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这座百年墟市神秘消失,却奇迹般重生为全球最独特街道

明清时期的中国大地上，曾散布着约3万个热闹的墟市，像星星一样繁多，又像晨露一样易逝。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已在历史长河中湮没无痕，连名字都未留下。

东和墟是其中幸运的一个。它曾被一场台风从沙头角的海岸线上彻底抹去。然而，这片曾经商贾云集、见证了客家人百年奋斗的土地，却从未真正“死去”。

它的故事被1870年传教士韦永福写在书信里，被县志族谱记载，也被英国档案馆的老照片定格。更令人惊叹的是，它的生命以另一种戏剧性的形式得到了延续——那道因它而生的边境线，最终孕育出了全球独一无二的一条街——中英街。

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个墟市的神奇故事。

历史照片：1898年，由英国摄影师拍摄的沙头角的墟市，英国国家档案馆藏

01

沙头角，客家人来了

故事要从更早的时候说起。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初开。一道政策的口子，往往就是无数人命运的转折点。一群客家人，扶老携幼，顺着这道口子，来到了当时还一片荒凉的沙头角。

他们看到的是什么景象呢？一个浅浅的海湾，梧桐山的溪水在此入海，年复一年，冲刷下大量泥沙，堆积成一道绵延的、高不过十米的沙质丘陵——这就是“沙头角”名字里“沙头”的由来。

最初拓荒很艰难，却也充满生命力。从1700年的四百余人，到1825年的七千多人，这片土地在百余年间浸透一茬一茬客家人的汗水。地不够了，客家人开始了持续数十年、堪称壮举的填海工程。据学者统计，他们硬生生用双手填出了约420亩耕地和100亩盐田。

然而，比土地更硬的，是看不见的壁垒。

“耕读传家”是刻在客家人骨子里的信仰。可当地早先定居的广府人，牢牢把持着参加科举考试的“学籍”，将后来者拒之于阶层上升的门外。这是一场关乎子孙前途的无声战争。

这场“学籍之争”打了整整两代人。它残酷，却也意外地锻造了沙头角客家人的共同体意识与组织能力。到了1820年代，一批通过科举或积累财富而崛起的“士绅”出现了。他们不再满足于只是深圳墟的附庸，看着财富通过墟市交易源源不断流出自己的土地。

一个念头，像种子一样在这群领袖心中扎了根：

“我们得有自己的墟市！”

这不仅是经济算计，更是一个族群政治成熟、想要掌握自己命运的宣言。

历史照片：1898年，由英国摄影师拍摄的沙头角海，英国国家档案馆藏 

02

东和墟，这样建成了

建墟的动议，在沙头角45个村落组成的“十约”联盟中酝酿。一个关键人物走上了前台：南涌村的陈协进（1792-1864）。历史没有留下他的画像，但族谱里的寥寥数笔，勾勒出一个有魄力、善协调的领导者形象。“他把所有十约的人召集起来并征得他们同意”——要知道，让45个村庄的利益达成一致，在任何时代都是巨大的难题。

墟市选址，选在了那片新填海而成的土地上。这很聪明：一张白纸，好画蓝图，没有历史产权纠纷。一座桥跨过沙头角河，将墟市与背后的村落血脉相连。

大约在1840年前后，东和墟建成了。

它是什么模样？多亏了一位叫韦永福的巴色会传教士，他在1853年像个测绘员一样，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字记录。

墟市不大，方正正，总面积约一万平方米，差不多一个半标准足球场。四周有城墙，设了上东门、下东门、上西门、下西门四个城门——听名字就透着朴实和直接。城里就三条主街：上街、下街（也叫正大街），再加一条旧街。街宽仅四米多，按今天的标准，勉强算个巷子。

可就在这方寸之间，生活沸腾着。1853年，城里挤着72家店铺。上街29间，下街32间，旧街11间。店铺是典型的客家样式：单层，前铺后宅，中间用个小天井隔开。白天，所有门板卸下，通风采光，货物就那么敞亮地摆着。

卖什么呢？稻米、芋头、番薯；刚上岸的鲜海鱼、咸鱼；本地晒的海盐；荔枝、龙眼、沙梨；甚至还有山里打来的野鸡、山猪。空气里混杂着海腥味、水果香和药材的苦味。

墟市里最好的建筑不是商铺，而是后来的东和学校。到了1920年代，这所学校已经有留学美国的老师教英文和体育，有广州毕业的先生教新知识。它是客家人“耕读传家”理想，在墟市里结出的一颗实实在在的果实。

东和墟，就这样成了沙头角的心脏。每天，货物从上东门运进，人声鼎沸，交易昼夜不息。

03

突如其来，这里天地变色

如果故事一直这么平静发展下去，东和墟或许会成为又一个繁盛百年、然后默默老去的普通墟市。但历史，在1898年，对它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签署，新界被租予英国。勘界官员沿着沙头角河、穿过田野村庄，竖起界碑。东和墟，连同它所在的沙头角，被这根冰冷的线，一分为二。

