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只有我一个人回去

——一个深圳高州人的故乡感困惑

每年清明，我都会一个人开车回高州祭祖。

（即使有时是和长辈或同辈兄弟一起回去，但对于我的小家庭来说，那就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回去）。

从深圳出发，上沈海高速，经深中通道，转中阳信高速，约4个小时到高速出口，再在蜿蜒曲折的乡道中走约半个小时就抵达老家。这条路走了好多年，越来越方便、快捷，但车上却一直只有我一个人。

老婆没回，孩子也没回。

他们不是不愿，是觉得没有必要。清明返乡上坟这件事，在我的小家庭里，已经变成我一个人的仪式。

我站在山上，看着祖辈的坟茔，铲草、点香、烧纸、倒酒、鞠躬。风从山坳里吹过来，带着草木燃烧的气味和远处农田的气息。这个味道我太熟了，它就是"高州"的味道。但我知道，对老婆和孩子来说，这个味道什么也不是。

说实话，每次清明节我一个人站在那里，心里总有一种说不清的不对劲——不是委屈他们没回来，而是一种更深的恐慌：这条路，走着走着，是不是就只剩我一个人了？

一、我的故乡感，是有实体的

我对高州的故乡感，从来不是抽象的，也不是一句轻飘飘的“我是高州人”就能概括。它是有实体、有温度、有气味的，具体到每一寸感官、每一口滋味：  

1. 肠粉。不是深圳街头那种广式肠粉，是高州墟街巷子里的肠粉——米浆磨得细腻，蒸得薄如蝉翼、透光可见，卷起来软而不烂、滑而不腻。只浇上简单的生抽与花生油，再配一碟自家制的蒜蓉辣椒酱，一口下去，就是墟街的清晨。

（簸箕炊）

2. 簸箕炊。用竹簸箕一层层蒸出来的米糕，白润厚实、软糯弹牙。吃时用细线或小刀割成小块，淋上秘制香油、酱油，撒上炒香的芝麻与蒜蓉。入口绵密扎实，米香混着油香，越嚼越有味。它不花哨、不精致，却是高州人从小吃到大的踏实味道，是街头巷尾最朴素也最勾魂的小吃。  

（捞粉）

3. 捞粉。与肠粉的热气腾腾不同，捞粉是凉的。宽宽的粉皮凉拌，拌上花生油、蒜蓉、芝麻与香油，清爽入味，夏天吃最是过瘾。 “捞粉”二字本身就带着方言温度——不是凉粉，不是河粉，就是“捞”粉。有人说“捞”取自“捞佬”，我却更愿理解为方言里的动词“搅拌”（就像本地人说“捞糠喂鸡”），把粉与配料充分拌匀，才叫真正的捞粉。  

（云吞）

4. 云吞。墟上的云吞店，有些一开就是几十年。上次回去问老板是不是做了二十年，她淡淡一句：“三十多年了，市场这栋楼还没建就在墟头做，市场建好我买地起屋搬来这里，又二十多年了。” 小时候趁圩，能吃上一碗云吞就是最大开心。那味道，与圩日的喧闹、跟大人出门的兴奋紧紧绑在一起，成了童年最奢侈的满足。  

5. 萝卜干、黄瓜干、菜头（即头菜干）。妈妈亲手晒的，铺在竹簸箕上，在太阳下反复翻晒。黄瓜干送白粥，是农村人餐桌上最家常的味道，咸香中裹着阳光的气息。菜头炖肥肉，更是一道难得的美味。

6. 黄榄、黑榄。外地人多半连名字都陌生，但对我们来说一想到就忍不住流口水。黄榄酸脆开胃，黑榄经煮熟腌制，咸香回甘。无论是黄榄还是黑榄，小时候大热天时用来配白粥，都是人间至味。

（黑榄）

  7. 芋苗。取芋头鲜嫩的茎秆，切成小段，焯水去涩，再入坛腌制。酸脆清爽，带着独特的植物清香。既可直接当小菜送粥，也可炒五花肉或肉沫，解腻又开胃。那一口酸香，是高州人夏天餐桌上的灵魂，简单、家常，却让人念念不忘。  

（龙眼）

8. 荔枝、龙眼、香蕉。 高州人提起荔枝，不像外地人说一种水果，更像说一个节气：“荔枝季到了”。 荔枝树下的午后，闷热潮湿，蝉鸣聒噪。可剥开一颗刚摘下的荔枝，清甜汁水瞬间漫开，所有烦躁都被抚平。那一刻，整个世界，都浓缩在一颗荔枝的甜香里。龙眼没有荔枝那般张扬的甜，却是温润清甜、蜜香内敛，剥开薄皮，果肉晶莹剔透，咬下去汁水饱满，连吃十几颗都不腻。那是暑假午后最踏实的甜，伴着风扇声、竹席凉，是高州夏天独有的悠长。还有田埂边、屋前屋后随处可见的香蕉。不必等熟透变黄，青中带黄时摘下，随手放在角落等待自然熟，不用催熟、不用保鲜，随手一剥就是软糯清甜，是小时候最廉价、也最满足的零食。荔枝浓烈，龙眼温润，香蕉家常。它们是高州人从小到大、从春到夏的生活本身——是季节，是烟火，是刻在骨子里的甜。

