在人才安居保障、落实人才自主权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支持。2017年又出台《深圳人才工作条例》，加大对用人单位和人才的物质和精神奖励，比如给予认定的“鹏城杰出人才”每人100万元经费支持等。
这一背景是2017年国内出现所谓“抢人大战”——不仅仅是人才了，人口都成为了争抢的稀缺资源。2017 年武汉“百万大学生留汉工程”全面落地，随后西安、成都、长沙、郑州、杭州、南京等数十座城市密集出台降门槛、发补贴、松户籍政策，全国抢人大战全面爆发。
事实上，2014-2016年，苗头已经出现，部分二线城市、省会率先放宽落户、推出人才补贴。许多城市人口净流失，而没有新增人口，房地产新盘销售就得不到支撑。各地方政府名为抢人，其实是为了保楼市，而楼市后面是土地财政。
也正是在这个环境下，2016 年9月1日起，深圳出台《深圳市户籍迁入若干规定》（深府函〔2016〕59 号），正式全面放开大学生（含大专）直接落户，不设指标上限。全日制大专35岁以下、本科 45 岁以下，可直接核准入户，无需积分、无名额限制。此前（2012 年起）只对应届全日制大专及以上无条件，2016 年是把全年龄段大学生（含往届）彻底放开。不过这一政策在2021 年收紧了：大专不再直接核准，仅本科及以上可直接落户。
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在深圳以及国内其它城市，市民可能会对诸如前述体制内/外、户籍/非户籍等各种不平等现象颇多非议，却很少有人会非议“人才”政策，甚至不觉得在“人才”和“非人才”之间设置的不平等有什么问题。
地方政府更不觉得人才政策有什么问题，所有那些以成为“国际化城市”甚或“全球城市”为目标的城市，毫不避讳地打出旗帜：我们只欢迎“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但不欢迎那些所谓“低素质人口”，而且还要出台政策驱逐他们。北京市就曾专门下大力气驱逐所谓“低端人口”；深圳事实上的各项政策也抑制所谓“低端人口”的流入，只是没有效果而已。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大约有两个原因：一是，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的概念深入重商主义中国的人心，国民对“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特别强调城市竞争力）的做法无由非议；二是，欧美日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国家也同样有人才优待政策，
先说第二点。
首先，虽然欧美日也有针对特需人才的优特政策，但大都以国家为主体，而不是以地方政府为主体，因此其不公平并非针对本国公民，而是针对外来移民，属于筛选想要的移民人口。这跟国内城市主要是针对本国公民进行分类筛选，还是有差别的。
香港虽然也对本国公民移民设置区别对待的门槛，但香港是特别行政区、独立关税区、独立司法管辖区，也无可厚非。
其次，虽然这些国家的地方政府也会有特殊的人才政策，比如塔尔萨市（俄克拉荷马）给远程工作者“ $10,000 现金+ 1 年免费共享办公”的优惠，签约住满 1 年即可；托皮卡（堪萨斯）面向全球专业人才给予买房$15,000、租房$10,000的补贴；纽约 / 旧金山湾区虽不直接给钱，但提供企业税减免、技术转移收益分成、加急审批、多语言政务服务等优待政策。
伦敦签证（London Visa）优先审批全球高技能人才签证，缩短永居等待期，并给毕业生补贴：本科约 £12,000 / 年、硕士 £20,000 / 年生活津贴（含国际学生），伦敦市政府还每年 £220 万 买全球猎头服务，定向挖欧美顶尖学者/工程师。
德国慕尼黑（巴伐利亚州）给予紧缺人才（IT /工程/医疗）蓝卡；地方给安家费、租房补贴、子女免费德语班；科研岗直接绑定永居加速（21 个月→12 个月）等政策优待。
日本高知县给予越南 / 印度人才“工作满 3 年，30 万日元定居奖金”的优惠；而广岛县：则给予导体 / IT 外籍人才住房补贴、子女教育补贴、企业雇佣补贴。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欧美日都是在统一移民法下，对高技能人才的经济/行政倾斜，身份不变、政治权利无差异，给的是经济激励，不是法律和政治特权；不改变身份，只降低生活 / 创业成本。
而中国许多城市的人才政策，不少含有“超国民”待遇，比如法律/政策层面直接给外籍人士（尤其华人）在教育、医疗、就业、投资上优于国民的权利（如早期外企税收减免、外资购房不限、部分高校留学生特殊待遇），本质是身份特权。有些落后地区甚至对外来投资者给予交通法规的豁免权。
