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意识到自己过去十几年如一日的假笑，是在一次关于笑容的闲聊中。
那是去年11月在创益院上最后一次课的时候，我的小组同学刘涵突然对我说：
“大力哥，你是不是天天都很开心？我发现每次看到你都在笑，笑得特别开心。”
这句话让我愣了一下，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
我从没意识到自己经常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笑，所以只能打着哈哈笑着把这个问题应付了过去。但她的话像一根刺，扎在我的心里一直拔不掉：
我现在为什么会笑？
以前为什么会笑我倒是知道，曾经我太习惯每天都会应酬的笑、打着哈哈的假笑、皮笑肉不笑，那都是我投行职业面具的一部分，为了维持体面，为了拿下项目，为了在那个精英构筑的崇高大厦里显得合群且无懈可击。
直到三年前，我选择了提前退休。本想着从此寄情山水，过闲云野鹤的日子，却误打误撞进了一个比投行更“苦”，更需要耗费心力的领域：公益。
在这个圈子里，没有任何薪水的诱惑，只有无尽的琐碎和对他人的共情，至少对于这几年的我来说就是这样。
但为什么退休后就不再需要应酬、打哈哈、皮笑肉不笑的我，现在会被人发现天天都在笑？后来我自己想明白了，也知道怎么回答刘涵了：
“以前那是假笑，现在这两年是真的在笑。这种笑，不是因为搞定了一个IPO项目，也不是因为年终奖到账，而是一种卸下重担后，面对真实的人与事时，自然流露的松弛。”
只是等我想明白的时候，已经距离创益院课程结束很久了，大家早已经从四川回到全国各地，回到各自的生活和工作中去，包括来自深圳的刘涵。
所以2025年冬天，我特意从上海飞到深圳，准备当面告诉她那个问题的回答。
而当我走进Impact Hub Shenzhen，见到了刘涵和她的同事迟睿。才知道在深圳这个以搞钱著称的城市里，她俩的职业竟然是这个世界上看似最不赚钱的投资：影响力投资。
「在这个行业，大家都没存款」
迟睿坐在我对面，谈吐有着超出年龄的缜密与冷静。虽然他是比我小十几岁的95后，但也是比我早上了两年创益院的老学长。我在来之前就特别好奇，他俩为什么年纪轻轻却能比我少走十几年弯路，大学毕业就直接选择如此“清贫”的职业？没想到那天迟睿抛出了一句更让我震惊的话：“我们这个行业的人，不仅是我们，很多干到30多岁也没啥存款。”在主流叙事里，这恐怕是一个风险信号。30多岁，没有积蓄，在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意味着抗风险能力极低。但在迟睿脸上，我没看到焦虑，也没看到一丝不安全感。“如果你能接受你在30多岁的时候都没有存款，你其实有非常多的自由去探索各种各样的事情。”迟睿说他的大学室友在做游戏策划，工资是自己的三倍。想到自己的同学时，他也问过自己羡慕吗？会愿意换这样的工作吗？如果换成一个金融行业的年轻人，跟我说这样的话。我可能一点都不会信，毕竟年轻时的我，还没挣到钱的时候，就是用同样的话安慰自己的。但那天我能听的出来，这对于迟睿来说，绝对不是自我安慰，而是另外一类年轻人的世界观：在他们的价值排序里，自我实现的自由，被置于了比银行卡余额更高的位置。迟睿说他做过一个印象很深的噩梦：梦见自己已经做了很多伟大的事情，突然发现明天有一个数学考试要考，而自己什么都不会，在梦里急得满头大汗。他跟我分析说这是优绩主义给自己的创伤。小时候一考不好，就觉得自己是一坨屎，考好了才觉得自己被认可。这种被比较的梦魇，即便工作多年，依然潜伏在无意识里，时刻准备着跳出来攻击自己。老板自己就是学西班牙语出身转做金融的非标特例，团队里也充满了非传统的人才。这里没有大厂里等级森严的职级体系，年轻人也不需要像在传统金融机构那样，先做几年dirty work才能熬出头。大家不把毕业院校和Title顶在脑门上，而是更关注你想解决什么问题。迟睿和刘涵都毕业于宁波诺丁汉大学。他们在那里接触到的发展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这两门课，成为了他们理解世界的基石：前者让他们看到了落后国家如何在挣扎中转型，后者让他们明白了人的行为是如何被干预和改变的。我还是觉得很奇怪，正儿八经本硕都是学金融的我当然也学过那两门课，怎么我学的目的是为了规划着进投行拿高薪，他们学完却选择去在研究乡村发展和气候变暖？迟睿说传统经济学假设人是自私的，资源是稀缺的，所以要竞争，会掠夺。但他觉得资源并不是稀缺的，而是我们使用资源的方式是错误的，是我们以一种无限贪婪的需求去索取自然，超过了自然的限度，这才导致了匮乏。所以他们选择了这条少有人走的路：做影响力投资，不是支持那些单纯为了资本增值的商业，而是去孵化那些能解决社会问题的企业。我听着她俩说的这些，总是会不由自主想起自己曾经在陆家嘴的日子，那时候我所有的目的和焦虑都来自于赢，无论什么我都要赢。包括现在金融行业的年轻人，也依然在比拼谁的Title更高，谁的奖金更多。优绩主义在我们这里恐怕不只是梦魇，还是现实中一条无形的鞭子，抽打着每一个人往前跑，我们不敢停歇，也不敢回头看一眼路边的风景。