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军秘密回家，还是被马兰英的父母知道了。
当初招工时，刘立军信誓旦旦拍着胸脯对马兰英的父母立下保证：“有我在，放一万个心，领着兰英去挣大钱的，绝不让她少半根毫毛，否则，拿我试问。”
如今他自己回来了，却没见女儿，马兰英父母提出疑问：“俺闺女会不会被你贩卖了？为何你一个人返回？说不清楚？报警！”
刘立军连忙写了一封信寄给马兰英，要她快写封信给父母，以报平安。
一封信，至少七天才能到。厂里专门有一个信亭，每天都有人去寻找自己的信件，我们也不例外，几乎每天去看。
马兰英接到信，连忙回复，汇报这儿的实际情况：劳动强度太大，吃不饱，睡不醒，水土不服，老是下雨，脚丫都烂了等。
再接到信时，半个月就过去了。
马兰英的父亲在信中要马兰英赶快回家，吃这么大的苦，受这么大的罪，挣再多钱也不干，在家要饭也比这儿强。
马兰英还想再干，暂时不想回去，因为她的工资每月一千多元钱，不像我，累死了只拿到四五百元。原来，按眼睛工资最低，她属于检验员，工资是最高的。
又过了两个月，马兰英接到家里来信，说父亲病重，望速回。
这下马兰英坐不住了，回家！
其他两位姑娘也吵着要回家，并央求我一起走。我不愿意回去，因为我出来一趟多不容易啊。
但是，肩上的责任不得不使我改变主意：她们三位姑娘，出门就掉向，分不清东西南北，又不会讲普通话，的确需要我照顾，需要我护送回家，否则，她们连广州火车站都找不到。
我比她们大两岁，而且我会讲普通话，来这儿半年了，她们仨一句普通话也不会讲。
无论是老板、线长，还是天南地北的工友，都要求这几位姑娘“请讲普通话”。
她们呢，不约而同地用羞涩代替回答，方言依旧如故，许多场合下我只好当翻译。
如今她们央求我一起走。
“秋菊姐，全靠你了，俺出门掉向，东西南北分不清啊…”
“是啊，你不照顾俺，遇上人贩子咋整？”
“我出来一趟不容易，再说，还有两个月的工资就扔了……”我说出心里话。
“我每月一千多块，都不心疼，你四五百的工资，还不够受罪的。再说，俺爹病了……马兰英眼圈红了。
“也许，你爸爸没病，骗你回家的。你别难过。”我安慰她。
“你不想孩子？”
提到孩子，软肋！我不再坚持说服她们留下来挣钱，“好，回家，咱一起回家。”
她们破涕为笑。
我们立即做着回家的打算。当然，还要等这个月发了工资再走。
由于工资套俩月发，第四次发工资时，我们其实已干六个月了，现在走，就意味着白白扔了两个月的血汗钱，可归心似箭，哪里能挡住回家的脚步呢？
发了工资的当天晚上，我们偷偷收拾行李，我提出是否到宋玉国那儿告别，遭到她们三人的一致反对：“你傻啊，不能去。因为我们是偷跑的。”
第二天，天蒙蒙亮，我们几个悄悄起床，胡乱洗漱后，各自提着行李，下了宿舍楼，先顺着昨天晚上踩好的墙头（曾看见许多偷跑者就这样），把行李一个个扔出墙外，然后腰里别着厂牌，大摇大摆地走出厂门口。
走出厂，意味着永不再来。
渐行渐远的我回头看了看的“康仔”俩字，心里默想：康仔，最好不要说“再见”。
请看下篇《深圳打工》（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