这些，才是我的故乡感。 不是宏大概念，是肌肉记忆、味蕾记忆、鼻子与皮肤的记忆。 是一闻到、一尝到，就知道：我回来了。  

可这些味道、这些记忆，我的老婆和孩子一样都没有。 

偶尔餐桌上摆上萝卜干、黄瓜干、黄榄、黑榄、芋苗，他们只是皱眉，一口也不吃，只有我一个人吃。 

我拥有的故乡，他们无法共享；我眷恋的根，他们无从感知。

更扎心的是语言。孩子从小在深圳长大，未上学之前还会讲一下家乡话，但上学之后日常只讲普通话，几乎不讲高州话。我试着跟他/她讲家乡话，他/她永远用普通话回应。那一瞬间，我明明在说话，却像隔着一层透明的墙。

乡音断了，故乡的连接，就更弱了。

二、高州的荔枝，对孩子来说只是水果

高州的荔枝、龙眼、香蕉，对孩子来说，跟苹果、雪梨、西瓜没有什么两样，都是水果。

我试过询问：“吃着老家的荔枝、龙眼和香蕉，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孩子答道：“嗯，挺好吃的。”

"挺好吃的"——这三个字，对一个想传递故乡感的父亲来说，简直是最残忍的评价。

"好吃"意味着他/她把它当成了普通食物来评价，而不是当成"我爸的老家的味道"来接受。那个味道对你来说，跟他/她眼里的那个味道，根本不是同一个东西。

（荔根）

高州荔枝在广东乃至全国都是有名的，但我孩子吃荔枝的心态，跟吃苹果、吃葡萄没有任何区别。他/她不会想到荔枝树下、不会想到夏天的蝉鸣。对他/她来说，荔枝就是荔枝，一种甜的水果，超市有卖，网上也能买，跟高州没有特别的关系。

我有时会想：是不是我的问题？是不是我从小到大没有足够多地带他回去？是不是我在深圳待久了，把高州的那个"频道"关掉了，孩子根本接收不到？

也许都有。但更根本的原因可能是：故乡感不是遗传的，是泡出来的。

你必须在那里的土地上跑过、淋过那里的雨、晒过那里的太阳、跟那里的同龄人打过架、被那里的老师罚过站、在那里干农活干得汗流浃背还被虫子咬得遍体鳞伤回家之后用黑榄送白粥——这些经历叠在一起，才叫故乡感。没有这些经历，单凭血缘，远远不够。

三、老婆的故乡，也是故乡。

老婆的故乡，也是故乡。她娘家不在高州，这对她来说是一个客观事实。她在她自己故乡长大，她有自己的家乡美食和成长记忆，凭什么要求她对我的故乡有感情？

春节的时候，我们经常要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去哪里过年？

我想回高州，她待不了几天就想回她娘家。这不是什么激烈的冲突，更多是一种微妙的拉锯——不是吵架，是一种"我理解你的需求，但我也有我的需求"的僵持。

很多年的解决方案是折中：去高州几天，再去她娘家几天。但折中意味着两边都不够充分。在高州的几天，她像客人；在她娘家的几天，我也像客人。两个人都是客，就没有一个是真正的主人。

这就是异乡婚姻里最隐秘的张力：两个故乡，在争夺一个家庭的春节。

这不是我和我老婆独有的困境。在深圳，在东莞，在广州，在佛山——每一个珠三角城市里，都有成千上万对这样的夫妻。他们各自带着一个故乡来到城市，组建了家庭，然后在每年的春节，反复面对同一个问题。

四、清明只有我一个人回去

春节至少还有热闹。虽然老婆对高州没有故乡感，但到了春节，有饭吃、有亲戚走、有红包发、有烟花看——这些形式上的热闹，多少能遮掩一些情感上的缺席。

清明没有这些。

清明节就你一个人上山。没有热闹，没有表演，没有社交环节。清明节就是你和泥土之间的对话。你点一㧢香、烧一把纸钱、倒上茶酒、献上三牲，然后站在那里，跟一个已经不在的人说话。

