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1984年刚过完年的时候出发的）改革开放刚吹到南方，深圳特区就像一块突然亮起来的磁石，把全国各地怀揣着梦想的年轻人都吸了过来。我就是其中最普通不过的一个——那年十八岁，生在内陆的小城里，长这么大，最远就去过县城，没见过高楼，没坐过电梯，就连像样的点心都没吃过几口，整个人愣头愣脑的，带着一身乡下的土气，一头扎进了这个到处都是新鲜玩意儿的特区。
那时候的交通可没现在这么方便，去深圳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政府定点发的班车。还要提前几天到西河街老汽车站窗口提前买好票。我记得清清楚楚，从五华到深圳，车费就4块5毛钱。那车的座椅是木条做的，硬得硌屁股，车窗是那种上下推拉的玻璃，走的路全程都是砂石路，记得中途要经过安流、紫金，坐在车上，风从四面八方灌进来，扬起的尘土直往鼻子里钻。早上五点四十五分发车，一路颠颠簸簸，到深圳汽车站的时候，都快下午五点了，下车一跺脚，浑身都是灰，跟从土堆里爬出来似的。
还记得那时候，父亲托公安局的人，帮我和十六岁的妹妹办好了边防证，给了我十几块钱，还有一些粮票——八十年代初，内陆城市吃饭还得用粮票，没粮票买不到吃的。就这么着，父亲咬了咬牙，把我们两个孩子，硬生生推向了社会。我带着十六岁的妹妹，进了罗湖田贝的一家电子厂，可谁能想到，第一次出来就踩了坑，进的是一个香港老板和本地人合伙开的黑工厂。我们住的是竹架搭的工棚，里面臭水横流，蚊子苍蝇到处飞，四面漏风，根本没法好好休息。干了整整半年，老板就给了二十块钱伙食费，连基本工资都没给。妹妹那时候太小，实在扛不住，晚上在工棚睡觉，连蚊帐都没有，脸上被蚊子叮得全是红肿的包，后来被亲戚接回了老家。我不甘心就这么灰溜溜地回去，又辗转进了好几家工厂，中间还去东门倒卖过电影票，到人民桥摆地摊卖小商品，可那时候年纪小，不懂行情，也没什么本事，折腾来折腾去，也没闯出什么名堂。
年轻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愁是什么滋味，坐车出远门，只觉得新鲜好玩，好奇心特别重。记得没事的时候，我还特意跑到翠竹苑小区，就为了坐电梯玩。那时候二十多层的楼，在我眼里就是顶天的高楼，我按着电梯按钮，一上一下，玩得不亦乐乎，完全没觉得丢人。
计划经济时期的内陆小城，物资特别缺，别说什么精致的西式小蛋糕了，就连普通的糕点，都算是稀罕东西。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最好吃的，就是逢年过节才能吃上的大白兔奶糖。糖纸剥下来，有时候实在太馋了，就会把糖纸凑到嘴边抿一抿，大人们开玩笑说，那层糖纸内衣也能吃，我就真的记在了心里。这份傻乎乎的天真，也为我初到深圳闹的笑话，埋下了伏笔。
有一次，我走进特区的一家小餐馆，一眼就看到橱窗里摆着的小蛋糕，瞬间就挪不动脚了。那蛋糕外皮金灿灿的，飘着甜甜的香味，整整齐齐地摆在盘子里，对我这个从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小子来说，简直就是天上才有的美味。我犹豫了半天，终于鼓起勇气点了一盘，（2角5分一个）服务员刚把蛋糕端上桌，我哪里还顾得上什么斯文，眼睛死死盯着蛋糕，口水咽了一遍又一遍，伸手抓起一个就往嘴里塞。那香甜软糯的口感，是我长这么大，从来没尝过的味道，好吃得直眯眼睛。
一时吃得兴起，我狼吞虎咽，一口气吃了五六个，只觉得特别过瘾。直到吃得慢了一点，无意间用眼角的余光瞥见邻桌，才发现坐着一个打扮时髦的年轻姑娘，正捂着嘴偷偷笑。她的眼神里没有恶意，可我还是瞬间僵住了。只见她慢悠悠地拿起一块蛋糕，轻轻揭下蛋糕底部那层薄薄的底纸，动作又优雅又自然。我其实不笨，知道她是故意示范给我看。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我刚才吃蛋糕的时候，把底纸也一起吞下去了！我想起小时候吃大白兔奶糖，糖纸能吃，就傻乎乎地以为，这个蛋糕薄薄的包装纸一样能吃，还觉得那层底纸粘得挺紧，扔了可惜，压根没意识到，自己这副样子有多窘迫。
一瞬间，羞愧感从脚底一下子冲到了头顶，脸烧得滚烫，红得都快滴血了，尴尬得十个脚趾头都在使劲抠地板，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又急又臊，下意识地想用手指往喉咙里抠，想把吃下去的带纸的蛋糕吐出来，可又怕动作太大，更让人笑话，就这么僵在原地，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心里又羞又悔，恨不得抽自己两下。
那时候的我，就是这么懵懂又天真。没见过大城市的灯红酒绿，不懂城里人的规矩礼仪，带着乡下孩子的那份直率和笨拙，闯进了这个飞速发展的新世界。一块小小的蛋糕，一层不起眼的底纸，成了我十八岁闯深圳，最难忘的一段记忆。
现在回想起来，没有嘲笑，只有当年的青涩；没有尴尬，只有一路的成长。如今再提起这件事，只觉得又好笑又暖心。那是一个内陆青年，第一次接触外面世界的真实模样，也是改革开放的浪潮里，无数普通人奔向新生活的一个小小缩影。那些当年的窘态和天真，如今都变成了最珍贵的回忆，时刻提醒着我，我从哪里来，走过怎样的路，又是如何在时代的浪潮里，一点点见了世面，一步步长成了今天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