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两会前瞻 | 人才住房的“深圳答案”

在“十二五”期间的相关报告中，人才住房大多被置于“加强社会建设”或“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章节下，表述相对原则化，如“改善人才居住条件”、“探索人才安居办法”。此时，政策更多是作为优化人才发展环境的一项配套措施，尚未与经济发展主线深度绑定。

“十三五”时期是一个关键转折点。随着深圳明确建设“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的目标，人才被视作核心资源。2016年起，报告开始出现“加大人才住房供给力度”、“完善人才安居政策体系”等更具体的部署，并将其与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等经济议题直接关联。人才住房开始被赋予服务城市核心战略的明确功能属性。

进入“十四五”，尤其是近三年，深圳两会对人才住房的部署呈现出系统性、精准性与战略性的鲜明特征。2023年报告提出在河套合作区、光明科学城等战略平台“一体化规划建设人才住房、科研空间与公共服务设施”。2024年进一步强调“创新人才住房投融资机制”，引入市场力量。2025年的最新表述则指向了“提升人才住房的综合效能与投资效益”，标志着政策评估标准从“建成多少套”向“带来多少价值”跃升。

这一“三级跳”式的发展规律揭示了一个核心趋势：在深圳的决策视野中，人才住房已彻底从传统的民生保障范畴，升维为一项重要的经济基础设施和战略投资。它旨在通过降低优秀人才的居住成本和生活压力，不仅吸引他们“流入”，更要保障他们能心无旁骛地“创造”，从而将住房的静态空间价值，转化为驱动城市创新的动态时间价值。

将深圳的人才住房政策置于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所构建的宏观政策语境中，可以发现其“先行性”并非偏离国家方向，而是对国家住房政策功能演进的一种前瞻性回应。近年来，两会报告中关于住房问题的表述逐渐从单一的民生保障叙事，演进为与高质量发展、新型城镇化和人口结构优化紧密耦合的综合性政策议题。例如，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和“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并强调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和满足“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以“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为核心的制度框架，标志着我国住房政策正由短期调控走向长效机制，其根本目标已不仅在于缓解居住压力本身，而在于通过住房制度改革支撑城市可持续发展。

在这一国家叙事中，住房保障的政策重心呈现出明显的功能延展。一方面，两会报告持续强调解决新市民和青年人的住房困难，凸显住房政策的兜底性与公平性；另一方面，与“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等关键词并列出现的住房议题，也暗示其正在被赋予更强的发展属性。住房不再只是被视为消费品或福利供给，而是逐步被纳入人口流动调节、城市竞争力塑造和产业体系支撑的政策工具箱之中。例如，各地推行的分层分类保障，通过提供“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等多层次产品，旨在形成“先租后买、先小后大”的梯次保障格局，服务于人口结构优化与城市发展的长远目标。这种叙事转变，为地方在住房政策中引入更具选择性和发展导向的制度设计，提供了充分的政策空间。

深圳的人才住房实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对国家政策趋势做出的制度化回应。与国家层面以普惠性和基础性保障为主的政策表述不同，深圳在不否定保障目标的前提下，进一步拓展了住房政策的功能边界，将其明确嵌入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整体战略之中。这种差异并非简单的政策激进或资源倾斜，而是源于深圳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其在国家战略中的功能定位。作为高新技术产业高度集聚的城市，深圳所面临的关键约束并非劳动力数量，而是高端人才的持续集聚与创新活力的稳定生成，因此，其住房政策天然具有更强的靶向性和生产性。

具体而言，深圳的人才住房并不仅意在解决“能否居住”的问题，而是通过住房配置重塑创新要素的组合方式，使居住空间成为创新生态的一部分。将住房资格与创新资源、公共科研平台、创业服务体系相衔接的制度设计，体现出一种以“住—创—产”联动为核心的政策逻辑。这种做法并未脱离两会报告中关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总体目标，而是以更为具体和空间化的方式，提前将住房政策转化为支撑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制度基础。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常态化面向香港人才配租住房，直接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战略。光明区则紧密围绕科学城建设，其2024年筹集的5204套保障房，重点配租给贝特瑞、华星光电等七大重点企业，以及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院、深圳湾实验室等大院大所，累计惠及约1.2万人。这种“以房引才、以房惠企”的模式，明确将住房资源转化为支持特定产业和科研机构的发展工具。