由于中国没有韦县审/查制度，各种奇葩政策竞出，往往得不到立即纠正，国民对此也见惯不怪。于深圳而言，人才政策而引起舆论强烈非议，似乎仅有一次，即2010年10月12日，深圳人社局官网公示《深圳市高层次专业人才 2010 年第三季度住房补贴拟发放名单》，10月27–28日：网友赫然发现腾讯 CEO马化腾、金蝶董事长徐少春等富豪在列，随即引爆微博与媒体。原来根据2008年“1+6”人才政策配套文件《深圳市高层次专业人才住房解决办法（试行）》，认定马化腾等人为地方级领军人才，对应100㎡标准购房贴息，可领5年，合计18.6万元。
网民对超级富豪还要领取每月3100元的住房补贴，忿忿不平；人社局却解释说这属于人才激励，而非低保福利，于2009 年6月按程序认定，完全合规。腾讯方面则只好出来声明，这笔钱如果领到，会全部捐作慈善，和他之前把“深圳市长奖”100万元捐掉做法一致。
但对院士、归国青年科学家们的各种补贴资助，特别是给房这种动辄数百万元财富的赠予，老百姓则没有意见。这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事实上，即便并非违宪政策，而仅仅是一些礼遇或并不大额的补贴，在各国也经常被国民抗议反对。
比如2024 年德国计划给外国技术工人230 亿欧元个税返还，结果各大工会纷纷表态：“这是对德国工人的当头一棒”，“威胁社会和平”云云；而执政党内部质疑违反宪法平等原则；媒体头条赫然标题：“优待外国人，欺负德国人”。
2025 年日本计划引进5万名印度IT人才，并配套以“起薪比本土员工高 5 倍、住房补贴、日语门槛放宽、快速永居”等政策，结果东京、大阪街头出现“守护大和之魂，拒绝移民”游行。
所以这些政府真是羡慕中国地方政府可以任意出台揽才政策，大把撒钱给房以及各种特权政策。
再来说第一点，为何全球城市都被卷入这种人才争夺大战，连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国家都被迫在批评压力之下，还要以优待政策向高端人才抛出橄榄枝？这一切都是由于“人力资本”这一概念的提出和蔓延。
19世纪90年代，马歇尔提出，产业空间的集聚、城市化和人才集聚本身存在动态关系，人才集聚只有与产业集聚、人才环境协调发展才能使集聚产生稳定性和持续性的效应，以此形成“强路径依赖”，使集聚地获得先行发展的优势。
西奥多.W.舒尔茨从落后的农业国家农民收入低下，而工业发达国家农民收入较高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劳动者的收入高低与劳动者的智力、技能很有关系。舒尔茨提出了著名的观点：在影响经济发展诸因素中，人的因素是最关键的，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的提高，而不是自然资源和丰瘠或资本的多寡。因而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
新经济地理学从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的相互关系方面界定人才集聚的程度、变迁和优化。斯科特基于中心-外围的视角分析因市场不确定性和技术变化出现了“灵活的专业化”新分工模式，进而使部门群集、竞争和合作，以此产生技术、知识外溢效应、工资差异和创新需求推动；同时斯科特还提出了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作为核心生产要素和知识载体，而形成了人才和知识的外部化和共享性的逻辑框架。
加里.贝克尔系统地分析了形成人力资本的各类投资及其产生的收益，特别是正规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支出及其所形成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绝对私有，非“激励”难以调度。
人力资本理论虽然突出了人的投资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但是正如《联合国1990年人类发展报告》所说，它带有把人看作发展的工具而不是目的的明显缺陷。阿玛蒂亚森认为人的发展是发展的根本目标，能力的提高是实现发展的关键。
INSEAD在2013年首次提出了国际人才竞争力指数评价体系，为各国在制定和实施人才政策时提供一个量化的工具。
人力资本理论把各国的高端人才竞争加剧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各国不再是仅仅靠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总体的生态环境来吸引人才，而是靠给予高端人才以特殊优惠政策来吸引他们。当全世界都“卷”高端人才时，超级重商主义的中国地方政府，岂非占尽优势？但也有人说，中国的地方政府实在是用这种办法来弥补总体生态环境的不足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