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中大*中科院深圳先进院:从“破壁”到“聚变”,深港科创协同的黄金时代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煜明教授对此作出的精辟评价：“香港有5所世界百强大学，科研实力雄厚，但仅有750万人口；而整个粤港澳大湾区拥有8600万人口的广阔腹地，深圳更是全球知名的知识转移和硬件智造重镇。两者相辅相成，才能做出真正影响世界的事情。”

这种“影响世界”的基础研究突破，越来越依赖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支撑。2020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时任市委主要领导在接受《对话》栏目采访中提到关于“深圳光明科学城”的宏伟蓝图。其中，备受瞩目的“合成生物学大装置”仍在孕育之中。在以往的大众认知里，中国的大科学装置都有着清晰的物理坐标与重器形象：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贵州的“中国天眼”FAST……每一个背后都是一段可歌可泣的攻坚史。而合成生物学的大装置，究竟长什么样？

这种“影响世界”的基础研究突破，越来越依赖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支撑。2020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备受瞩目的“合成生物学大装置”仍在孕育之中。

六年后的今天，我们走进这个大装置，近距离感受到了它颠覆性的力量。这绝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实验室，而是一个高度模块化、自动化的“生物铸造工厂”。工程师向我们演示了震撼的一幕：实验台、培养箱、分析仪、机械臂……这些复杂的设备如同“积木块”一般，只需在软件里拖拽组合，物理世界里的整套实验流水线就能在一周内自动配置完成。

2020年的那纸“蓝图”，如今已化作一座日夜运转的“科学公器”——2024年12月5日，该装置正式对全球开放，国际国内的科研工作者和企业均可申请使用。

在这里，发生巨变的不仅是建筑本身，更是科研的“节奏感”与“生命力”。过去做一轮“设计-构建-测试-学习”的合成生物研发循环需要三周，现在只需三天；企业租用一个“功能岛”，原本需要数年的研发周期，如今被极致压缩到了几个月甚至几十天。

一家由深圳先进院孵化出的合成生物企业分享了他们的奇妙经历。他们利用这种全新的研发范式生产角鲨烯——一种传统上需要从鲨鱼肝脏中大量提取的珍贵物质，如今正通过大湾区的科创协同，以更绿色、更高效的方式走向世界……公司负责人说，没有大装置的时候，他们像是在黑暗中摸索。角鲨烯的合成路径涉及二十多个酶、十几个步骤，传统实验室靠人工筛选，一个周期动辄两三年。而有了大装置，可以在短时间内跑通成千上万种设计组合，从分子研发到批量化生产，半年甚至两三个月就能实现。“对我们这种创业公司来讲，大装置就是神兵利器。”他这样评价道。

刘陈立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定量合成生物学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

这正是大装置带来的范式转变。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刘陈立评价，合成生物大装置不是简单的设备堆砌，而是一套全新的科研基础设施和产业转化利器——企业不必自己买设备、招研发团队、建实验室，只要租用功能岛，就能以低成本、高效率完成过去需要多个博士后干几年的工作。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煜明教授在节目中讲了一段往事。1997年他首次发现胎儿DNA会进入孕妇血液，但后续验证需要一台关键设备。当时香港没有，只能排队等欧洲的实验室，一等就是十个月。就是那十个月，竞争对手追了上来。后来双方又花了十年时间打官司，争专利权。

讲到这里，他顿了顿说：“所以大装置很重要，是把主动权拿到自己手上的问题。”

这句话在现场引发了很多共鸣。粤港澳大湾区这些年正在做的，某种程度上就是构建这种“主动权”——从大科学装置到产业转化平台，让科研不再受制于人。

大装置只是粤港澳大湾区科创生态的一个切面，它的背后，是一套已经运转成熟的协同机制。节目中，先进院的一位研究员展示了一款“含镁骨修复材料”，这是全球首款获批上市的3D打印含镁骨植入产品，是香港中文大学团队发现镁金属对骨再生的神经调控机制。先进院的深港团队持有相关基础专利权，并用了13年时间，完成了从实验室到临床的转化。

13年——这个数字本身就说明了基础研究的节奏，也说明了粤港澳大湾区协同不是“速成”，而是“长跑”。

今天中国的基础研究，在全球到底处在什么位置？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煜明院士与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刘陈立回答很平静，但关键词很清晰：“从原来的跟跑、并跑，现在要跨越到部分领域领跑的关键阶段。”

这不是“弯道超车”式的口号，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节奏变化。合成生物学这个领域，中国和世界几乎是同步起步的。本世纪初，当这个学科刚刚被正式提出时，中国的团队就已经在场。二十多年过去，这个领域还没有绝对的“领跑者”，格局未定。而粤港澳大湾区的科研团队正在联合亚洲6个国家100多个实验室，瞄准一个更宏大的目标——合成单细胞生命。

它背后是粤港澳大湾区几十年如一日的协同机制、对基础研究的长期投入。正如卢煜明校长在节目最后所说的：“现在是中国科技的黄金时期，我们一起合作，共创科学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