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六，深圳的空气里还浮着层薄薄的暖。我在出租屋的阳台上站了会儿，看着底下街道上红灯笼一串串亮起来，像谁随手甩了串柿子。手插在裤兜里，指尖碰到那张硬挺的银行回单——两瓶茅台，3000多块钱，顶我小半个月的工资。我咂了咂嘴，舌尖泛起一种奇异的滋味，不全是疼，倒有点像小时候爬树摘杨梅，手心被粗糙的树皮磨得发烫的那种感觉。
我是隆回山坳坳里长大的。那地方，山是皱的，路是拧的，日子是晒在竹竿上总也晒不干的旧衣裳。我爹喝了一辈子酒，从前是自家酿的米酒和红薯酒，后来是村口小卖部玻璃坛子里的散装白酒。酒瓶永远是白色或褐色的，在掉漆的八仙桌角蹲着，像沉默的伙伴。爹常说，酒嘛，进到肚子里都一样，一股热气。可我记得，有年邻居家儿子考上公务员，摆席时开了瓶茅台，爹抿了一小盅，回来路上没说话，快到家门时才嘟囔一句：“嘿，是不一样，滑溜溜的，不拉嗓子。”
那句话，像颗生锈的钉子，不知怎么就钉在了我心里。
高铁一路向北，窗外的楼矮下去，山高起来。我脚边放着那个印着专卖店烫金字的纸袋，显得格外扎眼。对面坐的大叔瞟了好几眼，终于开口：“后生，带好酒回家？”我点点头。大叔笑了，露出被烟熏黄的牙：“孝顺。不过这酒啊，给老子喝浪费，他喝不出好赖。不如折成钱实在。”我也笑笑，没接话。我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枯田，心里想，有些事，可能就图个浪费。
进村时天擦黑了。我家那栋两层砖房，在暮色里像个灰扑扑的火柴盒。烟囱冒着笔直的白烟，是娘在灶上忙活。爹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烟头一明一灭，像只独眼。看见我，他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视线先落在我脸上，然后很快地，极不自然地，扫过我手里那个纸袋。
晚饭是腊肉、血粑、满碗满碟的扎实。话是零碎的，问深圳的楼，问地铁挤不挤，问一万块钱工资一个月在那边够不够活。爹话不多，只是喝酒。他拿出了自己平时喝的十块钱一瓶酒，给我也倒了一杯。我端起杯，抿了一口，那股辛辣的冲劲儿直顶脑门。我放下杯，终于把那个一直放在堂屋边上的纸袋拎了上来。
“爹，给你带了两瓶酒。”
纸袋窸窣的声音，在忽然安静的堂屋里格外响。爹的手在膝盖上蹭了蹭，接过来，没马上打开看，只是掂了掂分量。“花这钱做么子。”他说，语气是平的，听不出情绪。但他没放下，就那么拿着，进了里屋。好一会儿才出来，手上空了，坐下继续扒饭，耳朵根却有点红。
那两瓶茅台，后来就站在堂屋正中央的神龛边上，和爷爷奶奶的遗像、还有几个干瘪的桔子作伴。深红的包装，在昏暗的灯光下，像两个突兀的、穿着缎面礼服闯进田间地头的不速之客。
消息比风跑得还快。第二天，附近几个邻居就知道了，老李那崽在深圳发了迹，给他爹拎回来两瓶“飞天”，听说一瓶都要一两千。于是，来串门的人就来了。三叔公来了，背着手，绕着神龛转了两圈，凑得很近看，像在研究出土文物，末了说：“嗯，是真的，这飘带，这帽子，假不了。”村支书来了，坐下喝茶，眼睛瞟了好几回，笑着说：“老李，有福气啊，儿子有本事，也孝顺。这酒，得留着过年三十喝吧？”就连村口开小卖部的远房表舅也来了，聊了半天盐价，临走时像是忽然想起，指着那两瓶酒对我说：“这酒啊，价钱硬，我们这，有人收。真要出手，跟我说一声。”
爹一律只是呵呵地笑，递烟，倒茶，不接话茬。等人走了，他就蹲在门槛上，看着那两瓶酒，一口接一口地抽烟。那酒静静地立着，不再仅仅是酒，倒像成了个演员，被摆在生活的舞台中央，照出各种各样的目光——羡慕的，探究的，算计的，不以为然的。
娘悄悄把我拉到灶屋，往灶膛里添了把柴，火光亮起来，映着她脸上深深浅浅的沟壑。“你爹啊，”她压低声音，“昨晚半宿没睡。天刚亮就爬起来，拿着抹布，把那盒子擦了又擦。你买这个，他心里是欢喜的。就是……太贵了，贵得他心里不踏实，像欠了谁似的。”
我蹲在娘旁边，看着灶膛里噼啪作响的火苗。我想起在深圳，我挤在早高峰的地铁里，前胸贴后背，空气浑浊；我熬夜做方案，眼睛酸涩地盯着电脑屏幕；我和房东为了涨两百块房租掰扯半天……那钱，不是纸，是我一个个具体而微小时辰的命。换来的东西，却让最亲的人“心里不踏实”。
大年三十，年夜饭摆上了桌，鸡鸭鱼肉，热气蒸腾。电视里放着春晚，锣鼓喧天。那两瓶茅台，终于从神龛上被请了下来，放在爹手边。全家人都看着。爹的手，那双握惯了锄头、布满老茧和裂口的手，在那精致的瓶盖上，显得有些笨拙。他拧了一下，没开，又加了几分力，瓶盖发出“啵”的一声轻响，开了。一股复杂的、醇厚的香气，极其含蓄地弥漫开来，瞬间就压过了满桌的饭菜香。
爹小心翼翼地把酒倒入几个小玻璃杯里，酒线细长，微微发黄。他先端起自己那杯，没马上喝，凑到鼻子下闻了很久，眼睛眯着，像在辨认一个久远而模糊的梦。然后，他小小地抿了一口。我看着他。他咂摸着嘴，喉结动了一下，又动了一下，没说话。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像是回过神来，看着一桌子等他评价的家人，咧开嘴，笑了笑，说：
“好喝。这羊买币的好喝。”
大家都笑了，气氛松快下来。弟弟迫不及待地喝了一大口，呛得直咳嗽，嚷道：“劲大！”娘也尝了一点，皱皱眉：“一股子酱味儿，哪有咱们的米酒甜。”我端起杯，学着爹的样子，先闻，再小口抿。那酒液滑过舌尖，是绵的，细腻的，然后一层层味道在口腔里荡开，的确是复杂的，醇厚的。可不知怎的，在这混合着腊肉、鞭炮硝烟和泥土气息的堂屋里，这名声赫赫的滋味，却显得有点过于精致，甚至有点孤独，像一句文绉绉的外国诗，掉进了粗粝的山歌里。
两瓶酒，一顿饭下来，我们只喝了一瓶。爹喝得慢，喝得珍惜，每次只倒杯底一点点。
假期过得快，转眼又到离别时。初六早上，天阴沉着。我收拾行李，那个华丽的纸袋又空了，被我折好，塞进背包侧面。两瓶酒还立在神龛边，一瓶剩个瓶子，一瓶还没开封。爹叫了车送我到高铁站，两人沉默地站着。进站前我回头望，爹还站在原地，朝我挥挥手，然后转身，背着手，慢慢朝家的方向走。（漂泊人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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