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在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的官田地铁站附近的城中村里。
由于村子一公里外通了地铁,这个村子住的人员是比较庞杂的,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为了谋生来到这个村子,住在这里的人既有在南山福田上班的都市白领,也有像我一样吃了上顿着急找下顿的灵活就业者,另外一大部分是住着周边工厂上班的男男女女。当然,还有极小一部分是本地人。本地人作为原住民可以坐地收租,他们普遍都不是不上班。
村子有五六十间商铺散落在村子的主干道两旁。当然少不目前在各个城市大行其道的室内台球室,里面的助教小姐姐夏天露着大长腿,她们经过狭窄的城中村巷子,是这个地方少有的一道风景线。
但是对打工人来说,台球厅助教小姐姐一个小时200元的陪练价格已经超出了绝大多数工厂上班男青年的消费水平。
如果你压抑了一个月,实在想解锁这个村子里的温柔乡密码,你需要一些耐心,往小巷子里面钻。村子小巷子深处霓虹闪烁着采耳按摩,平日没生意的时候,老板娘慵懒地躺在沙发上刷着手机。这个村子里有三家这样的采耳店,他们白天没什么生意,生意的高峰期是在晚上9点之后。上一个钟只需要100元左右,这才是城中村打工人每个月能消费起的娱乐。
出门在外,用钱的地方是衣食住行,在深圳工作住的开支已经占据了普通打工人工资的一大块。
出行的开支对在工厂上班的人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是公司的白领,出行的开支则是一个月在300元左右。
吃饭的开支,由于这几年深圳的大环境、就业形势下行的趋势明显,疫情后的这几年,大家的钱包普遍都比较紧张,吃饭就没有以前那么大手大脚。
以前在深圳,一个普通的都市白领,对15元的猪脚饭是不会有啥心痛的,现在在深圳的郊区,能吃上猪脚饭的人,普遍是收入还可以的。
我住的这村子,有几十栋农民自建房,楼层间距挨得极紧。前些年深圳的各大城中村兴起了改造运动。本地房东由于出于利益的考量,会把整栋楼租给二手房东。由二手房东来重新装修,把里面装上电器,变成了精装公寓。
以前五六百元就能租到的单间,变成公寓后价格就变成1000块。
房子的实际面积并没有增大,活动空间还是和原来一样,但是价格已经翻番了。
由于我平时不做饭,周边的几个城中村的快餐店、螺蛳粉、麻辣烫店,这些打工人消费得起的餐饮,是我日常解决温饱的地方。
我在这个村子住了将近两年,楼下商铺餐饮更迭的速度,这两年尤其快。
之前常去的一家烧烤店,是一对湖南老夫妻开的。这对夫妻,男的是个老烟枪,我每次经过他门口,他都是烟不离手、槟榔嚼个不停。去年元旦过后,这对老夫妻的开了6年的老店已经转让出去了。现在已经被改造成自选的称重快餐。
之前常去的永和自选快餐已经被后来的12元自选大碗饭给冲击垮了。
村子附近有一家大的工厂。巅峰时期这家工厂之前据说有两三千号人。这几年由于贸易战的影响,这家2000人左右的工厂,现在已经略减为只有七八百号人。
以前的打工人是会选择住在厂里面,毕竟厂里面是有食堂的,食宿都可以解决,发的工资就是纯利。但是现在的00后打工人已经不习惯住在工厂的宿舍了,他们但凡是手上有点钱,或者领到几个月的工资,就会选择在厂附近的农民房里面租房子住。
2000年初那时我辍学来到深圳打工。我那时候的80后是承接了上两代人的吃苦耐劳,很少会选择租房子住。当然结完婚有老婆的就另说了。
量大管饱才是餐饮人的流量密码,深圳很多地区已经不吃15元的猪脚饭了,12元的大碗饭正被打工人所接受。
个人的力量在时代的洪流当中不值得一提,普通人改变命运的机会在当下极度内卷的中国社会,少之又少。
我活了40年,真正遇到的发财机会没有出现过,农家子弟的出路无非在城市谋个温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