没有人会对一堆泥土有感情，除非里面埋葬的是你的亲人，尤其是你亲手将朝夕相处几十年的爷爷送葬到泥土里。

我一个人站在爷爷坟前的时候，脑海里会出现一些很具体的画面：小时候逢年过节一大早就听到爷爷拿个凿子在火纸上印上铜钱痕，清明节跟着爷爷上山扫墓，爷爷教我这里葬的是他的父母、那里葬的是他的爷爷，怎么挂纸丈篷、怎么摆坟头纸、怎么倒酒、怎么说那几句例行的话，最后怎么折纸钱摆好。现在想来，那是他在把"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这件事，用最朴素的方式传递给我。

但我没能把这个传递给我的孩子。

不是因为我不想。清明假期很短，要从深圳赶回高州再赶回来，确实折腾。孩子要上课，老婆觉得没有必要专门为此跑一趟。理由都是对的，都是合理的。但所有这些"合理"叠加在一起，结果就是：清明上山那条路，走着走着，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会想：等我的父辈都不在了，等我也老了，走不动那条山路了——这个墓还有谁来上？

这不是杞人忧天。你去农村看一看，很多人已经很多年没有回来祭祖。不是子孙不孝，是子孙已经不在农村了，他们去了深圳、去了广州、去了更远的地方落地生根。他们有他们的生活和工作。

更有的人因为年纪大而子女无暇陪同回来，他不是不想回来，是回不来了，直到有一天他也埋葬在城市的墓园中，再也回不来......

五、高速通了，感情没通。

阳信高速通车之后，从深圳回高州确实方便了很多。以前走老路，要四五个小时，现在三个多小时就能到，物理距离缩短了。

但感情距离呢？

孩子不会因为回高州方便了就对高州有感情。就像你家楼下有一家很不错的湘菜馆，你天天路过，但如果你不是湖南人，你不会有"这是故乡的味道"的感觉。距离从来不是故乡感的核心变量——记忆才是。

高速缩短的是旅途，但它制造不了记忆。它把你更快地送到那个地方，但如果你到了那里无人可忆、无感可触，那缩短的时间有什么意义？

（图片为豆包ai生成）

阳信高速确实让我回高州更方便了。但方便的是"回去"，不是"带回去"。我带不回去我孩子对高州的感受，就像我带不回去那些已经消失的童年场景——那记忆中的小河荡然无存、曾经的漂亮梯田如今荒草丛生。

（图中的草坪已消失）

我回到的是一个不断变化中的高州，而我的记忆停在了旧的高州。我的孩子面对的则是一个全新的高州——一个跟他/她一年只待几天的陌生城镇。

六、故乡感的半衰期

我越来越觉得，故乡感是有衰减期的。

第一代——也就是我——故乡感浓烈而持久。我在高州出生、长大，度过了人生最关键的十几年。那里的山水、食物、语言、气味、人物，全部刻进了我的身体。即使我离开数十年，它也不会消退。清明一个人开车回去，三个多小时的路，我不觉得远，因为那条路的尽头有我的根。

第二代——我的孩子——故乡感稀薄。他/她在深圳出生、长大，高州对他来说，是"爸爸的老家"、"爷爷奶奶住的地方"。他/她回去，是做客，不是回家。他/她会吃我推荐的簸箕炊，会说"挺好吃的"，但他/她不会像我一样，在看到簸箕炊的那一刻，灵魂回到二十多年前老家墟街的早晨。

第三代——如果我孩子将来也在深圳成家立业——高州大概率就只剩一个地名。孙辈可能知道"我爷爷是高州人"，仅此而已，但他/她大概率已经不会说高州话。

这不是我家的特殊情况。这是整个中国正在发生的、大规模的、不可逆的故乡感衰减。每一个离开故土的城市化家庭，都在经历这条衰减曲线。

有人会说：这不就是现代化嘛，有什么好伤感的？

也许吧。但站在清明山上的那个瞬间，我一个人对着风吹过野草的坟墓，确实很难完全理性地看待这件事。

结语、我还是想回去

我还是想回高州。

不是因为孩子需要——他/她显然不需要。

不是因为老婆需要——她有她的故乡。

是因为我需要。

回去，是我确认自己是谁的方式。走在老家的墟街上，听到那句熟悉的方言，闻到路边肠粉摊飘出来的米浆香气，看到那些已经变老的面孔冲我喊一声"回来啦？"——这些瞬间，我在深圳无论如何都复制不了。

清明上山那条路，也许有一天真的只剩下我一个人走。也许有一天我也走不动了，那条路就彻底荒了。

但只要我还在走，那条路就还没有断。只要我还记得那个味道、那个声音、那座山、那些人，高州对我来说就还活着。它活在我的身体里，不是地图上。

故乡感也许是有衰减期的。但在衰减到零之前，我想尽可能地多回去几次。不是为了挽留什么，只是为了故乡感还在的时候，多看一眼。

清明节后有感，写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