「一种更高级的生意」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影响力投资”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介于慈善和商业之间。我也是这两年才第一次听说这个词，等稍微了解了点之后，我对此职业还是觉得挺悲观的：商业想做得好就挺难的，公益想做得好也挺难的。而影响力投资要投的社会企业，既要商业闭环，又要社会价值，一个讲究的是效率和利润，一个讲究的是奉献，把这俩融合起来一起做好不是更难吗？“这是一种迷思，大家总是觉得公益支持的群体就是穷人，是没有支付能力的，甚至像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被圈养起来等待投喂。但事实是，很多社会问题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主流商业忽略了特定的需求。”他举了一个实际的例子，比如市面上很多产品都是基于白人、富有、男性的视角设计的。而影响力投资会关注那些被遗忘的角落，无论是视障人群的无障碍设施，还是适老化的设计，以及针对女性友好的产品。当然，如果你仅仅是把椅子涂成粉色，然后卖更贵的价格，那是收“粉红税”的商业投机，而不是影响力创新。如果你能设计出一个单手就能使用的产品，不仅帮助了只有一只手的人，也帮助了左臂骨折的人，还帮助了正在打电话腾不出手的人。这就从一个“弱势群体”的小众需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通用市场。在Impact Hub Shenzhen的孵化器里，我就看到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却又充满生命力的项目。有年轻人在做性知识的普及教育，有人在关注休学儿童的体制外发展，还有人想用AI解决老年人的孤独......他们大多都是「Z世代」的年轻人，没有历史包袱，也不迷信权威。他们正在用全新的世界观，去感知到这个时代的痛点在哪里。刘涵还介绍了另一类她们所熟悉的有趣群体：「厂二代」。他们的父母辈，大多都是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靠制造业起家，留下了庞大的工厂和资源。但这些接班的年轻人，往往学的是艺术、人文或社会学，他们不想继承和重复那种高污染、高消耗的老路。所以他们会带着新的视角去审视老的商业版图，哪怕只是把工厂的屋顶换成光伏板，哪怕只是在产品设计里加入一点对弱势群体的关怀，这都是带有影响力的改变。这群「厂二代」们，正在试图用更柔和、更可持续的方式，去接手那个充满了机器轰鸣声的旧世界。“你们每年筛选和培育那么多影响力项目，最后成的有多少？”她俩介绍说从社群到孵化器，再到最后深度合作的项目，这个漏斗最后可能只漏下1%到10%这个区间。大部分项目有的死于商业模式不跑通，有的死于团队磨合，或者死于时机不对。“是寻找，我们一直在散发信号，告诉别人我们在做什么。对这个事情有共识的人，就会主动找到我们。”你不能强行拔苗助长，你也不能逼着一颗石头开花。你只能等待那些本身就带有生命力的种子，自己破土而出，然后你给它一点水，一点阳光。距离我去深圳跟她俩录这期播客，其实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了，但今天根据播客内容梳理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脑海里还是清晰的浮现出这两位年轻人笑的样子。他们或许没有丰厚的存款，没有令人艳羡的Title，但他们拥有我花了十几年才找回来的东西：真实的笑，以及对自己生活的绝对掌控感。那个下午，我们仨聊了三个多小时，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迟睿的这句话：“在别的行业，理想主义可能是一个笑话，是会被嘲笑的幼稚。至少在这里，它是一种被鼓励和支持的品性。”她俩也让我重新认识了深圳这座城市，除了搞钱的匆忙脚步声之外，似乎还有一种缓慢生长的声音。那是一群年轻人，在用他们的方式，重新定义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富有。我想，我知道什么是影响力投资了：投给未来，投给人心，投给那些真正值得的笑脸。（本文内容全部来自这期播客，欢迎收听更加详细的讲述）
04:15所谓「做自己」，或许只是一个新自由主义的消费神话
08:15当学艺术与人文社科的「厂二代」开始审视父辈的商业版图
16:40警惕一种居高临下的「动物园式」公益凝视
25:20影响力投资是资本的另一种想象力
33:10深圳的年轻人与社群生态
41:20孵化器里的残酷现实，其实没多少项目能活下来？
50:05从业者的真实生活状态：其实大家都没多少存款？
58:40可持续发展的方方面面：包装还是真干？
01:10:20当跳出单一维度的竞争，年轻人会寻找怎样的生活状态？
01:24:50真正做公益和可持续领域的人，为何会自己逼着自己吃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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