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姐本名陈玉月，是阿冬的母亲，安爷的老婆，也是陈八文和莫今英的女儿。
井坑村里很少有人叫她陈玉月。大家都叫她红姐。
这个名字是年轻时留下来的。九十年代，她染过一头红毛，在乡下地方很扎眼。那时候连“非主流”这个词都还没有，一个女人顶着一头红头发在村里走来走去，已经算很新鲜了。后来大家叫着叫着，就都叫她红姐了。
红姐的父亲叫陈八文，是广西人，生在广西和越南交界的地方。
他喝醉了以后喜欢吹水，说陈家以前是广西的大军阀，他是某位大军官和小妾所生。七岁那年，也就是1950年，那位大军官要逃，他因为贪玩，错过了登船的时间。这个说法他讲过很多次，讲得有鼻子有眼。可酒桌上其他人听了，大多也只是笑笑。大家心里都知道，或许不是贪玩，只是他是不起眼的旁支，那时候没带上他。
后来他没登上船，家里人也不在了，怕被报复，就改了名字。至于原来叫什么，没人知道，只有他自己知道。
再往后，他东躲西藏，饿了就偷别人田里的番薯吃，被抓到了就挨顿毒打，有些人家好的，就干脆收留他几天，让他帮忙干些农活。又有一回，他说自己在山上碰见一个长着很长白胡子的老道士。他给道士带路，带了一天一夜，一路上道士教了他一些相术，也教了他一点算学。陈八文聪明，听一遍就记住了。后来他靠风水、看相、数学这些东西混饭吃，这件事就成了他常挂在嘴边的起头。
这故事真假没人去分。反正他讲，别人就听。
后来，陈八文越过边境，到了越南，在那里认识了莫今英。
今英温温和和，是个心软的人。陈八文那时年轻，又会说，也有点闯劲。两个人在一起以后，生了四个孩子，三个女孩，一个男孩。红姐是二姐。
一家人原本也算过上了日子。
可陈八文有了小家，自然就想起了那头的大家，惦记着他原来那所谓辉煌的家。
后来他打听到，大哥已经逃到了台湾。知道这个消息以后，他东拼西凑买了一张船票，和今英告别，一个人去了台湾。
到了台湾，陈八文找到了大哥。大哥见了他，频频叹气摇头，只说今时不同往日，家族早就散了，以后还是各自过各自的。说完，从钱包里掏出五百美金。大嫂在旁边瞪了几眼，大哥又把钱收回去一些，最后只给了两百美金，让他自己谋生，以后也不怎么往来了。
陈八文拿着这两百美金，在台湾熬了一个多月，后来进了工厂织衣服。
他在厂里眼睛很活，很快就学会了裁缝和设计。有一回，他跟组长讨论版型，说原本只能做一件短袖的布，其实还能多省出一条内裤。老板听了高兴，给他升了职。后来他在几家大厂之间来回帮忙设计。到了1980年，他一个月能赚十五万台币。尽管收入不菲，八文还是非常节俭，极少下馆子。他曾沾沾自喜和阿冬分享自己的聪明，当时工厂的饭堂刚熬好一大锅粥，许多工人们都拿着碗，因为很烫，盛了一大碗却只能喝得很慢。他每次去都跑到后厨找师傅要来铁锅盖，一勺肉粥淋在锅盖，一转就凉了不少，他溜着边，咕噜咕噜喝得飞快，他说别人喝一碗，他早就喝了三碗了。
1983年，他带着积蓄回到广西。听说有八万美金。
他是回来找今英和孩子的，但她们不在广西。
这一找，就找了两年。
后来才慢慢打听清楚，原来越南排华，很多华人被迫迁移，两广各地建了农场接收越南华侨。莫今英就在那一批人里，被分到了深圳的光明农场，做挤奶工。
陈八文一路找到深圳，终于把人找到了。
红姐后来讲起她父亲找到她时的样子，还记得很清楚。她说，别看他现在是个糟老头，那时候年轻，确实很帅。
这话她说过不止一次。
她对这个父亲，是有感情的。
也是有怨气的。
小时候，父亲不在，总盼着回来。后来父亲又回来了。回来的时候，不是普通人回家那样回来。他是从广西跑到越南，又从越南跑去台湾，再带着钱回来找人。这样的父亲，放在别人家里，说出去总归有点传奇。可日子真过起来，就不是传奇了。
陈八文年纪越大，脾气越坏。这件脾气臭得隔壁小区都有所耳闻，大家都不敢惹他。
他跟人吵起架来，声音像打雷一样，隔着墙都听得见。人也倔，倔得吓人，认定的事谁都别想改，话一顶上来，家里人就都不作声了。
红姐后来常说一句话，说得很实在：
“小时候总盼着老爸能回来，等他真回来了，又真的讨厌他。”
红姐后来自己也成了一个很典型的两广女人。
她这一辈子，绕来绕去，离不开老公、孩子，当然还有麻将。
她总有点焦虑。隔三差五照镜子，不是怕自己胖了，就是怕自己瘦了。平时也不大爱出远门。要出门，最先问的不是去哪里，也不是坐什么车，而是那边厕所好不好找。她常说，自己自从生了阿冬以后，就容易尿急，心里总不踏实，怕临时找不到地方。
阿冬听她这么讲，多少觉得对母亲的愧疚，毕竟这事和自己多少有关系。
可阿冬再想想，又觉得外公陈八文该担更多的责任，安爷得担最多责任，说来是红姐最重要的三个男性。
安爷跑路那几年，红姐其实也像她母亲莫今英。
男人不在，家里空了一半，心里也是空的。她也怕，也不是没掉过眼泪。可日子还是要过，饭还是要做，孩子还是要带。她就在家里守着，等着，像是总觉得男人总有一天会回来，回来以后，这个家还得在。
莫今英当年也是这样，陈八文走了，她带着几个孩子，在后面熬着。
红姐后来也一样，安爷跑了，她也还是留在家里，带着阿冬，守着摇摇晃晃的家，留着那盏灯。
有些事，她们不说，流过眼泪，擦干之后就变成了眼袋和皱纹。
男人在外头闯，出去，消失，翻身，再回来。
女人就在后头等，守，熬，把屋里那点火气留着，不让它断。
过去时代里时常这样。
阿冬小时候看不懂这些，只是心疼，等他长大一点，才慢慢知道，原来一个女人一辈子，也不是突然就变成那个样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