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国资三十年:从改革先锋到创新困局

曾以“敢闯敢试”引领中国国企改革、铸就“深圳速度”的深圳国资，如今手握5.1万亿元市属国企资产，位列全国37个省级国资监管系统第四，但庞大体量背后却是创新活力褪色、转型步履维艰的发展困境。深圳地铁集团因万科投资亏损，2024年净亏损334.6亿元、单日亏损近1亿元，国资国企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长期滞后，与北京、上海聚焦科创赛道的突破，长三角产业协同的崛起，杭州原创科创的爆发形成鲜明差距，昔日改革先锋正面临多重发展桎梏。

一、创新机制僵化，研发投入不足

（一）产业结构失衡，资本与成果脱节。深圳国资委统筹近6000亿元创投基金（含100亿元天使母基金），但国资国企自身创新成果寥寥，2025年初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占比仅约2%（2025年底提升至9.3%），与庞大资产规模形成畸形反差。反观北京聚焦人工智能、上海发力生物医药、长三角打造跨区域科创集群，其战新产业布局占比均远高于深圳，产业结构的合理性持续激发创新动力。

（二）研发投入偏低，考核掣肘落地。2025年1-10月深圳地方国企研发投入强度仅2.0%以上，不仅远低于新兴科技企业，也落后于北、上及长三角国资水平。叠加国企内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保守氛围，以及过度审计、唯“净利润、上市时限”的短期考核导向，创新沦为PPT愿景，部分被投企业更陷入“重资本套利、轻技术深耕”的误区。

（三）本土培育缺位，错失科创机遇。与杭州孵化DeepSeek、北京诞生大批AI原生企业、上海培育生物医药创新主体、长三角涌现细分科创新星的态势相比，深圳本土原创科创培育能力明显不足。即便坐拥腾讯，其微信、王者荣耀两大核心产品也分别诞生于广州、成都，本土科创孵化短板正使深圳在全国科创格局中逐渐失势。

二、人才战略失焦，精英导向取代实干精神

（一）引才导向偏差，人才吸引力不敌头部城市与区域。近年来，深圳在人才引进上过度依赖权威与资历，从“来了都是深圳人”的草根文化转向高高在上的精英文化，人才吸引力持续下滑。反观北京依托全国科创中心资源优势、上海凭借国际大都市产业平台，持续吸引全球高端科创人才；长三角则通过跨区域人才政策互通与产业岗位联动，形成人才集聚的虹吸效应，成为实干型、创新型人才的重要聚集地。

（二）精英化招聘凸显，实干创新人才被边缘化。深圳国资系统2025年“菁英聚鹏城”招聘活动虽组织330余家次企业开展20余场招聘，吸纳7000余名应届毕业生，但12月一场招聘会中，53家企业仅提供2260个岗位，其中博士岗位达201个。这种过度追求高学历的精英化倾向，导致真正具备创新精神的实干人才被边缘化。而北京、上海国资在招聘中兼顾学历与实操能力，长三角国资更针对产业需求推出“技能型人才专项招聘”，为不同层次实干人才提供发展平台，其多元化人才吸纳模式更契合科创产业发展需求。

（三）人才评价僵化，错失潜力型创业人才。分析显示，若以深圳国资常规评价体系衡量，DeepSeek创始人梁文锋、宇树科技创始人王兴兴等成名前的创业者难以进入其视野。某政府引导基金分管领导在投决会上追问“创始团队有常春藤背景吗？”的案例，暴露出对学历背景的过度追捧。缺乏光鲜背景的实干型创业者，即便具备创新能力，也难以在深圳获得资本与资源支持。

三、招聘机制不透明，平台建设滞后于人才竞争需求

（一）招聘机制缺乏透明度，与头部城市形成差距。2025年7月，深圳市国资委就2026校园招聘发布征求意见通告，截至7月25日仅收到3条反馈。而北京、上海国资校园招聘均建立线上线下双向征求意见通道，长三角国资更通过跨区域政企联动，广泛收集高校、企业、人才三方建议，招聘机制的透明度与参与度均显著高于深圳。

（二）招聘平台建设落后，配套服务体系缺失。深圳国资招聘平台仅具备基础投递功能，缺乏人才追踪、培养等配套服务，难以形成“引育留用”闭环。反观北京国资打造“人才全生命周期服务平台”，涵盖投递、测评、培养、晋升全环节；上海国资推出智慧招聘平台实现人岗精准匹配；长三角建立跨区域人才服务平台，实现资质互认与资源共享，完善的平台建设持续强化人才竞争优势。