一夜之间，天地变色。原本同村同族的乡亲，隔成了“华界”与“英界”。最直接、最疼痛的冲击来自商业：港界的乡民到华界的东和墟买完日常用品，回去时竟要缴纳关税。

荒谬感催生了反抗。1906年，墟市发起了罢市。矛盾愈演愈烈，甚至发生了乡民抢劫海关站的事件。官方档案里冰冷的“盗匪劫掠”四字背后，是普通人被扭曲的日常与积压的愤懑？

老百姓有老百姓的智慧。硬扛不成，那就绕着走。于是，一个聪明的办法出现了：既然在墟市里交易要交税，那我们把店铺直接建在边界线上，岂不是两全其美？

渐渐的，在东和墟市场旁边，沿那条干涸的河道，新的店铺像藤蔓一样生长出来。这条后来被称作“中英街”的街道，其最初的胚胎，竟源于对不合理关税的一次次民间规避。

边界带来了伤痛，也意外地凿开了一扇“窗户”。

几乎是一瞬间，这个海边小镇被扯进了现代化的快车道。899年，电报线拉进来了；1900年，电话接通了。而最大的震撼来自1912年4月1日——一条从粉岭通来的窄轨铁路连接到了沙头角。很多乡民是这辈子第一次见到“火车”这个钢铁怪物。

人口结构也变了。海关员、英国士兵、香港警察，这些带着不同消费习惯的“外来者”涌入。墟市里破天荒地出现了西式理发店、烤面包店、专门的酒庄，当然，也催生了服务于这些人的赌馆、烟馆和妓院。

东和墟，这个传统的客家墟市，在时代的洪流中，痛苦而被动地品尝着“现代”的滋味。它成了一块矛盾的活化石：既是中国近代史的一道醒目伤疤，也是西方现代化技术进入中国的一个微小入口。

1912年，行进在粉岭到沙头角支线上的火车 

1912年，粉岭到沙头角支线上石涌凹附近回车道 

04

台风来袭，墟市被毁了 

繁华之下，暗流早已涌动。

1925年省港大罢工后，跨境往来受阻，商业活动更集中地向边界那条新兴的“中英街”转移。同时，香港新界新建的公路网，逐渐取代了沙头角作为交通枢纽的部分功能。

东和墟，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到1935年，往日的喧哗褪去，只剩下寥寥几家当铺、造船厂和烟馆，在空旷的街道上守着最后的时光。

1937年9月1日，农历七月二十七。一场后世称为“丁丑风灾”的超级台风，正面袭击珠江口。沙栏吓村的老人吴马生，在数十年后回忆起那天，恐惧依然清晰：“大风把船从岸边吹到石涌凹的山边，沙头角有数十间店铺塌下，整个沙头角有数十人死了。”

对于建在海边低地的东和墟，这无异于灭顶之灾。狂风、暴雨加上风暴潮，将这座百年墟市的木质房屋、砖石城墙像玩具一样摧毁。风灾过后，随之而来的瘟疫（据回忆是处理不及的死猪引发）又给了劫后余生的人们沉重一击。

墟市，彻底毁了。 残垣断壁很快被清理，土地归于平静。仿佛一场大梦，了无痕迹。

唯一留下来的，是一口井。

那口开凿于康熙年间、滋养了最早迁徙至此的吴氏家族和后来整个墟市的古井。它见过最热闹的时辰：天蒙蒙亮，“担水婆”们就排队打水，扁担咯吱作响，沿街叫卖；它也经历了最寂寥的时刻：风雨过后，墟市成墟，只剩它孤零零地留在原地，井水依旧清澈，映照着一角不变的天空。

这口井，成了东和墟存在过的、唯一确凿的物理证据。

05

向死而生，中英街诞生了  

故事讲到这里，似乎该以一声叹息结束了。一座墟市，从无到有，从盛到衰，最终湮灭，这是无数中国传统市镇的共同命运。

但东和墟的故事，偏偏在这里拐了个弯。

摧毁它肉身的那场台风，并没有吹散它积聚百年的“势能”。它作为沙头角地区商业中心的功能，早在风灾前十几年，就已经开始向旁边那条因边界而生的“中英街”转移。东和墟的商户、顾客、交易习惯、甚至那份对跨境贸易的深刻理解，都像种子一样，被移植到了这条新街上。

于是，一种奇特的“生命传承”发生了。

东和墟死了，但中英街活了，而且活得举世瞩目。那条因躲避关税而萌芽的小道，在后来特殊的历史时期，演化成“一街两制”的独特存在，见证了无数风雨，也成为全球化时代一个意味深长的符号。

可以说，中英街就是东和墟另一种形式的“永生”。

从这个角度看，东和墟从未真正消失。

东和墟的一生，短暂而浓缩：从1840年代到1937年，不过百年。可这百年，恰好是中国从古代踏入近代、经历最深重苦难与最剧烈变革的百年。它就像一个被命运精心挑选的样本。

今天，当我们站在那口仅存的古井边，你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声。那里面有填海造地的号子，有集市开张的爆竹声，有火车进站的汽笛，有台风来袭的呜咽，最后，都归于宁静。

这宁静之下，是一条街的生生不息，和一座墟市穿越时空的、低语般的不朽传说。

沙栏吓村连接中英街以西村道（沙栏吓村 供图） 

2005年，挂满了历史老照片的中英街。资料照片