因此，从国家政策趋势的角度看，深圳人才住房政策的“先行性”并不体现在目标上的超越，而体现在功能实现路径上的前置探索。它预示着，在知识经济和创新驱动发展阶段，住房政策将越来越难以被限定为单纯的民生政策，而是不可避免地演变为连接人口、空间与创新体系的关键制度节点。例如，深圳市宝安区在面向人才配售新城华苑项目时，将申请人分为四个优先级队列，从国家级领军人才、海外A类人才，到地方级领军人才、后备级人才，再到区级高层次人才和博士，设置了从无户籍限制到需累计缴纳社保2年不等的阶梯式申请条件。这种体系化的设计，确保了住房资源能精准匹配不同能级人才的安居需求，服务于整体人才生态的构建。深圳的实践，实际上为国家层面未来进一步重塑住房政策的功能定位，提供了一种可供观察和检验的地方样本。

1. 优化城市资本配置效率

一个城市人才住房政策的强度与其资本配置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内在机制在于，高技能人才与资本之间存在强烈的“互补效应”。当人才因住房保障而稳定聚集，会产生两方面积极影响：一方面，人才的创新活动会自然催生大量新的、高回报的投资机会（如新的技术路线、商业模式），从而引导社会资本从产能过剩或低回报的传统领域，主动流向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高成长性新兴产业。另一方面，人才的知识和技能能够显著提升资本的使用效能，使得等量的物质资本投入能产生更高的产出。这种现象在深圳等以创新为主导的沿海大城市中效果尤为突出。例如，在深圳龙华区的某数字经济人才社区，由于稳定集聚了一批算法工程师和产品经理，不仅吸引了多家风投基金设立驻点，还带动周边旧工业区改造为研发办公空间的资本投入，实现了区域整体资产价值和资本生产力的跃升。

2. 提高数字创新创业活跃度

人才住房政策能有效提升数字人才的集聚密度，而这正是点燃数字创新创业之火的关键。数字经济的创新具有高度的知识外溢性和网络协同性。当程序员、算法专家、产品经理等数字人才因居住在同一社区而产生频繁的线下交流时，将极大地促进非编码知识的传播、跨界想法的碰撞和初期创业团队的快速组建。这种“午餐效应”和“走廊效应”极大地降低了创新创业的信息成本与信任成本。深圳南山区科技园附近的多个“人才房+孵化器”综合体，已成为著名的“创业苗圃”，其内部形成的紧密社群和合作网络，本身就是一种宝贵的、难以复制的创新资产。

综上所述，优质的人才住房政策，实际上扮演了同时优化“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两大核心要素配置的双重角色。它通过解决人才的后顾之忧，间接提高了社会资本的流动方向准确性和使用效率，从而在宏观经济层面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结语

从青年人才入住新居的微观场景切入，我们洞察到的是一场关乎超大城市未来发展范式的前瞻性布局。深圳的人才住房政策演进史，是一部从“为人才提供住房”到“为城市创造未来”的战略跃迁史。它精准地回应了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时代命题，将住房这一传统民生领域，创新性地转化为汇聚高端要素、催化创新反应、提升资本效能的关键支点。

透过两会话语体系的变迁，我们看到了地方政策与国家战略的同频共振与特色探索；通过与全国整体框架的对比，我们辨识出深圳作为改革前沿的差异化路径与深层逻辑。展望前路，人才住房政策必将与深圳的产业集群结合得更为紧密，其形态将更多元（如国际人才社区、跨界创新聚落），其运营将更智能（基于大数据的需求匹配与社群服务），其金融支持将更丰富（探索可持续的投融资模式）。其最终愿景，是构建一个 “人才近悦远来、创新蔚然成风、资本如鱼得水” 的一流创新生态。在各大城市竞逐高质量发展新优势的赛道上，深圳正在用一套系统性的“人才安居兴业”解决方案，铺设一条通往未来的坚实轨道。这不仅是深圳的答案，也为所有追求创新驱动的城市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战略思考范本。

—  参考文献  —

李言, 毛丰付. (2026). 人才型住房政策与数字创新创业活跃度. 经济与管理, 40(01), 19-28.

孙献贞, 毛丰付, 李言. (2025). “抢人大战”能否优化城市资本配置效率？来自人才型住房政策的经验证据.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42(09), 10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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