（三）选聘思维僵化，难以适配新时代人才竞争。龙岗区2025年国资国企系统中层管理人员选聘中，5个空缺岗位虽面向全市开放，但仍沿用传统“笔试+面试”模式，缺乏创新与透明度。市人大代表孙迎彤指出：“最怕用过去的思维指导未来的工作。”深圳国资在招聘领域的思维僵化，使其不仅落后于杭州，更与北京、上海及长三角的人才竞争节奏脱节。

四、体制改革停滞，决策机制僵化错失转型窗口

（一）决策流程繁琐，市场反应滞后于头部区域。某北方钢铁集团案例折射出国资系统共性问题：该集团斥资30亿元建设冷轧生产线，从立项到投产耗时5年、召开47次决策会议，却未有效运用市场数据。这种“先拍板再调研”的模式在深圳国资同样存在——一项决策需经层层审批、集体讨论、风险评估等多重环节，导致市场反应严重滞后。卫光生物筹划近三年的控制权变更事项陷入停滞，因涉及多重审批与利益协商，相关协议迟迟未签署、审批程序未启动，凸显资本运作决策滞后的弊端。

（二）责任边界模糊，决策数据失真脱离实际。某央企案例显示，下属公司为完成年度任务开展市场调研时，因面临“完不成任务无法向领导交代”的压力，导致市场数据严重失真——这一问题在深圳国资系统同样突出。深圳特发信息子公司特发东智为完成业绩承诺，通过跨期调节成本、虚构业务等方式长期财务造假，虚增虚减利润总额，导致母公司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反映出责任边界不清下的数据失真问题。

（三）制度设计不足，企业家精神难以有效激发。深圳国资系统负责人任用、考核、激励等制度设计难以激发“企业家精神”，特别是“一把手”的任期不确定且较短暂，难以形成持久的创新战略。市人大代表李炜指出，深圳国资需要建立免责机制和容错机制。他感慨：“以前的深圳就是敢闯敢试敢投，才有了这么多优秀的企业出来，现在没有了，别的城市反而学会了。”以宇树科技等硬科技企业发展为例，传统对赌模式与技术创新规律冲突，而现有考核机制重短期财务指标、轻长期发展，难以激发创新活力。

五、资源错配严重，传统产业拖累整体发展

（一）资金过度倾斜传统产业，挤占科创投入空间。2025年，深铁集团向万科累计提供借款达291.3亿元，试图挽救这家房地产巨头，恒大、华南城等地产巨头也都得到了深圳国资的资金支持。而北京、上海国资早已逐步缩减对传统产业的投入，将资金重点投向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科创赛道；长三角国资更是通过资本联动，集中资源布局新能源、低空经济等前沿产业，资本的精准投放让科创产业发展动力十足。

（二）资源错配引发连锁问题，发展增速大幅放缓。深圳国资对传统产业的大量资金救助，付出了沉重的发展代价。2020年-2024年五年间，深圳市属企业总资产增幅从12.3%骤降至1.6%。2024年，深圳财政收入较上年减少近200亿元，同比下降4.8%，是万亿城市中减收最多的城市。而同期北京、上海国资总资产保持稳步增长，科创产业对财政的贡献持续提升；长三角国资凭借产业协同优势，实现资产规模与科创营收双增长，区域发展的良性循环已然形成。

（三）新兴产业投入不足，与头部城市、区域差距拉大。与深圳国资频频救助传统产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对新兴产业的投入明显不足，国资国企在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金融等领域的盈利能力较强，导致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严重不足。而北京国资已成为国内人工智能、航天航空等领域的重要投资主体，上海国资在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赛道的布局成效显著，长三角国资更是通过跨区域资源整合，在新能源、AI大模型等领域形成集群优势，杭州、苏州、南京等长三角城市均培育出多个全国知名的科创企业，深圳在新兴产业布局上与北京、上海及长三角的差距正不断拉大。

三十年前，深圳国企以“敢闯敢试”成为全国改革标杆；三十年后，面对北京上海科创突破、长三角产业协同崛起、杭州创新发展的竞争态势，深圳国资需正视创新机制僵化、人才战略失焦、招聘机制不透明、体制改革停滞、资源分配错配等核心问题。唯有打破体制束缚，重构创新导向的考核与人才评价体系，建立容错机制，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简化决策流程、激发企业家精神，重拾“敢闯敢试敢投”的改革初心，才能缩小与头部城市的差距，重获市场认可，再扛国企创新大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